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被一系列难题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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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塞西执政地位稳固,但要引领埃及实现长远发展绝不轻松。其中,发展经济是埃及实现国家复兴的重中之重。尽管塞西政府推出的多项经改措施效果初显,但其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仍严重仰赖外援和国际借贷,长远来看恐难以为继。说到底,埃及经济不振是长期结构性问题与“阿拉伯之春”后出现的新问题叠加的结果。

上世纪70年代,萨达特政府实施开放的经济政策,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埃及,埃及逐步形成了侨汇、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过境税和旅游四大创汇行业,一度为埃及带来丰厚收入,埃及也逐步由实体经济转向地租经济。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油价下跌及地区战乱等因素导致埃及外汇收入遭受严重冲击。在实体经济难以担当、地租经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埃及经济开始陷入困境。上世纪90年代起,穆巴拉克政府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国有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用“生产性开放”代替萨达特时期的“消费性开放”。但埃及经济并未因此振兴,穆巴拉克借改革之名行“商业侍从主义”之实,埃及不仅未能形 成“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国家经济反而逐渐被跨国资本集团和小部分权贵把持,沦为投机者的天堂。与此同时,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多投资短平快的非生产性行业,导致埃及实体经济进一步萎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停滞。埃及民族工业和农业日益衰落,工业制品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而2008年金融危机又给了脆弱的埃及经济严重一击,最终导致2011年革命的爆发。

塞西政府虽然遏制了经济持续恶化的态势,甚至使埃及经济重回良性发展轨道,但其改革迄今尚未触及根本问题(即实体经济衰落和过度依赖地租经济),仍在以恢复地租经济为主要手段来提振经济,如投资油气产业、增加运河收入、提升旅游形象等。埃及通过大举借债投资的一系列大项目固然能够拉动就业、刺激建材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但无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埃及实体经济根基过于薄弱,严重缺乏主体产业。比如棉纺业本是埃及的强势工业,但随着棉纺业新技术发展以及国际棉业竞争加剧,埃及棉业未能适应这一新趋势,逐渐走向衰落,著名的埃及长绒棉种植面积也大幅减少。总的来看,若无法振兴实体经济,埃及就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实现工业品和粮食的 进口替代,难以摆脱固有的经济脆弱性,必然只能继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依附角色。

此外,军队也是埃及未来经济改革的一大障碍。自纳赛尔时代起,军方就作为一支具有超强组织能力的力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为埃及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后,为应对埃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军方不仅致力于恢复国家政治秩序、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还为防止埃及经济崩溃发挥了直接作用。军人出身的塞西上台后,军方权力进一步膨胀,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也进一步延伸,有估测称,军队经济在埃及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军方主导了一系列旨在带动就业、缓解社会压力的大规模工程建设项目,比如仅用一年就完成了原定工期三年的苏伊士运河拓宽工程,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军队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军方掌握着大量国家资源,军队企业享有免税待遇,依靠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可以轻易取得生产许可、竞标合同,成本低廉的军方产品与民间产品相比也具有巨大价格优势,挤压了非军方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阻碍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导致埃及缺乏良性市场竞争机制。埃及当前迫切需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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