2019年军工投资的关键变量是EPS

———专访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副所长、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冯福章

Weekly on Stocks - - 面对面 - 本刊记者 尹振茂

前三年军工已经跌得比较多了, 2016、2017、2018都在杀估值。因此,考虑到行业的稳健增长属性,至少短期看,估值已经不是2019年需要关心的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估值不会像前几年那样成为军工板块首要担心的问题。现在来看,经过这么多年的长周期和深幅度的调整之后,问题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了。2019军工投资的关键变量是EPS,相对来说,海军装备更有机会。

军工是主题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行业,但从安信证券最近三年的年度策略报告来看,冯福章更侧重于从基本面来研判投资机会,淡化主题性投资机会。2017年冯福章提出“军工板块机会与陷阱并存,整体机会仍不大”的观点,获得了当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军工行业第一名。

自2007年进入证券行业,冯福章就一直从事机械和军工行业研究,其提出的“武器装备建设+军工体制改革”二维军工研究框架获得不少职业投资人的认可。

本周一,《红周刊》记者在上海国投大厦专访了冯福章,在其二维军工研究框架下,他深入剖析了2019年军工投资的关键变量和具体机会。

二维军工研究框架详解

《红周刊》:能否详细介绍下您的方法论体系,也就是您首创的二维军 工研究框架?现在越来越多投资者认可这个研究框架。

冯福章:我们是从2013、2014年开始初步形成一个二维军工研究框架体系,这几年也还在进一步完善。

所谓“二维”,即武器装备建设和军工体制改革。

第一个维度即武器装备建设,是从安全形势出发,安全形势比较紧张,国家为应对这种情况就要改变国防战略,增加军费投入。

在这样的前提下,就看军费的增长率,以及军费的主要投入方向和哪些领域投入的增幅比较大,哪些领域的绝对额比较大,去找主要的武器装备的重点投资领域。实际上,重点武器装备领域的型号研制、定型、列装、购买等整个市场空间的采购计划,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是看这个领域军费是否在增加,或者说军费的绝对额是否比较大,因为如果绝对额比较大,即使没有增加,它也可以在内部细分领域之间切换,这样也是有很多增长。

另一方面,就是看有没有重点型号取得突破,如歼20、运20这样的新型号取得突破,或者有没有一些重点技术取得突破,像航空发动机等各方面。

基于此,一般来说,远洋海军装备、战略空军装备、信息化装备这三个方向可能是最重要的。

投资在增加,需求在增长,技术在 取得突破,信息化在取得进展,这些才能说明这是军工的重点领域。它会影响行业的增速,包括收入增速和利润增速,影响相关上市公司的EPS(每股收益)。它是偏向于基本面,主要是考察武器装备相关领域的量价变化,包括毛利率、净利率、盈利水平的变化。

第二个维度即军工体制改革,它是从经济形势出发。

军工一直是比较封闭的计划性行业,是以销定产、订单驱动的行业。但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跟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环节,别的领域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军工行业还是计划性的。

但改革不那么容易,要一步步来。之前进行的多次改革,都有一些阶段性的进展,但现在很多领域集中性地出现了需要改革的一些问题。这些改革如果进展得快,就能够改善和提高行业的经营效率,提高净利率,甚至可能会改变市场对这个板块的预期,提升板块的估值水平。如果改得比较慢,低于预期,市场对板块的估值水平可能就会下降,这是负面影响。

2019年军工投资的关键变量是EPS

《红周刊》:在资本市场为何军工板块长期享有高估值?目前的估值是否合理,未来估值中枢是否会进一步下移?

冯福章:军工板块的高估值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既有历史性和国际属性,也有专有属性等其他多方面因素。

所谓“历史性”,是因为军工板块过去多年的估值一直较高,指望板块估值一下子从50倍调整到10倍不现实。

第二,美国军工股估值也比大盘要高一些,比如以前美国大盘整体估值10倍左右时,军工股大概是13倍的估值。

第三,从专用设备属性来看,军工是一个细分的、有自己专门的特定客户的行业。虽然也有少量的进口和出口,但它的主要客户甚至唯一客户还是200万人民解放军。专用设备相当于是根据客户的需要来专门定制,多品种、小批量,价格水平要比通用设备高,毛利率和净利率也因此高一些。因此,二级市场给的市盈率一般也相对更高。不仅是军工,机械行业的细分领域也是这样。

