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本在中国新疆的情报活动
一
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的大变局。庞大的清王朝则在经历了百余年康乾盛世之后，开始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并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接连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无怪乎当时的学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
新疆在中国版图中战略地位险要，左宗棠曾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甘陕晋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从陆权的角度而言，要保中国之国家安全，则新疆首当其冲；而要窥伺中国内部秩序，新疆也自然成为一大关键之地。在清末，一方面，基于当时所谓科学浪潮下填补世界区域知识空白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列强不同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趁清政府治理松弛之际，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西方人在华特权，大批西方探险家和调查者涌入中国新疆地区，在各处展开探险调查活动。从总体上来说，列强在新疆的探险调查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在这之前，列强在当地的探险调查活动主要是由俄、英、法等国探险家主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位于新疆的古代佛教遗迹及遗物，其中就有著名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斯坦因、伯希和等。而随着日、美等国的崛起及其海外扩张活动的推进，两国的探险调查者也参与其中，并正好赶上了在中国西部考古盗宝的末班车。其中，日本在中国 新疆的探险调查与日本当时对外扩张的国策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9世纪80年代，日本就开始在中国新疆地区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西德二郎（ 1848 — 1912年）和小川又次（ 1848 — 1909年）。军人出身，后来转任外交官的西德二郎，于1880年
7月从俄国彼得堡出发，经俄属中亚，进入新疆伊犁，后经蒙古等地，于1881年4月回到日本东京，这段历时9个月的探险调查之旅涵盖了对当时日本而言尚属未知地域的俄属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1886年，以本次探险调查为主要内容的《中亚纪事》一书出版，书中记述了作者所经过地域的地形地貌、气候、民族、人口、物产、风俗等信息，尤其对当时中俄边疆地区的情况，从军事角度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这本书也是近代日本人最早勘察新疆的文献之一。
在多次考察中国的国情之后，1887年2月，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的小川又次起草了《清国征讨策案》，其中明确写道：“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养成忠勇果敢精神，经常取进取之术略，定巍然不动之国是，实乃维持和平之根本，伸张国威之基础……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于清国之可乘之机，乃欧洲或中亚战乱之时。现在磨刀以待时机，最为重要。”这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将中国作为“经略大陆”战略的主要目标，其趁周边或中国新疆混乱之际一举入侵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二
在19世纪后期以中国新疆地区佛教遗址和遗物为主要对象的探险考察浪潮中，日本可谓后来居上。在殖民主义“科学”风潮引领下，为探明佛教流传的具体路径，同时也为了顺应对外扩张的国策，以“文化”为号召，日本最早在中国新疆的系统探险考察活动主要由一批佛教徒引领。其中，大谷光瑞（ 1876 — 1948年）率领或派遣的探险队（后世俗称为“大谷探险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力量。
