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娄烦三教寺的前身与今世
李正佳 安宏业 程 群 郭 霞
摘 要：佛、道、儒三教在我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又相互矛盾，互相排斥，在山西娄烦却有一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北周三教合一的寺庙三教寺，这在全国实属罕见。其大雄宝殿莲花斗栱构建精致、
1400交织层迭、巧夺天工、争奇斗妍，全省稀有。娄烦三教寺历经 多年风雨沧桑，几年磨难，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关键词：古代建筑 三教合一 莲花斗栱 巧夺天工
释、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在全国并不多见，山西娄烦（古称楼烦）县的三教寺是规模较大的一
1400
座。它经历了 多年的几度辉煌，风霜风雪和几经死而复生，现位于太原市娄烦县城监河南岸的南山坡上，为太原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娄烦三教寺不仅建筑风格精美独特，对于欣赏和研究古代建筑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考证它的历史变迁，对于研究我国传统宗教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演变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关于娄烦三教寺的始建时间，保存至今立于寺院内的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重修寺庙碑记载：“娄烦在春秋晋隶地也，战国隶赵，后汉为九源县，北魏隶永安，代有寺庙，无三教一说。其说起于后周，像塑孔氏、佛氏、柱下史李氏，取其神道设教之义。隋大业中置娄烦郡，郡治左设三教寺。”因碑文中有“其说起于后周”的字样，当今有些研究者便按我国当代历史学家制定划分历史年代的概
（951960念，将其认为是唐宋之间五代期间的后周1000
年），距今 年多一些。有单位在文物普查资料中，也将其始建时间确定为“五代的后周”。但碑文中还有“隋大业中置楼烦郡，郡治左设三教
400寺”的字样，这就说明在比五代的后周早近 年的隋大业年间楼烦三教寺就已设在楼烦郡守衙门的左侧了。此时楼烦已为隋炀帝所设的楼烦郡，后来的唐高祖李渊正在任楼烦郡郡守。因此笔者认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重修楼烦三教寺碑文中所提“其说起于后周”所指“后周”，应该是隋代之前的，当代历史学家所划定历史年代的“南北朝 时期的北周”。因为清代乾隆年间的碑文撰写者可能是相对于春秋时期和之前的东西两周，将南北朝时期的北周认定为是“后周”了。这样楼烦三教
1400寺的始建时间应该是距今 多年南北朝时期的北周。
儒、佛、道三教都是在我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宗教，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所崇拜的教主和所主张的教义不同，长期以来又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统治者“崇佛灭道”或者“崇道灭佛”的事件。
娄烦三教合一的寺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正值佛教势力膨胀，在政治、经济上都对封建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之前楼烦属于北齐范围，北齐素有“禽兽王朝”之称，政权更迭频繁，君王荒淫无道，战乱频发，百姓民不聊生。建德六年（577
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北周灭北齐。当时齐佛风最盛，周武帝“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楼烦当时也是被灭佛之地。楼烦三教寺在这时出现：一者说明三教互为影响、互为渗透，逐渐融合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二者也体现了楼烦百姓不甘屈服强权，为了保护佛教，将其纳入儒、道庙中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据史志与碑石记载，这座庙宇到唐代因统治者信奉佛教，加之楼烦成为为皇帝饲养军马的“监牧地”和设置宪州之际，其时最为鼎盛。寺庙修行守庙人一直为佛教的和尚。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皇位，把君权与神权结合起来，从宋
太祖赵匡胤开始，崇道之风越演越神，宋哲宗赵煦元祐年间（1086-1094
年）娄烦三教寺在重修时被林道人改名为“熙真观”，观内住持也由佛教的和尚变成了道教的道士。金天会年间（1124-1135
年）进行过一次重修，一直到明代嘉靖皇帝扶持道教时期对庙宇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时时，仍为道士住持的熙真观。到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进行过一次补修，雍正丁巳年（1737
年）（原碑文有误，当年应为乾隆二年）有一位被称作“青阳罗公”的人将宝峰寺的一尊佛像移往熙真观内，同时供上孔子和太上老君的匾额。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四月楼烦巡检司王之镜组织人力物力再次重修，为佛、儒、道三教教主“造作金粧彩画”，并恢复三教寺名，由佛教僧人重新任寺庙住持。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娄烦境内的大部分古建筑都被日军焚烧，三教寺却幸免于
1958难。这座古老建筑一直完整保存到 年修建山西省最大水利工程“汾河水库”之前。如今六十岁 以上的老人都目睹过它的雄姿：全寺建筑面积约900
多平方米。大雄宝殿内供奉着三教的始祖释迦摩尼、太上老君和孔子的塑像。东西两侧是佛教的大佛殿、罗汉殿；道教的文昌庙，龙王庙和儒教的孔庙；庙宇的内部都有历代所塑的各种神佛像，神态高大清逸，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山门西侧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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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泥塑达 米之高，令人望而生畏。寺内最令人神往留步的是大雄宝殿，建筑气势宏大，走近如临山壁。全殿均为木结构建筑，梁柱粗大。屋顶镶嵌黄、绿、蓝三色琉璃瓦，屋脊插有吻麝。前庭的飞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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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组大型莲花斗栱构件精致，交织层迭，巧夺天工，如仙境中的异花争奇斗妍。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师的高超艺术。可惜，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保留历史文化资料的意识和相关的设备技术，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只有娄烦现今八旬老人张振华根据回忆印象绘制出当时三教寺外景的草图一幅，大致可以还原三教寺在建汾河水库之前的风貌（图一）。
