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浑源窑镶嵌瓷谈起
田银梅
摘 要：中国镶嵌瓷考古出土、采集和传世的材料在以往就有可观的存在，但直至上世纪末浑源窑的大规模考古发现后才引起国内相关研究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的镶嵌瓷材料加以总结归类，对中国镶嵌瓷的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和推测。
关键词：浑源窑 镶嵌瓷 探讨
在中国陶瓷考古中，“镶嵌瓷”属于较为罕见装饰品种，在外观上相似于朝鲜半岛的某些瓷器。镶嵌工艺是瓷胎上用正锋刻划的方法，以粗而深的线条表现花纹图案，或是刮去局部表面，再以堆填粉料的工艺根据需求进行堆填，堆填粉料为化妆土制成，多为白色和赭色。之后将溢出的化妆土刮掉，使其较好地装饰在刻划或是刮掉的阴地纹中，将整个胎体进行素烧，罩釉之后再入窑烧制而成。一般常见为青釉镶嵌瓷，瓷器的釉下会显现出多种颜色的纹样装饰效果，这种装饰效果使得瓷器在拥有古朴器型的同时而又不失灵动。和这种镶嵌瓷同时出现的还有填彩瓷，以化妆土涂抹在胎体上，用刻、划、剔或戳印的方法做出花纹，然后将彩料填入花纹中。彩料与粉料通用，如在化妆土面上再用化妆土画花，此处的化妆土就体现了彩料的作用。狭义上来讲，镶嵌瓷为胎体装饰瓷，是主流，添彩瓷为其分支。但总体来说，在器物的制作中都存在镶嵌这个概念，核心技法一致，只是工艺发展方向和技艺拓展的个性体现而已。因此，两种装饰虽关系密切，但分属两种不同系统。
关于中国镶嵌瓷研究的材料，虽然其他一些地区通过学者们的研究调查发现也存在多种镶嵌技法制成的瓷器，但迄今为止通过科学考古发掘
[1]。本文拟从浑源出土实物的仅为山西浑源窑一处窑入手，同时适当结合其他较成熟的发现研究，对中国镶嵌瓷的起源地区、类型、技法、流行时代等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和推测。
一、浑源窑简介及其镶嵌瓷分析
浑源窑是山西重点瓷窑之一，窑址位于山西
8省大同市浑源县城以南约 公里处。地域上从大
5瓷窑、青瓷窑、界庄到古瓷窑。绵延约 公里。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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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年代以来，在冯先铭[2]、李知宴[3]等多名专家学者的多次实地调查中，发现浑源窑“创烧于唐，延续至金、元。浑源窑除烧造具有自身特点的黑釉剔花类瓷器外，还受北方其他瓷窑影响，烧仿定窑、钧窑、磁州窑的品种” [4]。收获不可谓不丰，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许多问题毕竟还仅是推测，始终没弄清楚浑源古瓷窑的历史面貌。199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对浑源窑进行调查并发掘，证明浑源窑从唐代至元代一直烧造，其中唐代的窑址有介庄大水床和古瓷窑，金代至元初的窑址有青
[5]。1999瓷窑，元代窑址有大瓷窑 年又对瓷窑进行
500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约 平方米，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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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窑炉 处。保存较完好者 处，发现窖泥、练泥、
[6]，发现大量匣钵、窑柱、垫饼、制坯、烘烤作坊两处模范等烧窑和装饰工具，大量各种类型的陶瓷标本，为研究浑源窑提供了更为丰富全面的实证资料。经过初步研究和发掘，发掘者认为在众多浑源窑的瓷器种类中以青瓷地位最高，所以当地有青瓷窑村这样以瓷为名的村子。“浑源窑青瓷在当时的烧造量较大，这可以从窑址废弃的瓷片中得到证实。其中镶嵌青瓷独占鳌头，体现了该窑最高的生产技术。碗、盘、枕、罐、瓶、盆、炉、瓮等日用器皿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甚至有作为其他器物装饰用的插嵌瓷板。” [7]
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窑址中有很多堆积起来的瓷质支珠，说明用支垫支珠的摞烧法是浑源窑镶嵌瓷的烧制方法，黑、白瓷器等也大多使用这种方法。盘、碗类瓷器由于支珠的使用在底部留下了
大量的支珠痕迹（图一）。而利用支钉来烧制的镶嵌瓷盘、碗等器物的底部内外基本都有四个支钉痕迹，甚至个别有更多的支钉痕迹（图二）。因此，镶嵌青瓷的烧造是更加讲究的。
镶嵌瓷主要有三种装饰手法：一、单一线嵌纹，出现频率最高，为主流装饰手法（图三）。二、组合纹饰，以剔划化妆土和线嵌纹相组合，出现在瓷枕、盘以及大型瓮类器物上（图四、图五）。三、剔划花纹饰（图六），这类瓷器以白彩填入剔刻处，而花叶的经脉处不填彩。
所以，可以看出浑源窑镶嵌瓷实属化妆土装饰技法，这种化妆土镶嵌装饰技法的视觉效果和磁州窑类型化妆土装饰技法是同一体系，十分相近，同时在宋金时期雁纹开始盛行，耀州窑和磁州窑多见，尤其是在磁州窑枕系列中最为常见，说明
[8]。浑源窑受磁州窑的影响是很大的
浑源窑镶嵌瓷的胎体断面较粗，有杂质，多是细小的石粒、黑色斑点与气孔等。胎体质地疏松，呈黄白色、灰色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颜色。镶嵌瓷釉色润泽，青中泛黄。在施单层釉的地方可透出深胎色，在施双层釉的地方色泽青黄。这类镶嵌青瓷中，除碗、盘类瓷器的口沿部存有化妆土未被清 除，还有少部分将化妆土剔划为纹饰的器物外，其他均不施化妆土[9]。
二、中国镶嵌瓷其他标本的发现及分类研究
1.