第四,因为军工领域有很多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可能现在上市公司的估值显得比较高,但实际上大家预期的是它体外的一些资产注入。

以上这四个是军工板块高估值的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从2015年10月至今,军工股的估值比以前下降了很多。

从当前来看,2019年不用太拘泥于估值。从具体数据来看,2018年军工板块的动态市盈率是41倍。因为2019年行业净利润可能能够增长20%左右,所以对于2019年来说,只有30倍出头的市盈率。而且,在军工板块内部也 有分化,很多公司的估值可能只有20倍或20倍出头,PEG接近于1,这个估值水平还可以。

《红周刊》:未来军工板块是否会像2018年下半年的医药板块那样,因为某种原因而持续杀估值?

冯福章:这个问题很关键,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

我们之所以敢于提出2016年、2017年军工板块机会不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估值比较高。

一方面,军工的估值水平不会永远那么高,这在过去三年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这三年跌得非常多了,估值下降了百分之四五十。另一方面,从2019年这个短期机会来看,前三年军工已经跌得比较多了 ,2016、2017、2018都在杀估值。

因此,考虑到行业的稳健增长属性,至少短期看,估值已经不是2019年需要关心的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估值不会像前几年那样成为军工板块首要担心的问题。现在来看,经过这么多年的长周期和深幅度的调整之后,问题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了。像民参军的很多公司,PE只有十几倍;有些国有零部件公司,2019年20倍出头的市盈率,这种估值水平不算高,因为它的增速也有20%左右,就是PEG是1。即使不把它当军工企业只当做普通制造业看,也理所应当享受这样的PE水平。

《红周刊》:那您认为影响2019年军工投资的关键变量是什么?冯福章:是EPS(每股收益)。军工行业是稳健增长的,随着订单的增长行业收入也在增长,虽然毛利率可能还会下降,但因为费用率下降更多,所以净利率在提高,也就是说净利润增长有可能超过收入增长。通俗地说,就是订单带动收入增长,然后带动净利润的增长,这是2019年投资 军工的主逻辑,而不是靠估值水平的提升。

“重组牛”淡出“、业绩牛”稀少

《红周刊》:军工是主题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行业,但从你们最近三年的年度策略报告来看,似乎更侧重从基本面来研判投资机会,比较淡化主题性投资机会,这是基于何种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军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正越来越从“主题概念”向“价值投资”转换?

冯福章:在过去几年,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一直劝说市场不要去搞那些主题,不要去搞一些概念投资。甚至有时,二级市场还给军工领域强加一些东西,比如期待战争或局势紧张,然后去炒军工,或者炒一些军工的资产证券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很多年前军工股市值比较小的时候,这几年把精力放在这方面的投资者都损失比较惨重。

实际上,军工股有它自己的投资逻辑,就是行业增长相对比较稳健,这是比较重要的。虽然过去估值偏高,但实际上它也在理性回归。所以,从过去来看, 2016年、2017年我认为都不能去搞军工,我们报告里面是明确这么写的。至于那些事件性机会、主题性机会,我们更是建议大家保持冷静。

至少从机构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坚持基本面,坚持行业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投资逻辑,不能去炒那些主题,更何况军工搞基本面的东西就已经够了。而且,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在30个行业中,军工收益率排在前1/3,也还可以。但是在2016年和2017年,明显就不能去投资军工,估值都比较高,有虚高成分,业绩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那两年军工的投资收益率排名也是在非常靠后的位置,

说是在那时。我挺幸运,入行就进了有价值投资理念并有实际调研的要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选股标准的公司,让我有了比较扎实的从业基础。

穿越周期的牛股面面观

《红周刊》:后来到了东方马拉松,对您有哪些改变?

李明:泓湖和东方马拉松都是价值投资。不过理念有区别,钟兆民总也有实业经验,对于集中长期持股(有感觉),做波段少。这让我对价值投资的理解和操作的细节,有“在路上”的这种深入。认识到投资需要年头积累,一方面要去思考,一方面要去经历,然后揉进整个投资体系。

在东方马拉松没有权威,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钟兆民总甚至要求必须有不同的意见。同事讨论经常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激发了我更深度去思考和走访。

《红周刊》:您在总结一家好公司时,它的主要特点都有哪些?

