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精神引领规范下的中日关系实践

——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之时

World Affairs - - 中国周边 - 文/杨伯江

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以条约形式确认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这不仅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法律程序的最后完成,更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中日缔约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意义重大,也给当时尚在冷战笼罩下的亚太地区及世界战略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中日关系在过去40年里跌宕起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里风波不断,但总体上两条线是守住的,一条是和平相处的底线,一条是经济合作的基调,并且在不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40年来,两国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合作进展。

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拓展双多边发展空间

这集中体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21世纪初,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领导人互访中断,直至2006年10月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开启“破冰之旅”。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能源、环境、气候等全球性议题增多;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大国双边关系加速并轨多边网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迅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日关系面临新局面,合作面临新机遇。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康夫一道重新定位、定向中日关系,签署了《中日 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未来志向型”新政治文件将主要篇幅用于阐述加强相互合作的内容,依据新形势,确立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两国关系的未来。

声明宣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中日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明确“中日关系对两国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庄严使命”。双方确认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相约“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最终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

2008年的联合声明带有鲜明的时代感,使条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含有两国“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的内容,2008年的声明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对中日关系的定位更富于全球视野。双方确认,1972年恢复邦交的声明、1978年的和约及1998年的宣言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要继续恪守;在此基础上,要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同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国际格局多极化等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共同积极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挑战。声明第四条(“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第六条(“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既继承和约反霸条款的原则精 神,又进一步将中日双边关系与世界相联系。

把握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深化合作新机遇

这集中体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20年之后,现代生产力跨国界扩张势头愈发强劲,中日合作成为全球化浪潮在东亚、亚太地区的典型体现,成为地区网络型经济与产业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面对中国全面崛起态势,日方战略焦虑感上升,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产生认知与行为偏差,表现出以“互惠”绑架中日关系的倾向。继2012年日方非法“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日关系新一轮恶化后,同年底再次执政的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侵略未定论”,否认从军慰安妇等战时罪行,并于2013年年底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方先是否认中日曾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后又坚持不存在主权争议、没有谈判余地的“两不”立场。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曾推行“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大亚洲”构想,这次上台伊始,先是提出“民主安保菱形”构想,后又多方介入南海问题。这些都导致中日之间“增进政治互信”成为空谈,两国关系距离“战略互惠”目标渐行渐远。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原本为安倍2006年访华时最先提出,并得到中方赞同。根据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构建“战略互惠关系”,首先是基于“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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