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峰会重启:历史在呼唤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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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8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将访问日本,并参加5月9日在那里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这对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后,三国领导人年度会议被搁置,仅在2015年11月举行了一次。因此,此次东京会议能否成功举行,已不再是简单地检验三国领导人年度会议机制是否能够重回常态化进程,而是要检验在经历了领土争议、历史问题、安全困境等诸多问题的考验之后,东亚三国能否重新站在新起点、新高度和新未来的时光门槛上,重启东亚合作进程的“新时代”!

2018年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年度会议十周年。

最早的三国领导人会议源于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1999年,首届10+3领导人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开启了东亚区域首脑峰会的历史篇章。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了三国领导人的早餐会,开启了三国在10+3框架内的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2002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都会举行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在日本福冈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 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同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从2009到2012年间,三国领导人会议在切实推进三国合作、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商业关系的法制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2009年10月,第二次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的方向。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情况下,第四次会议在东京举行,该次会议主要拓展了三国在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2年5月,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二是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此举标志着三国政府的五年谈判终于结出硕果。与此同时,还发表了《北京宣言》,该宣言也成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增强三国合作的重要政治文件。随后,中日韩“亚洲校园”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随着东亚地缘政治议题的日趋复杂化和尖锐化,三国领导人的年度会议机制也遭遇了搁浅的考验。2012年9月中日围绕钓鱼岛在日本被“国有化”而引发的争议和韩日间独岛(竹岛)问题的发酵,严重危及三国合作机制。2013年和2014年的三国领导人 会议陷入停滞。2015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六次三国领导人会晤,却是形式大于内容,三国领导人合影时严肃的神态恐怕是这届峰会留给媒体最深的印象。客观上来说,当时三方都没有做好必要的政治和政策准备来重启三国合作机制。

2016年由于韩国国内政治危机、2017年因为时间仓促和准备不充分,三国领导人会议又两度失之交臂。

2018年3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表示,愿意积极考虑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气氛中,利用参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机会访问日本。李克强同时指出,在安倍首相多次表示邀请他访问日本之后,“中国对日本有所期待”:如果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小阳春”,就要防止变成“倒春寒”。

确实,这次有了比前三年更好的条件和准备。首先,中日、韩日、中韩这三组双边关系都有了明显改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近年进展顺利,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磋商也开始重新恢复。尤其是2018年2月东海发生伊朗桑吉轮严重失火漏油事件之后,中日谈判、磋商《海上联合搜救协定》的现实需求和政治意愿显著提升。钓鱼岛僵局虽然没有根本突破,但改善和推进中日关系已经成为双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共识。韩日方面,文在寅政府宣布接受和延续2014年制订的《韩日慰安妇协定》,在朝核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对话与协调增强,这些都给日韩关系注入新的政治活力。而中韩关系随着2017年12月文在寅总统访华有所改善,“萨德”问题也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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