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交往法案”:悬在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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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进入第二年后,中美关系出现险恶之势。美国祭出232调查、301调查,气势汹汹地对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试图以此减少正常经贸关系产生的贸易逆差。然而,凶险之势远不止于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新挑衅才是对中美关系基石的侵蚀。

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多项法案,其中包括一项仅从名称就足以挑动两岸所有中国人神经的法案——“与台湾交往法案”。这是继1979年中美建交之际美国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后,第二个以“台湾”命名的专项法律。

和美国很多冗长的法律相比, “与台湾交往法案”很短促,仅有三页多一点,具有实质意义的核心内容更短。该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表述如下:

“政策声明:以下内容应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政策:

(1)允许美国政府所有层级的官员,包括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内阁级官员、将级军官及其他行政部门官员赴台,会见对口的台湾官员;

(2)在对其尊严给予恰如其分尊重的前提下,允许台湾高级别官员进入美国,并会见国务院、国防部及其他内阁机构的美国官员;

(3)鼓励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台湾在美设立的其他机构开展活动,包括举办有美国国会议员、联邦/州/ 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台湾任何高官参加的各种活动。”

寥寥数语,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

自1949年以来,台湾问题就一直是横亘在中美之间、具有“否决权”的关键议题。中美建交前后,三个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公报一定程度上妥善处理了台湾问题。在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里明确将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定性为非官方、民间性质。按照这一定性,美台官员之间不能进行任何形式、任何层级的往来。

“与台湾交往法案”显然试图通过推动美台军政官员之间的双向往来,以法律形式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改变美台关系的性质。按照上面的条款,不但美国官员可以去台湾“洽谈公事”,台湾官员也可以去美国;不但行政官员可以会谈,军事将领、国防官员也可以;不但低级官员可以会谈,最高级别的官员也可以。这些条款倘若彻底付诸实施,例如美国邀请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或者美国总统登上台湾岛,美台就完全不是“非官方关系”,而几乎是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指出,“与台湾交往法案”形同打破《与台湾关系法》中“人民对人民”交流的定义,而拉到 官方层级。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陆委会前副主委黄介正则表示,美台断交以来美国长期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具体内涵是“一法三公报”,即《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改变了政策框架,美国的一中政策已经迈向“两法三公报”。

“与台湾交往法案”刚刚成法,美台一些人士就急不可耐地提出落实该法的细则、路线图。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领衔的“2049计划”抛出题为“大变局中的美台关系: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报告,认为美台官方目前的交流层级和节奏根本不够、应该予以升级。为此,“美国民主选举产生的最高级别的官员都应该与其在台湾的对口同事机制性地、定期接触”,美国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近期应赴台进行年度会晤,内阁级别的官员要机制性地访台,甚至特朗普和蔡英文“应寻找机会、进行会晤”。

在岛内,台前驻美官员林正二在《自由时报》撰文呼吁“善用‘与台湾交往法案’、提升台美关系”,具体提出七项主张,包括通过与美国智库、外交和国安机构合办研讨会,为台湾外事、防务、经济部门负责人赴美搭建平台,促成其访问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并参观军事设施。马英九时期的台驻美机构负责人沈吕巡更结合近期可能事件,依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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