李明:我觉得好公司,第一战略要清晰,第二要聚焦,第三执行力要强。战略清晰是公司衡量外部环境、市场机会和自身的能力,并以此找到公司定位。聚焦是如果公司在某个阶段发展成功后,不能随便多元化。执行力强是把公司战略做深做透,并把第一线的信息有效反馈给战略制定者。

好公司的衡量是多方的,战略,团队等,但最后都体现在ROE(净资产收益率)水平要高。就是企业投入的资源和创造的回报。我们只选大概三四个行业,三四个领域,其他的就不看。这也跟我们的所谓的选择战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我们大概10个人的投研 团队,你不可能像券商那样所有行业都研究。

《红周刊》:你们选取的ROE水平是什么样的?

李明:我们第一条线拉上去20%,你可能拉出很多公司,先看那20%的。ROE也有注水成分,不过如果注水都达不到这个数那可能就不看了。

《红周刊》: ROE这个比例你会跟它产品的市占率进行一个比较吗?

李明:没有直接比,市占率其实是一个发展过程,就是ROE体现了一个叫作“强”,市占率体现了一个叫作“大”,我觉得先是“强”然后才是“大”。或者说有的是很大,但是你ROE没有,那对股东来讲没价值。我不要那种没有回报的“大”,因为有一些企业、一类型的企业追求大,而不是追求有利润。

《红周刊》:这是财务上,还有别的什么条件去衡量公司吗?

李明:我们会想各种办法去接触上市公司,可能和员工接触,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参加季报年报的交流会,然后我们还会对行业里面比如说对它们团队的这种评价。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每一个行业研究员都成为行业专家,对行业里的产品特点和孰强孰弱有清晰判断。

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尽量去了解公司,比如业内调查、产业链研究,简单来说是“三个三”,就是对产业上中下游每个环节都找三个调研对象,相当于人力资源中对员工的360度考评,这才能对公司或行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某一个点很关键,但又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我们再去做专项的研究。那么我们可能会用亲戚朋友,甚至用第三方去找相应的专家去学习、去了解。

《红周刊》:你会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变了?

李明:两个,一是公司产品有没有竞争力,这决定公司财务表现。二是看行业的生命周期。当行业结束了、成熟了就意味着没有增长了。

如何去平衡长期持股和市场波动

《红周刊》:你怎么理解长期持股的?

李明:我们内部就一句话,“以股东的心态来做投资,分享企业家创造的价值,为客户去获取绝对收益”。股东的心态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的,我们并不把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作为进进出出的手段,长期做股东才能赚钱。股票值是企业家创造的,而不是通过交易。一家好的公司是可以让所有的人共赢的,因为它产生更多的价值。

《红周刊》:绝对收益是否意味着严格的回撤管理?

李明:这是二级市场永恒的话题。波动实际上是类似于信号里的噪音,噪音会是什么呢?它长期下来累计值是零。就是说我们首先不以完全回避波动为第一目标,而是首先要选对一个好的公司,然后有市值的成长空间,我觉得这是长期做绝对收益的一个基础。

其次,因为波动或者回撤,多是因为高估导致价值偏离,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能够衡量偏离的程度。这样衡量要做的也很简单,随着它不断地高估,我们可以减持。

《红周刊》:所以你们防止回撤的方式,还是看基本面。

李明:对,就是它高估到一定程度,看不懂了,这钱就不赚了。不要用波动造成的回撤去掩盖你本质可能选股的错误。(下转第 21 页)

苹果短期内虽然面临一些困境,但护城河依然足够宽广。这不仅在于其iOS系统和App Store上建立的独特体验以及产生的极大的用户黏性,而且在手机领域把最核心的零部件和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不断提升手机的差异性。

2019年开年,苹果扔出一枚地雷,其CEO库克在首个交易日盘后下调了2019年一季度营收预期,直接导致次日股价大跌9.96%,带动美科技股股价下行。近日,苹果对渠道价格进行调整,在华手机产品“全线”降价的消息更是引发市场热议。总市值由10月初的万亿美元演变至今约7300亿美元左右,苹果在2018年四季度经历了“至暗时刻”。

