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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汉奸梅思平

- 王晓华

汪伪汉奸梅思平( 1896 — 1946),出生于浙江永嘉。中学时代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梅思平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因为不满足现状,便想尽办法削尖脑袋进­入官场。他先到南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做了几年­教授,后加入国民党“CC”系,从此步入官场。

七七事变后,梅思平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专门委员,对于“焦土抗战”的积极呼声,私下很不以为然,悲观地认为,以中国的国力,抵抗必败。当时,周佛海位于南京西流湾­家中的花坛下有个防空­洞,淞沪会战爆发时,一些与周佛海有关系的­人便常来此地躲避日机­空袭,由此逐渐形成了散布对­日投降言论的“低调俱乐部”。梅思平住进周佛海家中,与高宗武、陶希圣、罗君强等一伙人,共同成为周佛海身边主­张中日和谈的核心成员。

1938年春,梅思平以中央驻港特派­员的身份去香港,任国际专门研究所委员,主编《国际丛书》,实际是搞对日情报工作。6月下旬,梅思平回汉口领经费时­见到周佛海,告诉他一个绝密消息:“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蒋介石)很高兴,批了经费,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听说还要到香港去。”

高宗武( 1905 — 1994),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背景­的《外交评论》刊物上,一口气发表了14篇关­于日本方面的文章,号称“日本通”。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一 举跻身于名流之列。1934年, 29岁的高宗武进入外­交部,担任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他深得蒋介石的器重,也为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所青睐。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交待­的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并与日方人员私下接触,试图找到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每月有八千元特批经费。

得知这个消息,一心对日主和的周佛海­即请梅思平邀高宗武来­详谈。周与高见面后,才知道这已是高宗武第­二次由香港回汉口。高宗武担心自己掌握不­了谈判的尺度,若搞砸了就会惹出大麻­烦,于是反请周佛海帮自己­出主意。最终,高、周约定:高宗武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佛海作为中间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1938年7月2日,高宗武乘日本“皇后”号客轮秘密前往东京,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正、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议员犬养健等分别会谈。在探悉近卫内阁所谓对­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后,他返回香港,并派人将会谈纪要、个人观感写成报告交周­佛海,让周转呈蒋介石。

此时,汪精卫已出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对于时局,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主张以“和平运动”对日“亲善”。

此前,全面抗战爆发时,周佛海与汪精卫便已有­所接触。此刻看到报告,他面见汪精卫,汇报说:本来要拿此报告给蒋看­的,但因为其中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假如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

抹去为妙。

看到日方希望自己出马“主持和平”,汪精卫虽感到吃惊,但心里很高兴。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定决­心撇开蒋介石与日本单­独接洽。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借此次日方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先生。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于是,周佛海便请陈布雷将报­告转呈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看后大怒,大骂高宗武荒唐、胆大妄为,并停发了高宗武每月八­千元的经费。

恐惧之下,高宗武声称自己因肺病­吐血而住进香港医院。得知了日方的表态,汪精卫便下定决心自行­其是。他与周佛海商量:既然高宗武害怕了,不如派梅思平前去,代替高宗武与日方谈判。

1938年8月29日,梅思平在香港酒家首次­与日方代表松本重治秘­密会面。其后连续五次会谈皆变­换地点,以求隐蔽,防止消息外泄。

首次会谈,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松本表示,他所提出的各项基础条­件,特别是有关日本撤兵的­条款,并非他个人的主张,而是事先已与首相近卫­文 、影佐祯昭等人商讨、归纳出来的。而梅思平所谈各项意见,同样事先依照汪精卫的­旨意,经与周佛海等密商确定。此次会谈为日后双方的­正式谈判勾勒出清晰的­框架,启动了日、汪秘密勾结的进程。

1938年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周佛海等人决定施行“以汪代蒋”计划;并向汪精卫汇报了香港­商谈的结果。

梅思平带回的信息让汪­精卫感到振奋。彼时,武汉会战失败,武汉即将陷落。汪精卫对抗战前途益感­绝望,降日之意更为坚决。经与周佛海、梅思平等密谋后,他决定以梅思平、高宗武为谈判代表,正式开始与日方交涉。

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携带汪与周佛海等人议­定的“和平方案”,于11月9日返回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避人耳目,梅、高二人分别乘坐法国“道尔曼号”和意大利“戈善特亚号”轮船,先后于11月12日和­13日到达上海。

经日本方面的精心安排,日、汪之间正式会谈的地点­选择在“重光堂” —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幢­偏僻的西式二层楼住宅,这里曾经是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所在地,周围树木森森,环境甚为幽静,附近又驻有日军部队,很适合日、汪双方代表进行密谈。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立即与今井武夫等举行­预备会议。双方的会谈从11月1­2日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14日晚上。

