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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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大国战略竞争将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关切,将中国、俄罗斯列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为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美国战略学界及政府明确提出要仿照里根政府时期的对苏政策和策略,对中国实施竞争战略,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更为严峻的挑战。

自去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与中、俄的关系日益趋紧。美俄围绕“俄干预美大选”、叙利亚战争、网络安全等问题持续角力。同时,中美关系紧张和对立也不断升级,经贸领域格外显眼。

面对美国与中俄等国对抗的不断升级,一些学者及媒体纷纷联想到了冷战。美国最新一期《国家利益》杂志更是以《美国对阵中俄:欢迎来到第二次冷战》作为封面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几年里,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之间的“冷和平”已变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同样也变得越来越对立。“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冷和平已经结束。第二次冷战已经到来。”文章还指出,“第二次冷战”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第一次冷战”,不仅对立双方基本相同,相互对立的同盟体系、激烈的军备竞赛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竞争,是两次冷战 共同的主要内容。

以新的冷战来概括当前美国与中、俄关系的现状明显有失偏颇,不仅忽视了大国之间共同合作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现实,也否定了中美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个类比无疑异常深刻而警醒地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的一个严峻现实,即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和升级。

宣布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不仅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更具有明确的战略和政策含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美国将更多地基于“零和思维”,发展和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谋求仅仅于己有利的相对收益,而不是“双赢”结果。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指出:“这些大国竞争要求美国重新考虑过去20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与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它们吸收进入国际组织和全球商业,将把它们转变成为温和的行为者和可依赖的伙伴。多半而言,这个假定被证明是错误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在长期激烈的大国竞争中胜出,美国将对中国等主要战略对手实施竞争战略。对美国来说,竞争战略绝非泛泛而论的与其他大国进行竞争的战略,而是具有明确而特定的含义,并因其在冷战中击败苏联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而为美国诸多战略学者及政府官员所推崇。

自古以来,战略竞争就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也是世界历史演进的重要主题。大国战略竞争的历史久远,而且竞争战略的成败也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但真正将竞争战略系统化、理论化的是美国。

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将当时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流行的竞争战略概念引入大国战略竞争。基于长期的美苏军力平衡分析,马歇尔提出美苏将处于长期的战略竞争状态,为了赢得两国战略竞争的胜利,美国必须制定与苏联进行长期竞争的计划并确立积极的目标;应积极发挥美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发现和利用苏联的弱点集中发力,以牵引和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还应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和利用竞争优势,以增加苏联的竞争成本,从而在长期竞争中战胜对手。由于马歇尔长期供职于美国防部,此时马歇尔的竞争战略主要集中于美苏军备竞争领域,“聚焦于如何在和平时期使用潜在的军事力量,即军事力量的发展、建设、部署和展示,来塑造竞争对手的选择,以有利于己方战略目标的实现”,“通过系统、长期的战略竞争规划,使得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能够更加高效、更有效果,从而能够提升美国及其朋友和盟国的威慑力和安全。”基于竞争战略的思维,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对苏实施“抵消战略”。1986年,时任美国防部长温伯格进一步加大对苏联实施竞争战略的力度,不仅在国防部建立了实施竞争战略专门机构,并积极推动将竞争战略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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