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先行者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先行者，他和他的团队在短时间内将中国地质学提升到国际水平，使得这门学科在中国落地仅数年之后，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丁文江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除了在地质学方面的贡献，丁文江凭借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精力，还抵达了他那个时代多个其他学科领域的制高点。与他同时代的温源宁，形象地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今年是丁文江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这位英年早逝、身后寂寞的地质学大师。
眼光长远，为中国吸纳培养地质学人才
1887年4月，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1902年秋，他离开家乡东渡日本求学。两年后，受吴稚晖影响，他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名校求学。
1911年， 25岁的丁文江从欧洲学成归国。此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整整九年。他不再是当初的懵懂少年，而是一位怀揣地质学、动物学双学位，掌握了日、英、法、德多种外语，有着广阔国际视野的学术人才。
1913年，丁文江出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所谓的地质科，其实是个有名无实的科室。究其原因，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完全被外国人垄断。这些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军官、商人、地质学家，在中国进行了大范围的地质调查，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一方面，他们的调查研究为以后中国的地质调查事业储备了资料、铺垫了基础，但 另一方面，他们的调查研究也给中国带来了潜在的危机。
例如，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进行数年地质考察后，以其地质调查结果为依据，撰文向德国政府献策：“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不久，李希霍芬的建议被德国以军事行动付诸实施— 1897年，德国伺机出兵强租胶州湾并极力争夺山西的采矿权。德国的这一行动直接引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在华争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胶州湾被强租一事，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地质学的巨大作用，时人发出感慨：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丁文江入职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吸纳“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的地质学人才，并以他们为国之利器。然而，这个想法并不现实。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地质学人才，一般国民对地质学的重要性毫无认识，北京大学因为地质学招不到学生，竟不得不停办这门学科。
丁文江转而从培养地质人才做起。他从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即地质学系）借来图书标本，以工商部的名义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丁文江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地质研究所邀请来高水平的教员。国内的有章鸿钊、翁文灏，章鸿钊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地质系，翁文灏则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地质学博士，他们三人后来一起被尊为中国地质事业的三大奠基人。丁文江还请到了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瑞典地质学家安特尔来研究所担任教员。
1916年，地质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毕业，
其中成绩最好的学员被选派到国外去留学。中国地质学界许多领袖人物，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学清等人，都是地质研究所培养出来的。之后，地质研究所被北京大学收回。丁文江继续关注地质学人才的培养，他发现北京大学在1917年恢复地质学门（后改为地质系）之后，限于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很差。于是，便向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当面提出批评意见。蔡元培虚心接受，并听从丁文江建议，聘请已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和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到北大任教。他们和丁文江一起，使得北大地质学教育、中国的地质学研究，迅速步入世界前沿。
跋涉不倦，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新时代徐霞客”
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十分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工作。他一生中的野外地质调查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3年到1919年。其间，他在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累计有三年之多，重点区域在太行山和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第二阶段从1929 年春开始，历时一年之久，重点区域仍旧在祖国的大西南，调查范围以拟建中的川广铁路所经之地为主。第三个阶段是在1935年底，重点区域是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
丁文江的地质调查以1913年底的太行山之行为开端，这对中国本土的地质调查工作来说，也是里程碑式的开始。这次调查收获巨大，采集了大量矿石标本，测绘了一批地质图，初步搞清了石炭系煤田的构造。调查成果收入由丁文江执笔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这份报告虽然篇幅不长，但具有开创意义。丁文江的同乡、泰兴作家林壬申和林林，用了三个“第一”来概括这篇报告的意义：“是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份野外调查报告，是中国现代公开发表的第一份区域地质图，是中国最早的矿产资源调查研究成果。”
在太行山地质调查中，丁文江还重新定义了“太行山”这一概念。过去，人们认为，从黄河北岸起一直到河北北部昌平（今属北京）的山都是太行山。丁文江在经过考察后认为，太行山的范围不应该这样大。从河北的阜平起，山脉转向东北，绕到北京的北面，再向东连到榆关（今山海关），这一段地质构造极其复杂，与太行山本身并不同。后来，他的朋友翁文灏采纳了他的意见，把这段山脉称为燕山。
1914年5月中旬，在西南进行地质考察的丁文江抵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在壮美的江畔，他通过文字向他的江苏同乡、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致敬。早在1638年，徐霞客就发现金沙江与长江有着密切的关系。276年后，丁文江循着徐霞客的脚步而行，他饱含敬意，却又不乏质疑。好友胡适曾说，“他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见，他要记徐霞客所不曾记载”。