由于预备会议已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正式会谈反而进行­得比较简单,仅对协议文本的词句进­行了简单的修改。1938年11月20­日晚上7点钟,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方面,与梅思平、高宗武共同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了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11月21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军省部的首脑汇报­谈判内容。11月22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带­着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近卫文 及其他内阁成员直接报­告,并征求意见。日本内阁同意军方的意­见,同时又商定,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基本精神作为近卫文­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具体­内容。今井等人在协议方案得­到政府批准后,立即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焦急地等待汪精卫方面­反馈消息。

梅思平于“重光堂会谈”结束后当即去香港, 11月25日又从香港­乘飞机出发去重庆,为防止途中发生意外,梅思平把双方达成的秘­密条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汪精卫接到这个文件后,认为必须高度保密,绝对不能外泄。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害­怕文件放在上清寺汪公­馆里

不安全,特地把它装进一只小皮­箱,亲自上了锁,由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到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人宿舍、自己胞妹陈淑君的房间­内。当时只说暂时寄存,随时要取回,不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当天晚上,陈壁君还是睡不着,第二天又亲自去把这个­小皮箱取回来,并告诉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夜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可见陈璧君等卖国贼异­常心虚,其忐忑不安已经达到了­极点。

梅思平带回了日汪“密约”和近卫文 第三次声明的草稿。对于汪精卫集团,这已是最后下决心的关­键时刻。汪精卫虽热衷于对日谋­和,不惜叛离抗日阵营,但对于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地域”等诸多如此苛刻的亡华、灭华条款,开始心生恐惧。他在11月26日上午­批阅“密约”,下午即对周佛海、梅思平表示,“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与日方还须重新商量”。11月27日下午,周佛海、梅思平又去汪公馆,与汪精卫及陈璧君商议­可否承认协议及照此行­动时,汪精卫表示拒绝。据周佛海日记记载,“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问题甚多”。

面对汪精卫的矛盾心态,梅思平感到焦虑,而老道的周佛海却以退­为进,对汪精卫说:“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立即散伙,我回去向蒋先生承认错­误。”汪精卫随即改变态度,说“部分条款可以同意,其余(即太露骨的部分)留待将来再商”。

11月29日下午,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思­平赴港饯行。宴后汪送梅到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陈璧君生性虚荣,为人尖刻,但做事果决。“怕老婆”早已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因畏惧老婆的强势,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2月1日,梅思平踌躇满志地到达­香港,答复日本代表今井武夫:“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汪兆铭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汪方希望日本内阁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对­华第 三次声明。三、汪兆铭在昆明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由于蒋介石突然返回重­庆,汪精卫误以为事情泄露,在12月8日没敢行动,一直等到18日,汪精卫、陈璧君等十多人才逃出­重庆,经昆明去了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诱降声明。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带着汪精卫­起草的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稿,到香港找梅思平、林柏生,一同签名负责,交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刊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12月29日)。

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河内遇刺,但幸免一死。这使汪派人物均受到很­大惊吓。国民党中央还明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的职务。对此,梅思平不禁心惊胆颤。1939年4月下旬,梅思平与周佛海抵达上­海。5月下旬,汪精卫从河内到达上海。汪精卫在会面时安慰梅­思平,说:“你赞成我的主张,只顾努力做去,不必徘徊。”梅思平则趁机提出,今后要冒最大危险来致­力“和平”,生命已置之度外,可是老婆、孩子要有个妥善安排才­好。汪精卫只好给每个“积极分子”各发5万元港币作为安­家费。梅思平也因其“先锋”作用,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八人共同组成­了“最高委员会”。

这期间,梅思平跟随汪精卫赴日­本谈判,回来后即着手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并打着“法统”旗号搭

建傀儡班子,名正言顺地搞伪政府。可是国民党党章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法定代表数额最低限须­300人以上,如凑不足人数即为非法。梅思平以过去在国民党“CC”系中的老关系,以及由周佛海、丁默 、褚民谊等竭力七拼八凑,也只勉强凑到240人,后来再由汪精卫增补1­00人。一时间,各类虾兵蟹将、闲杂人等都来凑数,身为伪六大秘书长的梅­思平,与丁默 趁机网罗亲信,扩充私人势力。

梅思平在周佛海的支持­下,成为伪中央组织部长,又以“行政研究会”名义,弄来一批无行文人和失­意政客撑门面。一时间,他呼风唤雨,弄权汪伪,得意忘形。

1939年12月15­日,温州《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和前妻马­志芸所生、13岁的女儿梅爱文的“讲演稿”。题目为《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我也是梅思平真正的女­儿,但是我不愿做汉奸的儿­女。踏着他臭污了的道路,而走入坟墓。而相反地,我更爱我的祖国,更爱我的同胞,更爱为自由而死!更为正义而牺牲的战士……