刻花嵌白彩这类瓷器是在胎体上刻划出装饰纹样后，在刻划处嵌入色料，以唐代黄堡窑生产的瓷器为代表，并将该类瓷器定名为———黑釉刻花填白彩（图七）。此种装饰手法透过釉层对胎骨进行剔刻，填入较薄的彩料，从而形成了彩料与釉色的色差，这种效果与施化妆土的白釉填彩相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撰的《唐代黄堡窑址》一书中对该类瓷器
16的记载为“数量不多，能复原的仅 件，但却是一个新的品种”，“器形有釜、灯、钵罐、执壶等”，基本为立式器物。装饰纹样有散点纹、卷草纹、折枝花、朵花纹和雁行纹等，以简单植物纹为主。典型器物有钵、执壶、壶、灯、罐等[10]。书中选取的标本均为黑釉瓷，其装饰以刻花嵌白彩为主。研究者认为这些瓷器的时代为晚唐，应在唐代会昌元年（愿源员
年）至天祐四年（怨园苑
年），这个推断可以在遗址的底层中得以证明。
2.
绞胎镶嵌以前中国学者研究镶嵌瓷较少，镶嵌瓷方面定义往往与高丽镶嵌器比照，从而造成了中国许多存在镶嵌技法瓷器的忽略，陷入了镶嵌瓷认识的误区。而实际上下述的绞胎镶嵌也是采用了镶嵌技法，应属宏观的镶嵌瓷体系。
绞胎镶嵌是先利用绞胎工艺制成镶嵌团块，能够形成菱形、五角形和圆形的团块，然后在事先留好的胎面上进行镶嵌，之后将辅助的填粉或装饰补在缝隙当中，通过修整最终形成变化多样色差明显的绞胎镶嵌瓷（图八）。而这种装饰手法多运用于瓷枕之上，多出土于河南郑州一带。在对黄冶窑遗址的发掘中体现明显。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逐渐减少，生活实用器占据主导地位，且工艺相对粗糙，也不讲究。但并不是没有精良的瓷器，如晚唐的黄釉器皿、白釉绿彩瓷和半绞胎瓷枕等，这
[11]。1975类瓷器是同期作品的上乘之作 年宁波义和路遗址出土有一枕也是此种类型（图九），为越
窑的产品，也属于晚唐时期[12]。林士民先生所著的《青瓷与越窑》一书中对越窑的绞胎技法的出现时间也定为晚唐[13]。由此看来，晚唐时期是制瓷工匠
在陶瓷胎体上进行创新变化的时期。
3.
戳印嵌粉这种工艺以绿釉或黄釉瓷为主，使用带有纹饰的模印工具在瓷胎的表面压印出来纹样，然后在凹槽中填入色料，边饰使用划花嵌粉工艺（图一茵）。绿釉戳印嵌粉瓷还融入了镶嵌绞胎团块的工艺，变化多样。此类器物集中出现在河南地区，出土数量也比较多，且基本是本地的窑口烧制，相关信息已有归纳整理。
4.
白釉剔地划花嵌粉此工艺需要剔除部分化妆土，使胎体裸露并在其上剔划纹饰，之后在凹槽中填嵌化妆粉彩,磨平上釉，再入窑烧制（图一一、图一二）。这种填嵌的化妆粉为白色，与胎体化妆粉颜色相同，烧出的效果都是白釉。胎色有褐色、酱色、黑色、青色等，与白色纹饰形成色差，以花叶纹为主题纹饰，边饰包括变形莲花纹、缠枝花和线纹。这种胎装饰瓷器器形以枕、瓶、盒、罐等为主，出土标本时代多为北宋初期，最晚到北宋中期，流行于河南地区。
5.
