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制度设计

World Affairs - - 封面话题 - 文/曲德林

中日两国尽管在人口规模上有差异,进入老年社会的时间点上有差异,但在老龄化增速和人口构造变化上有很高的相似性。

日本早于中国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快于日本的态势。日本在养老社保体系和服务体系构筑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来讲是宝贵的和可以借鉴的。因此日本应对老龄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具体措施和经验教训,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国家,在养老理念和价值观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养老模式的交流上更有相容性。面对高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新的挑战,中日两国应该在高龄化产业中有关大数据、互联网、应用机械人等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开展共同研发和合作,一定会取得双赢的效果,造福于两国人民。

中国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复杂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趋势,发达国家早于发展中国家,日本早于中国。老龄化社会就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一定数值的社会。按照联合国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这个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老龄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而中国是老龄人口绝对数量最大的国家。按照联合国标准,日本已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日本已步入重度老龄化国家,总人口连续七年减少,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 例高达27.7%;在高龄者再就业政策下,65岁以上在职人员占全体在职人员的11.9%。

中国则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41亿人,占总人口17.3%。65岁及以上人口1.58亿人,占总人口11.4%。其中完全失能者1000万人以上。中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少儿人口(0〜14岁, 2.33亿,占总人口16.8%)。中国也是世界上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由于中国和日本在老龄化进程上有差异,政府对老龄化发展预期的认识和对策上也有不同。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对外开放、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进行,城乡已实现同质化,基本没有差别。1961年开始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70年代实施国民年金制度。在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时,日本已达到比较富裕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和退休金的社会保障体系。80年代之后陆续实施《老人福祉法》、《老人保健法》、退休者医疗制度及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使老龄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而中国在1949年后的发展进程是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社会长期呈现城乡二元结构,实施不同的社保体系。在计划生育政策下,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政府来养老”,到90年代的“政府帮养老”、再到进入21世纪后的“养老不能全靠政府”,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养老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自2010年放开二胎生育政策、2012年提出延迟退休政策以来,“自己来养老”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认识到对于社会养老问题政府只 能“兜底”(解决极端困难人群),而不可能“包揽”(负担整个社会)。中国是在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状态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政府的政策支持也不充分,城乡老人存在巨大差异,有工作与无工作的城镇老人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复杂,具有中国的国情特点。

中日养老社会保障体系

老龄化社会制度体系应该包括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国家应做好顶层设计,两个部分要相互支持。

中国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灵活的退休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的支持。2017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要使“多支柱、全覆盖、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构成覆盖全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目前仍存在养老保险法制不健全、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等诸多问题。

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城镇一老一小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成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体系。目前的医保工作向着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范围的方向努力。

目前中国的医保制度,在个人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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