聚焦苹果热点事件,本周《红周刊》特邀请崇尚基本面投资、长期跟踪苹果公司并对其商业模式有深入研究的投资人原炜,以及专注美科技股投资的某跨国科技公司研发经理程飞进行解读。在他们看来,苹果短期内虽然面临一些困境,但公司的护城河依然足够宽广。原炜表示,苹果真正的护城河在于其iOS系统和App Store上建立的独特体验以及产生的极大的用户黏性。而在程飞看来,苹果在手机领域把最核心的零部件和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不断提升手机的差异性,是其最大的护城河。

苹果护城河牢固

《红周刊》:苹果将收入下调原因归为iPhone在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销售 增速放缓,以及比预计要少的手机升级换代。对此解释,你们怎么看?

原炜: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表现下滑,我觉得主要有这几个因素:首先,受中国整体经济在2018年下滑的影响,消费者的口袋有所缩水。其次,苹果新手机没有显著提高用户体验,导致现有用户换机动力不足,这反过来也说明苹果旧手机的使用体验还是可以的。第三,苹果最有差异性的服务,比如通过iTunes订阅音乐等在中国用户中使用很少,因此对中国的用户黏性相对于国外用户要小很多。与此同时,苹果的中国竞争对手华为、OPPO、VIVO等中国手机厂商不断打磨安卓系统,给中国用户提供了更本地化更贴心的服务和功能,这使得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上遇到了更大竞争挑战。最后,新一代苹果手机定价过高,体验又没有革命性的提升。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消费者对苹果手机的需求仍然看不到饱和,市场潜力依旧巨大。

程飞:苹果此次下调预测,跟之前给的业绩指引相比确实差的太多,所以股价反应很激烈。当然,背后还有很多别的原因,而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创新不足。跟以前的手机相比,苹果新出的手机在价格大幅提高的同时,新增加的东西太少了,很难说服消费者花那么大的价格去换机。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苹果的换机周期并不像以前那么长,因为苹果手机已经很成熟,加上质量很好,以前一般两年一个换机潮,现在可能需要三四年,原有的周期性不太明显了。 另外,以前大家两年换机的很大原因是电池用到两年左右就不太好用了,但在苹果推出换电池计划后,实际也延迟了用户换机的期待。当然,经济放缓也是一个因素,但相比来说影响较弱。

《红周刊》:有人说,苹果业绩的不及预期与其面向大众消费级智能手机市场的单一主营结构有关,是这样吗?

原炜:我不认为单一主营结构一定是坏事,商业多元化在理论上似乎能抵抗更多的风险,但在实际商业实践中基本没有几个成功的。相反,聚焦主营是绝大多数商业成功的关键,比如国内的茅台、格力、海康等。聚焦极少数主营产品在产品研发、维护、采购、成本、销售等方面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事实上,苹果公司在乔布斯时代就是因其大刀阔斧地精简产品线,陆续推出iMac、iPod、iPhone这样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产品,从而使苹果获得了伟大复兴。

单一主营背后最大的风险当然是主营不行了,但这个风险对苹果目前而言根本不是个问题。首先,当前iPhone的确是苹果营收中的主营,如果这个主营不行的话,当然会给苹果整体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目前还远远看不到iPhone的销售市场瓶颈,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智能手机的需求仍是长期的,这是个很长的雪道,而苹果又占据了其中最厚的雪道,在高端手机的市场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其次,在除了iPhone的其他产品和服务上,苹果也在持续发力,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了19%的年增幅。对于苹果来说,我觉得长期维持单一营收结构是不会导致这个科技巨头由盛

转衰的,只有失去了创新才会。

《红周刊》:苹果在大众消费级市场面临众多对手,而且对手在持续缩小与其之间差距。苹果有转型之忧吗?

原炜:苹果手机的销售是在高端市场,从数据上看并没有看到对手在持续缩小与苹果的差距。在统计机构Conuterpoint的统计中,售价超过400美元的手机都可以纳入到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从整体上来看,苹果在高端机市场占据了47%的份额,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苹果和三星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特别是苹果手机,47%的市场份额接近华为的四倍,后者仅有12%。在400~600美元的智能手机中,三星优势最大,市场份额达到25%,其次是苹果和华为,在市场份额上分别是21%和17%,在800美元以上,苹果以79%的优势傲视群雄,几乎没有可以一较高下的竞争对手。因此,苹果整体受到的对手竞争压力并不明显,对手们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此消彼长,比如中国手机厂商的崛起带来的是给三星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不是苹果。

《红周刊》:苹果真正的护城河在哪里?从目前其股价表现看,苹果的护城河宽度是否已经变窄?

