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基础研究

World Affairs - - 好书过眼 - 文/张 骥(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中外人文交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已经逐渐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三大支柱。

人文交流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兴起,其意义尚未被充分认识。“人文交流”这一概念和实践的形成,本身就难以运用现成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予以解释,诸如“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价值观外交”“软权力”等等,即便具有中国实践含义的“人民外交”“对外宣传”等也不能概括甚至等同于“人文交流”。这些概念和理论,未能从本质上捕捉到中国这一不断成长的行为体对传统国际关系的超越、中国实践所具有的创新性,以及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认知。同时,虽然看似有历史传统可循,但其当代意义又并非是历史上中华文化与外部文化关系的简单映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变迁使得当代中外人文交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我们既不能懈怠于完全套用现有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等理论来解释人文交流,这实际上消解掉了人文交流对国际关系的创造性;同时也不能故步自封于中国话语和概念的自我解释与自我实现,而必须探寻人文交流所具有的普遍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使得相关概念和理论能够进行国际对话。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历史—文化”路径的单一归纳,仅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当代的人文交流。忽视人文交流的政治经济基础、忽视人文交流中政府的角色,与夸大其意识形态色彩、夸大其纯民间属性一样,都不能客观、准确和立体地来把握当代人文交流所具有的特征。

早在2013年,复旦大学就已积极对接国家对外战略的新需求,率先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学术和咨政研究,服务国家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订与推进,并积极参与中外人文交流事业。2014年、2015年复旦研究团队先后发布了《人文外交: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制度与实践》《构建人文外交新格局:中外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研究》两份专题报告,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政策咨询成果。复旦大学已逐渐成为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智库和研究基地。2017年教育部在全国设立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 心,其中一家即设在复旦。

实践的发展不断向理论研究提出新的命题。在当前中外人文交流的布局中,周边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为此,我们于2017年10月召开了“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本书即是在会议基础上形成的,反映我们对中外人文交流的最新思考。

第一个启示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创新发展。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并非一帆风顺,也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在东北亚地区,人文交流的发展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恰恰因此更加凸显了人文交流对于稳定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传统的文化纽带如何转化为今天构建“亲诚惠容”周边关系的动力与手段,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一个更为重要的启示在于,我们发展同欧美国家人文交流的方式并不能简单地照搬于周边。同样,发端于传统发达国家间关系或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公共外交”“文化外交”“价值观外交”“宗教外交”等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简单套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我们必须基于不同的国家特性、文化特性和双(多)边关系特性去构建和发展具体的人文交流路径与内容。

基于周边的这些思考,也促使我们继续深化人文交流基础理论的研究,本书专辟一部分进行讨论。对于传统文化与人文交流的复杂关系、人文交流内涵的泛化与误释、人文交流路径与内容的去单一化、人文交流在多边框架中的功能发挥等问题,本书提供了新的思考。

2017年下半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了下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方向和举措,对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我们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去回应当代中外人文交流实践中尚未解决,以及不断涌现的问题。当然,理论创新更需要我们基于自身的当代实践、文化传承与思想渊源去构筑当代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石,这一任务仍远未完成。

《人文化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张 骥 邢丽菊/主编2018年11月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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