大谷光瑞为天皇内弟，曾为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早在1900年，仅仅25岁的他就远赴伦敦学习梵文，并从中了解到欧洲探险者在当时的中亚和中国新疆所发现的诸多古代佛教遗址及遗物，从而萌生了前往新疆进行考古调查的想法。而在随后的探险活动中，虽然大谷光瑞本人所直接从事的探险活动十分有限，但却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在中国新疆及中亚考察探险的象征。
大谷光瑞曾于1902年至1914年三次委派探险队前往新疆调查，其中首次探险队一行5人，包括当时年仅25岁的大谷本人。他们于1902年
8月从英国伦敦出发，经俄属中亚，越过帕尔米高原，抵达喀什，期间翻越了帖列克山口。大谷在他《帕米尔纪行》一文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9月14日上午6点起床。雪还是没停，四周都成了银色世界。由于昨夜的寒冷，帐篷旁边本来流动着的河流都结成了坚冰，冰下仅有一点积水。上午8点30分，从宿营地出发，继续前进。但道路完全被雪埋住，几乎无法辨认。幸好有几名吉尔吉斯人，在我们之前向山口走去，所以我们就踩着他们的脚印前进。昨晚我们已经用防寒服武装了自己，但现在袭来的寒风越来越猛烈，指头冻得就像断了一样。并且由于空气稀薄，昨晚都没睡好，没一人不感到头疼。马也是走一步喘一口气，呼出的气冻成了白雾，其艰苦之状可想而知。就这样爬呀、爬呀，到上午9点45分，终于登上了铁列克达坂的山顶。山口有一块牌子，上面用俄文写着：‘铁列克达坂3810米。’比日本的富士山约高90米。因此可以说，我们一行达到了今生从未体验过的高山 之巅。暂且驻马于山顶，远眺四方，只见映入眼帘的除了山还是山，连一棵树的影子也没有，一片荒凉至极的风景。”这是他第一次爬这么高的山岭，震撼极大。9月下旬，大谷一行抵达喀什，受到当地英、俄领事馆接待，24日参观喀什古城。他这样写道：“喀什城是《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疏勒国、疏勒城的故地。历代以来，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现有人口五六万，是中国新疆的一个大城市，从北京通来的电信线路到此为止。每天在这里集散的货物甚多。俄清银行在此设有分支机构，俄国设有总领事和武官，英国设有事务官。城里民居鳞次栉比，各种店铺相连，道路又窄又脏。居民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本地人，也有少数汉人。有多处市场买卖兴旺，异常热闹。在俄属中亚常见的带着‘恰德尔’的妇女，在这里却很少见到。通过亨得利克斯的翻译，我们购买了各种日用品。商品中主要是俄罗斯产品，由于路上的灰尘而被蒙上一层灰白。”到10月中旬，这支探险队一分为二，大谷光瑞与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继续西行，翻越喀喇昆仑山的明铁盖山口，前往英属印度；渡边哲信、崛贤雄则继续考察塔里木盆地内部的佛教遗迹。渡边哲信在《中亚古道上》一文中记述了探险中的一些趣闻，比如说在莎车所见的“泥土造的房子”：“为进行各种调查，在此逗留了两周，没想到因此而获得了观察土著人风俗的机会。我们住宿的这所房子，是玉孜巴什的家。玉孜巴什是百户长的意思。这一带土著人家的房子，大都是用泥土堆砌起来的，房顶是用一些细细的小木头搭起来的，上面盖了些泥，奇怪的是，周围一个窗子也没有。为了采光，仅在入口处的房顶上开了一个天窗。这
种泥房顶平时可用来晾晒东西，也是当地人晒太阳的地方。房子里面，是在泥土地面上铺上草席，再在其上铺上羊皮毡子，人就坐在那上面。”从1903年4月15日起，渡边哲信一行对克孜尔洞窟群进行细致探查，他详细记载到：“4月18日，崛忙于测量，我在参拜四面的佛洞，将其状态记下来。还剥取了佛洞的壁画。壁画是在洞壁的沙岩上涂了3厘米厚的粘土后再画上的，所以首先要把粘土里面的沙岩刮掉，然后再把粘土上的画面切割下来。如果急于求成，就会损伤画面……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渭干河由东向南弯曲的地段，凿于西南面的砂岩崖上，进而凿于其里面一条自北流来的小溪谷两岸。在这条溪谷的东岸，有面西的洞窟83个，西岸有73个，共约156个洞窟。由于毁坏严重，所以难以举出准确的数字。此外，后面的山谷还有15 — 18个洞窟，所以合计应是171 — 174个。可以想象，在佛教的隆盛时期，可能曾达200来个洞窟。”他们剥取壁画的举动无疑是可耻的盗宝行为，但这段记述也成为近代关于克孜尔千佛洞最早的科学记载。他俩之后又考察发掘了库木吐拉及其附近的一些遗址，之后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抵达当时的乌鲁木齐，最后经哈密、河西走廊、兰州、西安，从上海乘船，于1904年5月回到日本。