原炜:我认为苹果真正的护城河在于其iOS系统和App Store,在iOS系统上构建的各种服务给用户提供了独特的体验,产生了极大的用户黏性,而App Store则构建了庞大的开发生态,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在这个平台上不断创新,持续给苹果用户提供各种服务,苹果不仅不用为这些开发者付工资,反而可以从这些开发者的产品销售中分得一杯羹,简直不要太爽。

程飞:手机最重要的几个部件,包括手机运行的CPU、通信用的基带芯 片、屏幕等等,是最重要的,其他一些非核心的部件可以用第三方供应商的。苹果的策略是把最核心的东西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不断提升手机的差异性,这是苹果最大的护城河。

对比小米和华为,就手机而言,小米的问题在于没有太多自己核心的技术,它之前也有计划说推出松果芯片,但现在也不了了之。据我所知,松果芯片没有太多应用在手机上,主要还是靠高通去提供它的GPU和基带。华为至少有自己的芯片和基带,而且大规模应用在了手机上,也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而苹果在手机上就是不断把一些核心的东西拿回来,比如它最新的处理器A12,就是自己设计,台积电代工的,从性能上看远远超过高通这个系列的芯片。苹果最大的特点在于软件、硬件都是自己一手掌控的,所以整个系统很流畅,可以说在芯片这一块苹果已经是比较领先的。另外,以前苹果一直受到诟病的地方是信号不太好,它用的是Intel的基带芯片,之所以没有用高通的,是因为不想受制于高通。苹果的保密文化也使得外界看不到太多的讯息,但通过一些消息还是可以看到,它在设计自己的基带芯片,只不过没有完全设计出来之前用Intel作为一个过渡性方案。

苹果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红周刊》:苹果和高通的专利战可能使得苹果的5G进展受挫,在5G即将走向商用的浪潮下,苹果会错失5G网络第一波红利吗?

原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苹果的确很可能会晚于竞争对手推出5G手机。最早一拨5G手机可能会在2019年中期左右推出,而苹果5G手机估计要到2020年才会推出,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5G商用网络要在2020年之后才会规模性部署。此外,5G的杀手级应用现在还看不到或远未成熟,因此2019年原本购买iPhone的用户会为了尝鲜5G而去转买其他品牌手机的可能性并不会很大。其实,苹果通常也是一直会等到通讯网络更成熟和普及更广泛时才推出设备的。当年第一款iPhone推出时,采用的是较旧的2G EDGE技术,而更快的3G网络当时已经开始在美国推出了。同样,第一款4G LTE手机是于2011年推出,而苹果则是等到第二年才增加LTE支持的。所以,就苹果习惯来看,其不会第一拨推出5G手机的,因此远远谈不上会失去多少“红利”。

《红周刊》:目前“云”和AI的赛道竞争激烈,业界将之定位为后移动时代新的增长点,不过,苹果并没有像其他科技巨头一样布局,为什么?

程飞:其实苹果很早就提出了“云”的概念,它们一直有iCloud,但它的基因不一样,苹果所做的云服务,更多的是面向普通消费者客户的。事实上,苹果的产品、业务基本上就没有面向商业客户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创建,它的基因、文化、产品全都是跟消费者相关的,这也能理解为什么苹果没有往现在比较火的公有云上做扩展,因为它没有这个基因,而且现在去做肯定已经晚了。至于AI,苹果也一直都有布局,结合它的产品来看,比如Siri以及其他的处理器,都会有AI的计算,事实上,AI是每个巨头都会布局的,只是方式不太一样而已,是需要结合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来做。

《红周刊》:苹果遇到创新瓶颈了吗?为何近年来质疑声不断?

