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民主党崛起:“北欧模式”衰败的信号?

World Affairs - - 世界态势 - 文/董一凡

9月9日,瑞典举行了议会大选,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以17.6%的支持率斩获62个席位,使其在议会内第三大党的地位更为牢固。瑞典民主党的进一步崛起,可以说是整个北欧政治变化的缩影:民族主义的保守思潮正随着欧洲经济、难民和移民、内外安全形势等方面的多重危机而回归北欧政坛。这种趋势使得北欧崇尚共识、协商的政治氛围发生微妙变化,分歧和相互指责的一面将更为凸显。

“北欧模式”的形成

北欧五国虽然在地缘、文化及国情上有较大差异,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近似之处。北欧国家均为多党制,各国中左和中右两大政党与执政小伙伴之间的规模与实力相差并不悬殊,都没有单独组阁执政的资本。中左或中右大党牵头,三四个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是北欧国家的常态,同时联合政府内各党之间在政策主张上相互合作、支持与妥协的空间也较大。

这种政治生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历史上,北欧的议会制政体主要是通过君主与民众达成共识或是以全民公投等和平方式完成的,这也形成了北欧政治妥协、共议、共识的基本文化。二战结束后,北欧国家迎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反思资本主义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对立及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声音不断高涨的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北欧国家开始建设“北欧模式”:高就业率、高税收及高财政开支;支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完 整社会保障体系;工会与雇主协商待遇;公共部门雇员比重较高;等等。在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同时,北欧在社会福利支出、劳动保障乃至性别平等等领域的发展水平也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高度领先的位置。

由于民众生活富足且有高度保障,北欧国家的主要政治议程由经济发展转向更为后现代的层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引发关注,北欧逐渐出现了绿党等专注环境问题的政党,在议会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20世纪80年代后瑞典社民党等传统中左翼大党也将环保议题吸纳到党纲内,促进绿色、节能、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北欧的政治正确,并带动北欧国家的环保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此外,动物保护、支持同性恋等身份认同式议题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大,呼吁互联网自由下载资源的海盗党也在北欧国家议会争到了一席之地。因此,北欧国家在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塑造下,逐渐形成了以关注后现代多元议题、多党合作、善于协商等为特点的政治土壤。

极右翼政党影响力持续扩大

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严重冲击了欧洲经济的基本面,集中体现了全球化进程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加剧、资本肆无忌惮逐利、移民流动性增强等。北欧国家虽有“北欧模式”的保护,也未能在后危机的惊天巨浪中得以幸免。2009年,瑞典、 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的GDP分别萎缩5.2%、4.9%、8.3%、1.7%和6.8%。冰岛成为金融危机后首个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北欧唯一的欧元区国家芬兰在欧债危机造成2012年“二次衰退”后,连续三年经济萎缩。同时,北欧国家失业率也在金融危机后飙升,至2017年也未能回到危机前水平。瑞典的收入不公平程度在1965~2010年增加33%,增速为经合组织国家之首,宜家等瑞典跨国企业的掌门人为避开国内高额税收纷纷选择到国外定居。

从社会层面看,移民和难民问题使北欧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虽然自二战以来,北欧国家一直对移民和难民抱有包容的态度。然而,自2015年中东动荡造成欧洲难民危机以来,涌入北欧国家难民的数量飙升,仅2015年瑞典就接纳了16.2万名移民或难民,绝对数字在欧盟内仅次于德国,人均接纳数更是达到欧盟之首。在治安上,涉及难民或中东裔人群的恶性犯罪事件不断出现,瑞典在2017年紧随英国之后发生卡车撞人恐袭事件,北欧原有的稳定和安宁骤然破裂。在经济上,难民给北欧国家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可小觑,瑞典曾因避难所数量不足而租借豪华游艇供难民居住,日租金高达9.3万美元。这些向难民倾斜财政资源的做法,使得为福利制度缴纳高额税款的北欧民众大为不满。

金融危机、全球化及移民和难民问题使得北欧民众在生活中重新面临经济保障、社会安全以及跨文明冲突等曾经“远去的课题”,引发了重新加强国家对于上述问题治理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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