1958 20
年，原娄烦镇全部迁于 里以外的今址。在当时“大跃进”的政治背景和国家经济困难及保护文物意识不强的氛围下，一千多年形成的所有古建筑和三教寺建筑与塑像全部被毁于一旦。值得庆幸的是唯有三教寺大雄宝殿用原材料，按原规模，原模样被迁建于新址。尽管当时干部群众是以给人民公社建大礼堂为名，但也使这一珍贵文物完整地得以保存。迁建中还有这样一段趣闻：当拆除旧莲花斗栱时，发现有木构件上现有古建筑师的墨迹留言：“若后人拆建重修，艺胜我者斗栱缺一，次我者多一。”果然，用全部原构件安装斗栱时，虽然众多工匠反复计议，也无法装到原
60数，最后只得多出一朵。但在上世纪 年代“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风浪中，这些莲花斗栱上的象鼻、龙头等艺术木雕均遭锯毁，只剩下被割后的平头。使精美的艺术品形象大为逊色（图二）。
1996
到 年，第一次搬迁后的楼烦三教寺大雄宝殿履行了近四十年大礼堂集会职责后，因年久失修遭致后墙倒塌，前庭倾斜，加之周围被现代化建筑阻塞，无法保护。1998
年底，经太原市文物局批准，太原市考古研究所设计复原图纸，再次用原材料，按原模样原规模进行了二次搬迁修复保护（图三）。三教寺新址位于娄烦县监河南岸的南山坡上。在迁建中笔者亲临现场，目睹过被拆迁卸下来的莲花斗栱木构件上古代建筑师留下的笔迹，
虽然没有见到与后人工匠比拟技艺的字样，但有“大明嘉靖二十二年，皇帝万岁”的笔迹，说明这些木构件来自明代的嘉靖年间。二次迁建后的娄烦三教寺大雄宝殿坐南朝
345北，硬山顶，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建筑面积 平
20 15 10方米，东西长 米，南北宽 米，顶高 米，气势宏大巍峨，全殿均为为木结构建筑，梁柱粗长，七凛梁架，檐下施三昂斗栱，各有补间斗栱一攒或三攒，45 15
度斜栱，共 攒，排列密集，交织层迭，巧夺天工，为山西省目前罕有（图四）。屋顶镶有各色琉璃瓦，屋脊插有吻麝。整个建筑为元明时代手法与特色。不仅大雄宝殿迁建如故，而且修建了山门、配殿、钟楼、鼓楼、戏台和塑像等寺庙建筑，总
5500 2300
占地面积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恢复了整个寺院的原貌，再现了娄烦历史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李国成《娄烦史话》，文物出版社，2008 年 3 月。2. 娄烦县志编委《娄烦县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年12月。
3. [唐] 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年 11 月。4. [唐]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97 年 12 月。
5. [宋]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 2 月。6. [元]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5 年 2 月。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文物技术中心）
四、敦煌壁画色彩构成的一些主观意向分析
在我国，绘画的基础不像西方那样，是以现实和科学为基础。我国绘画是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改进使其与文化呼应，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绘画表达方式。不像西方那样关注宇宙中的物质的形形色色，我国的绘画追求的是一种感情层面的满足、共鸣，并且可以将他们的这些共鸣作为他们进行绘画创造的依据。因此，敦煌壁画色彩构成，更加地倾向于人们的主观意向性，都能够把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化、经济的繁荣完美地展现出来。敦煌壁画在色彩的构成方面有着极大的突破，因为壁画中的一些颜色并没有在当时的现代生活中出现，但是运用到了壁画中之后，却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敦煌的壁画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人文的和谐、自然的乐趣，并不是局限于只是还原当时的色彩。
敦煌壁画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和精髓，彰显了我国历史发展时期的佛教艺术面貌。敦煌壁画依靠着它绚丽的色彩，能够很好地将壁画的美感和壁画中的华丽色彩显现出来，能够把当代 的文化、经济的繁荣完美地展现出来。敦煌壁画色彩构成，更加倾向于人们的主观意向性，其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人文的和谐、自然的乐趣。在我国当下，已研究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相对来说缺少一些专门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色彩构成的研究，本文通过介绍敦煌壁画中色彩风格的一些变化；敦煌壁画中色彩构成的一些调和方式比如对壁画线条分割的分析、对壁画重复手法的分析、对壁画的色调处理；敦煌壁画中色彩构成的一些对比方式比如补色对比、明度对比、纯度的对比以及敦煌壁画色彩构成的一些主观意向分析，让人们了解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更加热爱我国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文化。
参考文献
1.（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 樊锦诗《基于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管理与监测———以敦煌莫高窟为例》，《敦煌研究》2008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