原炜:苹果的创新脱离不了时代的创新节奏,划时代的创新总是需要全社会知识和时间的积累,那种期待

苹果能两三年出一个划时代创新是不切实际的,目前还找不到足够多证据去证明苹果创新遭遇到瓶颈。

程飞:对于手机这个品类来讲,现在确实到了创新瓶颈期,但在我看来,如果真的会有下一代计算设备出来,我相信苹果还是会有很大的机会抢到先机。因为苹果基本上把控了全球最顶尖的电子类供应链,它的触角伸得很广,而且苹果有很多专利储备,所以不太可能凭空地冒出一个苹果完全不知道的新的计算设备。

当然,从成长性的角度来看,苹果肯定是不太高的,市场对它也不是作为成长股进行的估值,尤其是巴菲特入股以后,市场相当于重新认识了苹果,把它作为现金流充沛的永续经营的消费型公司进行估值,而不是作为科技公司。对于苹果而言,一旦其守不住基础盘,则构建在基础盘上的永续经营或者消费品牌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而且,电子消费品和其他消费品还有些不一样,比如茅台酒,用户喜好的 上接第 18页)回看历史,很多好公司在经历了2007年、2015年波动,很快就能够有持续的上涨、创新高。我们要找到就是所谓这种穿越周期的牛股,这样的股票在这种特别疯狂的市场上可以看到它的明显效果。

《红周刊》:基本面的因素是主导,不过中间的这种波动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回避掉的。

李明:是的,那我们可能尽量在不相关的一些行业多找一些好公司,做一个公司的合理组合,风险的分散化。客观的说,大的系统风险很难完全回避,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值多少钱,有没有高估,我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是可以回避掉一 迁移会非常缓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经历时代的变迁,而电子消费品更新换代是很快的。当然,若从估值角度看,苹果估值现在确实很低,后续可以继续观察其业绩回升方面的问题。

《红周刊》:苹果的股东结构中,主要股东为机构投资者,而这些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高,退出难度不大,有观点认为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绑架”了苹果进行长期利益考虑的诉求,苹果虽有大量现金流,但更多的是分红或者回购,而不是进行颠覆、冒险的行为,或开展研发,这样对苹果长期发展并不利。

原炜:首先,要厘清到底是持股比例高退出难度大的股东对公司的制约大,还是持股比例低退出容易的股东对公司的制约大的问题,对此,我觉得应该是前者。苹果聚焦自己的主业,不乱花钱,不盲目投资,这其实是个可贵的品质。苹果的研发占收入比例一直在个位数,但是这个比例从2012年以 些回撤风险的。

《红周刊》:价值投资知易行难,在中国价值投资的求索者依然是小众。

李明:巴菲特理念或者说价值投资,在美国可以成功在中国也可以成功,虽然A股是有一些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但它总体上对企业价值的反映还是有效的,这是我整体的一个判断基础。在私募圈子有长期持有格力电器和长城汽车的,收益非常好。

价值投资需要对行业、企业等下很多很多功夫。如果某一点做不到位,你会发现价值投资行不通,或者说你认为你看懂了实际可能是看错了。

这一点对客户的选择也很重要, 来一直是在增加中,由期初的2.2%提升至5.3%以上。同时,随着销售的增长,研发投入的绝对值也在持续增加。伴随着这些研发投入,这些年苹果赚取的利润逐年增加,市值也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之一,成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商业公司之一。

苹果在拥有大笔现金的时候不乱花钱,在股价低估的时候进行回购,仅从这些方面来看,是不能得出苹果长期发展受到损害结论的。

程飞:不同公司的投资群体是不一样的,对于成长股投资者而言,他们肯定不赞成公司拿出这么多现金进行分红或者回购,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分红和回购应该是受到欢迎的。事实上,对于苹果这么大体量的公司来说,很难找到能够拉动业绩成长的新业务,一棵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对于苹果来说,1万亿美元市值再往上走也是比较艰难的,除非把汽车业务做成类似iPhone这样的品类,但这也是不容易的。 想赚快钱的资金我们不要。花几个小时去做客户沟通,可市场一波动客户就焦躁了。

《红周刊》:现在公司产品的仓位大概有多少?

李明:我们的仓位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好的公司还没有走到头,所以有波动也愿意忍受。仓位高,主要和我们对个股的判断有关系。

《红周刊》:市场喜欢讨论底部盘整处在哪个阶段,您觉得当前是处在底部的中期还是中后期?

李明:这个很难说,我觉得从行业或者企业的基本面来讲,可能是在中期。最根本的还是看企业的盈利趋势,只有向上了,最坏的日子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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