剔、划花填彩剔、划花填彩工艺流行于北宋初期，例如黑釉 剔花填彩、白釉剔划花填彩和珍珠地划花等。这类技法是在事先做好的化妆土层进行剔划填彩，彩有酱色、黑色以及赭色等。从瓷器表面观察较为光滑者是填彩处经过加工的，而粗糙不平的如剔、划或珍珠地未填粉料的产品，都属于镶嵌系列，但只能归于镶嵌的支流。其烧造范围广泛，在河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以及内蒙古赤峰等地曾大量烧制。直到金代晚期，甚至是元代都有这类工艺传承流行。
通过以上的分类总结中，隐约可以看出即使在镶嵌技法广泛存在的北方地区，内部还有不同类型的分区，其中黄堡窑以刻花嵌彩为主；河南地区类型丰富，存在胶胎镶嵌、戳印嵌粉、剔地划花嵌粉等。至于具体的情况，则有待于材料的丰富和进一步的研究。
三、关于中国镶嵌瓷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
通过上述一些材料的描述，我们可以基本看到有镶嵌瓷发掘出土或者采集到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地区：北方地区（黄堡窑、黄冶窑为代表）、雁北地区（浑源窑为代表）、江浙地带（越窑为代表）。雁北地区的浑源窑镶嵌青瓷通过发掘判断其
12时间上在金元时期，即大致在 世纪初始有烧造，北方地区上面介绍过基本都始出现于唐晚期。《中国陶瓷史》一书中，定窑系、磁州窑系等的定义中把当时山西较大的窑场基本都包括在内，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专家学者对这些窑口做过细致调查而后结合史料对其显著的工艺模仿作出的判断，
[14]。其中浑源窑的化妆土技法基本受传于磁州窑而江浙地区的越窑也推断在唐晚期。“越窑绞胎瓷器的出现，则表明在制胎工艺上进行装饰革新的努力……枕以蹲兽为座，枕面镂嵌褐色绞胎灵芝草。绞胎作装饰在越窑中不多见，显然是与北方绞胎工艺交流的结果。”[15]中国镶嵌技法的产生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
然而，既然江浙地区在唐晚期就受到了北方地区镶嵌技法的影响，是否暗含镶嵌技法在北方地区的出现还可更早一些？或许只是材料的暂时不足罢了。而且同样是唐晚期，越窑所受影响的是镶嵌技法中的绞胎类型，黄堡窑出土的则是黑釉剔花填白彩，两者在思路上有相同之处，但具体操作不同，同时在已采集的绞胎镶嵌瓷中，以河南地区占绝对优势，是否说明当时的镶嵌技法在不同
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技艺分支？现在看来，起始窑口的确定还是不现实的，这有待更详细的资料和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剔刻填彩，还是大概念上包括绞胎镶嵌的镶嵌技法，应该是首先出现在北方地区的。时间应该至少在唐晚期，或许随着材料的越来越丰富，时间上还会更早。
镶嵌瓷的工艺来源不见文献记载。任志录先生认为其直接工艺渊源则是唐代盛行的金银平脱镶嵌工艺，特别是漆器镶嵌螺钿和犀皮制作工艺，这些都属于立体装饰。这些工艺的基本做法都是在制好的器地上粘接金银、螺钿图案或“打捻”，然后在图案凸起处外一道道填漆，最后打磨，形成花
[16]。结合其他学者的一些猜测以及器物本色效果身的形象认识，瓷器镶嵌技法产生于金属镶嵌工艺这种说法基本是可信的。
上面已阐述的镶嵌瓷在中国现今基本上最早至少可上溯到唐代晚期。同时在浑源窑中发现的镶嵌瓷器，其时间上集中在金元时期，而再往下则基本不见此类材料。所以我们暂可定其流行时间上在晚唐到金元时期。
[1] [5]任志录、孟耀虎《浑源古瓷窑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 年 2 月 25 日第 1 版。
[2]冯先铭《山西浑源古瓷窑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3] 李知宴《山西省浑源县界庄窑》，《考古》1985 年第10 期。
[4]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 年1 月第一版，第 306~307 页。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界庄唐代瓷窑》，《考古》2002 年第 4 期。
[7]孟耀虎《山西浑源窑新发现的镶嵌青瓷》，《收藏界》2006 年第 8 期，第 79 页。
[8]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 年1 月第一版，第 306~307 页。
[9] 孟耀虎《山西浑源窑新发现的镶嵌青瓷》，《收藏界》2006 年第 8 期，第 81 页。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上册，文物出版社，1992 年。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2005 年，图 49、50。[12]《宁波文物集粹》，华夏出版社，1996 年，图 53。[13] 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12 月第一版，第 246~247 页。
[14] 刘毅《浑源窑镶嵌青瓷与朝鲜半岛相关瓷器品种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6 期，第 39 页。
[15] 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12 月第一版，247 页。
[16] 任志录《中国早期镶嵌瓷的考察》，《文物》2007年第 11 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