在这之后，大谷光瑞又组织了第二支中亚探险队，于1908年4月出发，其主要任务是搜寻残存的古代佛教典籍。该探险队由当时年仅18岁的橘瑞超、20岁的野村荣三郎组成。两人先后从日本京都出发，在上海登陆后，于北京 会合，经北方陆路，于9月下旬进入新疆， 10月
7日抵达准噶尔盆地东部的古城子（今奇台）。他们当月即开始发掘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收获不大，10月末抵达乌鲁木齐。11月起，野村荣三郎先行吐鲁番考察，并在当地官员陪同下，前往位于吐鲁番城东北部的木头沟柏孜克里克石窟，并在此获取不少佛教残卷、画像和佛像，并割取多幅精美壁画。橘瑞超于12月初抵达吐鲁番盆地，开始在高昌古城发掘。不久，大谷光瑞发来电报，指示停止发掘，命其火速前往楼兰，并汇去后续经费。两人分道而行，于12月下旬在库尔勒会面。1909年3月，橘瑞超沿塔里木河岸前行至若羌，准备前往斯文·赫定提供准确方位和相应信息的楼兰开始发掘工作，他本人也成为继斯文·赫定、亨廷顿和斯坦因之后第四个到达楼兰的外国探险家。在这里，他发掘出大批文物。有一天，在一座古塔的沙堆中，橘瑞超雇的民工挖出了一个揉在一起的纸团，他小心翼翼将其平展开来，原来这是写在四张纸上面的两封较完整书信的底稿，写信者署名“西域长史李柏”。橘瑞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文献的非凡价值，这就是后来震惊国际学术界的《李柏文书》，它为研究西域与西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文献支撑。1910年7月，两人在喀什会合，之后两人又分道，野村荣三郎护送获取的所有文物返回日本，橘瑞超则前往印度，与大谷光瑞见面。在这期间，《李柏文书》等文献引起西方学界轰动，橘瑞超受邀访问埃及、意大利、英国、瑞典等国，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结识。同年8月，橘瑞
超自伦敦启程，经俄国彼得堡，于当年10月抵达乌鲁木齐，之后再次进入吐鲁番、楼兰考察，所获无几，后因中国内地爆发辛亥革命，政局混乱，橘瑞超等人遂于1912年回国，留下吉川小一郎在吐鲁番继续进行探险调查工作。
第三支中亚探险队则以吉川小一郎为中心。吉川于1911年5月自日本出发，10月到达敦煌，在此与橘瑞超会合，之后吉川小一郎在吐鲁番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共获取数千件古代文物，之后前往库车、喀什、和田等地考察，直至1914年年初方离开中国新疆，7月回到日本。这次探险活动历时近四年，在这之后，由于大谷光瑞因财政亏空等原因离职，他所组织的主要以挖掘搜集佛教文物、文献为主的探险活动就此告终。
这些考察活动，除了在新疆所获取的文物之外，相关成员还留下了诸多关于探险考察经历的文献资料，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帕米尔纪行》《在中亚古道上》之外，还有橘瑞超的《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录》；渡边哲信的《西域旅行日记》《中亚探险谈》；崛贤雄的《西域旅行日记》；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的《天山纪行》《中国纪行》；本多惠隆的《入新疆日记》等。
三
随着日俄争夺中国东北进入白热化，为从西北部制衡俄国，日本开始在中国新疆进一步推进当地情报搜集工作。
1905年，日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二期毕业生林出贤次郎（ 1882 — 1970年）、石井久次、草政吉、三浦稔、樱井好孝返回日本，时任同文书院院长的根津一对他们作了如下的指示： “依照英国政府与我国外务省商议的结果，英国将向印度边境至新疆省西南部的喀什噶尔地区派遣调查员，而日本将向新疆省伊犁以及蒙古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方向派出调查员，用以调查外蒙、新疆的边境地区。外务省要求同文书院推荐五名可向这些地区派遣的青年，同文会也接受了这一要求。你们正好是五个人，不知是否有从军的意向前往这些地区？” 五人随后就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活动，其中以林出贤次郎在伊犁的考察活动成效最为显著。他受命前往新疆伊犁刺探情报，并先后探访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历时274天，后来在返回日本后向外务省提交了调查报告《清国新疆省伊犁地方视察复命书》，内容尤为详实。