在经过长期不畏艰险、风餐露宿的地质考察后，丁文江撰写了《云南东部之构造地质》《中国之二迭纪及其在二迭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等地质学论文，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他主持的《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杂志》等英文版刊物，也流行于国际学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经过丁文江研究整理的《徐霞客游记》正式出版，该书收录了他精心编纂的《徐霞客先生年谱》，时人称之为丁版《徐霞客游记》。在出版之前，丁文江还用英文写成介绍徐霞客的文章—《On Hsu Hsia- K'o( 1587 - 1641 ), Explorer and Geographer》，向西方推介徐霞客，使得这位明代地理学家在去世近300年后，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一个学者的爱国担当，他是“模范城市”的设计师
丁文江海外留学归来之时，恰逢民国肇始。当他饱含热情准备效力祖国之际，却发现，自己其实身处一个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身处乱世，丁文江不愿做一个袖手旁观者。他鼓励青年人从政，一再批判好友胡适“不谈政治”的主张。正是抱着改良政治的初衷， 1926年，丁文江接受孙传芳邀请，于当年5月4日就任上海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
1926年5月4日，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发表 由丁文江起草的“大上海”计划并进行演说。所谓“大上海”计划，就是要统一上海华界行政权，使得市内的市政、财政、警政全部归于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按照丁文江的设想，在这个前提下，未来的上海会建立起完备的市政卫生设施，辖区内的外国租界也会被取消，上海将成为真正现代化的中国“模范城市”。
“大上海”计划是美好的，然而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丁文江之前，关于上海，张謇曾有吴淞开埠计划，孙宝琦也曾有“特别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结果如何？时人拭目以待。
丁文江上任后，先是与江苏省公署洽定，将闸北、南市、江湾等24市乡整合划分为闸北、沪南等五大区，区内市政、建设、警察、教育、财政，均由督办公署统一管理。督办公署下设总务处等六个处，又设议会室。督办公署创立之初，人手短缺，丁文江又采取公开考试的办法延揽了一批人才。至此，日后的“上海特别市”，基础已经奠定。
为实施“大上海”计划，丁文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大力整顿财政税收制度，
为增加税源，还开辟了赛马税。赛马税的征收对象，是江湾跑马场赛马的洋人，他们对此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领事团与督办公署交涉。丁文江接到抗议书后，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驳，领事团理屈词穷，无奈作罢。丁文江任内，还建立起了上海华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
任职上海期间，丁文江最为人称道的事迹，是收回了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租界内一个特殊的司法机关，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构，实际上却由中方专职会审官与外方陪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由于外方陪审官肆意滥权，中国官员根本无法独立行使职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尽管收回会审公廨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始终没有进展。丁文江担任督署总办后，率领一批中国法学家，就收回会审公廨之事，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艰难谈判。1926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会审公廨。
丁文江在上海的政绩可圈可点。他规划了一整套政治、社会改良方案，但他也实实在在看到了眼前的障碍。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曾不无担忧地说：“我近来并且做了一个整理内政的具体计划，如整理币制，厉行文官考试，解决关税厘金，承认工会，改革教育，凡你所说的都可以包括在内，但不知道能否有机会给我试试耳。”
历史给了丁文江机会，但这个机会却转瞬即逝。1926年12月31日，就在中国政府收回会审公廨当天，因为复杂的政治因素和时局变化，丁文江带着未酬的壮志，被迫辞去督署总办职务，离开了上海。
百科全书式的奇才，在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
除了在地质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在动物学、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种学、历史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等领域，丁文江也都有不俗的成就。其才能还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在地图学方面，丁文江主持绘制的《中国 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被认为是跨时代的作品。
清代以后，现代地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地质学出身的丁文江，在多年的地质考察工作中，深感中国地图学之落后，他一直有意于绘制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图及分省图。
1930年秋，丁文江向史量才提议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纪念，史量才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丁文江邀请翁文灏等人合作，开始编绘地图。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参考了近8000幅地图，搜集了大量天文测量的经纬度相关成果，采用了1000多个经纬点。经过几年夜以继日的工作后， 1933年8月和1934年4月，《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先后出版，并被合称为《申报地图》。
地图出版后，在国内社会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国外，这两套地图被称为“丁氏地图”，英国皇家学会的《地理杂志》和美国纽约地理学会的《地理评论》等杂志多次刊文评论，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中国地图。
“丁氏地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最权威的中国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中国地图，也都标明“国界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
地质学家丁文江，还在一个看似与他毫不相干的学科领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方面，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早在1914年赴西南进行地质考察时，丁文江就开始留意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1929年，丁文江再入西南，在广西和贵州等地，他利用地质学考察的空余时间，进行人类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广西之行后，他完成了《广西壮语之研究》的论文。在贵州期间，他搜集了几部彝族的经典书籍。后来，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彝族经师罗文笔，并与罗合作，开始翻译这些书籍，前后历时三年之久。1936年1月，丁文江与罗文笔合作的《爨文丛刻》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部书第一次用彝、汉两种文字对照的形式，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彝文典籍。
丁文江在彝族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开创了彝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
80年代，著名民族学家马学良主持增订《爨文丛刻》，对丁文江的研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善良热情，与梁启超、胡适、李四光结下深厚友谊
丁文江以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凝聚或影响了一批菁英人物。比他年长的，有蔡元培、梁启超、任鸿隽等人；比他年轻的，有胡适、翁文灏、李四光、赵元任、傅斯年、徐志摩等人。在这个灿若星河的朋友圈里，德高望重的丁文江被尊为“丁大哥”。
丁文江的朋友之中，论资历和分量，梁启超排在前列。丁文江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即结识梁启超，但两人真正的友谊，却始于1918年12月底。当时，梁启超偕蒋百里、张君劢等人以私人身份去欧洲考察巴黎和会，丁文江经人推荐，成为他的科学家顾问兼英语老师。考察途中，年龄相差14岁的两人，结成忘年之交。此后，梁启超屡次提携丁文江，两人亦师亦友，保持了终身的友情。
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一度想借机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秉性刚直的丁文江，认为在北洋治下，梁启超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于是直言相劝梁启超转型致力于学术研究。梁启超欣然接受他的建议，潜心研究学问，并做出了一番成就。
梁启超去世后，丁文江敬献挽联：“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深情溢于言表。丁文江还受托搜集编纂完成《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部一百余万字的巨著，是两人友情的最好见证。
丁文江的朋友圈里，胡适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丁文江年长胡适4岁，自相识之初，他就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给予胡适许多帮助。两人还携手合作，组织“努力社”，创办了《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
作为海派知识分子，胡适与丁文江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彼此惺惺相惜。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胡适力援丁文江， 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也斩获殊荣，成为名重一时的青年导师。
作为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先后两任“掌门人”，丁文江和李四光既是同事，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丁李二人相识于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期间。当时正值中国地质事业初建之际，专业人才极其缺乏，丁文江得知李四光在英国专攻地质的情况后，特地找到他，希望他回国后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
1920年春，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书，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李四光在北大时，一度经济拮据，薪金不敷家用。丁文江得知后，为其在京师图书馆谋得副馆长一职，以此贴补家用。对于丁文江的知遇之恩，李四光亦是投桃报李，在丁文江处于人生低谷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英年早逝，卒于湖南地质考察途中
1935年底，抱着于国家有所作为的初衷，在李四光等朋友的劝说下，丁文江受聘成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能够“把这个中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时值日军在华挑衅，战火四起。因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即将通车,铁道部便商请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派地质专家探测沿线煤矿。对此，丁文江感到关系重大，决定亲自考察，随即带队前往湖南。未料，这一去，却再也没能回来。
1935年12月8日晚，在湖南进行地质考察的丁文江途经衡阳。当晚天气十分寒冷，丁文江便在住宿的招待所内生炉子取暖。但由于气窗关闭，丁文江不幸煤气中毒。随即，丁文江被送入医院治疗。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由于治疗方法失当，导致症状加剧，出现胸腔积液、肋骨骨折。另外，大脑脉管等也出现病状。1936年1月5日，在死亡线上徘徊了将近一个月的丁文江，心脏停止了跳动。
此时，胡适因公务滞留北京，未能赶往
长沙。他在日记中满怀愧疚地痛悼这位老朋友。20年之后，飘零海外的胡适依然撰写了《丁文江的传记》一书，以此纪念亡友。这部饱含深情的传记作品，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丁文江。
丁文江的一生跌宕起伏，他的从政经历，曾被颇多同时代人诟病。1926年，他的好朋友、正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得知他与孙传芳“同流合污”，就曾愤怒地表示，他回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丁文江”。然而，日后傅斯年不仅没有“杀了丁文江”，反而愈来愈尊敬他。
继丁文江之后，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曾中肯地评价丁文江：“他不但是一位地道的科学家，而且极有行政能力，是学者中少有的奇才，他热心政治完全出于爱国思想和责任心，绝非世俗一般热衷功名利禄。从淞沪总办任上下来，他依旧两袖清风，不亏书生本色。”
对于丁文江的“两袖清风”，傅斯年的话可以作为佐证，“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 四年前，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央研究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公费二百元，他便分请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
这样一位不重金钱的丁文江，其实非常需要钱。他留学归来后便担负起几个弟弟的学费，费用超过了他收入的一半，但他毫无怨言，总是量入为出，从不欠债。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渊留学欧洲期间，花费颇多。有好心人建议丁文渊向教育部或江苏省申请官费。时任留学生监督的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等人，都是丁文江的朋友，此事应该不难。丁文渊于是写信给丁文江，商讨此事。丁文江接信后回复四弟，大意是说，“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情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负担学费。他们想要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
1935年12月底的湖南考察途中，在煤气中毒之前，丁文江曾赋诗数首，其中一首《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首小诗，就像是冥冥之中对丁文江一生的总结。其中“出山要比在山清”一句，更被认为是丁文江品格的最佳写照，日后也成为许多人珍爱的座右铭。
“出山要比在山清”，一语道尽乱世之中这位爱国学者的人格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