他在这一调查报告中指出，当时的俄国正在全力经营新疆和蒙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基础性的工作，只待特定时机一举掌握实际控制权。而基于日本的战略需要，俄国对新疆的独占，必将成为导致巨大问题的根源，而如果俄国人控制了新疆，那么整个中国内地都将渐次落入其手。因此，“保全新疆的一条上策则是在此扶植除俄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值此之时，日本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援助者，参与他们的各种新事业的经营，让他们从日本购买各类机器，日本则教授使用机器的方法，或者直接成为使用者。由于从事各类事业，那么新疆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将会变得坚固，而且日本人在当地也可以经常注意俄国的行动，应付
俄国的行动……乘今日俄国的经营尚未充分而清朝的各种事业也正在筹划当中，将日本的势力扩张至此地，则实为可取之策”，并进一步指出，“伊犁将军着手修建新疆铁路，使之延伸至兰州方面。铁路从新疆经过安西向东南延展，在嘉峪关相连接，向西则到达中俄边境的伊犁及喀什噶尔。这些铁路在将来必将见到成效，从东亚至欧洲最近的道路当数从甘肃经新疆去往中亚的道路，历史上的千军万马往来于欧亚之间，或是大旅行家横贯欧亚，都必走天山南北两路的其中之一。另外，作为自古以来中国西域的商业通路而被使用，也完全是这天山南北两路。当新疆铁路完成之时，俄国必然企图将中俄两国间的铁路连接起来……俄国的铁路已经抵达了中俄边境，若新疆铁路与俄国的中亚铁路连接起来，那将成为欧亚交通方面最短的距离……一旦铁路连接完成，那么亚洲的物产将可以输入欧洲，而欧洲的货物也可以经过这一道路经中国中原后进入亚洲各地”，因此， “在如此重要之地，我国应当成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早着手各种事业，掌握其特权、巩固其基础，此为可取之策略。我国应当使中国官民在事业经营方面雇佣我日本人，购买我日本机器。我国应当担起责任，派遣优秀人才，永远采取经营新疆之策实为当务之急”。
正当林出贤次郎在新疆考察之时，来自日本军方的人员也开始进入中国新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日野强（ 1866 — 1920年）。他于1866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少年时代就读于县 立师范学校，一度担任小学教员。1886年，血气方刚的日野强走上从军之路，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不久升任中尉。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他被编入混成第九旅，随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并于1895年月7由大连返回。1897年，日野强晋升大尉，并出任台湾守备步兵中队长。1906年7月，日野强受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前往中国新疆进行情报搜集和调查活动。这一任务具有挑战性，绝大部分都需要他从头开始：“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人撰述的有关新疆的书籍全然不见，仅英俄两国人的著述中有少许资料散见于各处，但多是十几年前的情况，而且绝对谈不上丰富。尽管如此，除了以其为参考外，别无他途可走，所以不能不视为掌中之玉。将上述资料翻译过来，加以汇集，再借助想象和判断，总算朦胧地捕捉到十几年前的新疆的形象。”（日野强：《伊犁纪行》）他于同年9月7日离开东京，20日到达北京，其调查行动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在中国新疆境内逗留9个月之久，从1907年1月一直待到9月，从安西、哈密、吐鲁番，越过天山，抵达乌鲁木齐，后又前往伊犁。他回国后，出版了《伊犁纪行》，记述了他在中国新疆调查期间所经地域的都市、城镇、村庄、地质、气温、气候、物产、人口等情况，为日本军政界提供了大量关于新疆的信息，也成为了解20世纪初期中国新疆以及这一时期日本新疆探险史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
参考资料：
1.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 .[日]山本四郎：《关于小川又次草拟的〈清国征讨策案〉（ 1887）》，载《日本史研究》1964年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