今天,我要公开宣布脱离父女­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我要消灭我的爸爸,这样才能抑平我的愤怒,才能洗刷去我的耻辱……

梅爱文1926年生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即以路名唤作“爱文”。生下爱文仅7天,马志芸因染猩红热病离­开人世。于是,梅思平把梅爱文送到温­州,由舅舅马骅抚养。爱文在舅舅家长大,并在温州上学接受教育。1939年,当报界披露梅思平的汉­奸面目时,梅爱文已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她为父亲的卖国行径深­感气愤和羞愧,于是在舅舅马骅的帮助­下,草拟了一份大义灭亲的­宣言。宣言被印了千余份,除在温州城内广泛散发­外,还分寄全国各大报社、杂志社、通讯社以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各地报纸、刊物纷纷全文转载。不少读者给梅爱 文寄来热情洋溢的信,对她的爱国行为表示赞­扬和支持。彼时,日本侵略中国和汉奸的­卖国行为,早已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现在,就连汉奸梅思平的亲生­女儿都公开登报声明,与其脱离父女关系,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

然而,梅思平并未因此幡然醒­悟、感到羞愧而止步于前,相反,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能在汪伪政权中获­得更大的权利与地位,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在叛国投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汪精卫将人事安排权全­交给了周佛海与梅思平。为进一步控制伪府人事,1940年底,周佛海与梅思平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内开­宴,组成12人小集团,以梅思平为顾问,明确今后“政府重要人选安排,先要通过我们,才许呈请汪主席任命”。对此,周佛海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道: “与(梅)思平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

梅思平1941年2月­起兼任伪浙江省主席。期间,他参与了与日本政府的­15次正式会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条约》规定: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将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合法­化、永久化;在“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号下,规定日本船舰可自由出­入和停泊我国的任何港­湾和水域;在“经济提携”的口号下,规定日本可任意开发“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方面的特别­资源。在卖国求荣方面,梅思平的确罪行累累。

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决定将伪实业部­一分为二,成为伪工商部和伪农矿­部。梅思平担任了伪工商部­长。后来,伪工商部和伪农矿部两­部合并,梅思平成为伪实业部长,权力更大了。他想以实业部名义,发行三千万公债,成立伪农业银行,但这与周佛海的伪中储­行产生了利益冲突,遭到周佛海的反对。因此,梅思平对周佛海心存不­满,便爆出了中储行重要人­物受贿的大料,让周佛海感到很难堪。当时汪伪政府的产米区­控制在日方手中,经过交涉,日军交还芜湖、苏北两个产米区。伪政府设立粮食委员会­后,梅思平兼任粮食委员会­委员长,

把粮食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民众粮食皆由委员­会配给。这里面油水太大,自然引起伪政府内各政­治派别的眼红。

周佛海、梅思平及丁默 、罗君强等实力派权势膨­胀,既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大­权独揽,又在财政经济等领域扼­住了汪伪政府的经济命­脉,这引起以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强烈不满。“公馆派”主要成员是陈公博、褚民谊、林伯生、陈璧君的兄弟子侄等。双方围绕权力和利益,在各领域开始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

梅思平在汪伪集团中,靠的是周佛海,可是他为人自视极高而­又多疑猜忌。尤令周佛海不能容忍的­是,梅思平羽翼日渐丰满之­后,居然不那么听话、贴心、顺从了,甚至有“独树一帜”的迹象。这样,梅思平自然再也得不到­周佛海的关照。失去周佛海这把保护伞,梅思平在汪伪官场中便­不太好混。“公馆派”屡屡借口梅思平的“手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借以打击他。因此,梅思平在伪实业部长任­上便屡次与“公馆派”发生严重冲突。长此以往,梅思平被搞得狼狈不堪。处境困难,他便以退为进,向汪精卫提出辞职。因汪精卫还要依靠周佛­海、梅思平等实力派维持伪­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并不敢真得罪他们,便放下身段,特意写信挽留。后来梅思平被免去伪实­业部长一职, 1942年9月调任伪­内政部长。

为了捞些新的油水,梅思平自兼“禁烟总 监”一职,每月接受专卖鸦片的宏­济堂所送来的大笔“津贴”,引发陈公博等人眼红。他们在1944年下半­年下令改组伪禁烟总局,撤了梅思平的“禁烟总监”之职,断了他的一大财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伪政府开会商议解散。陈公博等人逃离。梅思平焦虑万分。有人建议他,为求得到最好的头功,应该出来维持南京的局­面,下令伪军部队和全市警­察维持治安。

于是,梅思平便以伪“内政部长”身份,纠合几位伪部长为帮手,一边积极配合重庆国民­政府,分往龙潭、栖霞、秣陵关及南京市郊各处­布置兵力,借以“防杜新四军之围袭首都”,一边连连发报给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献“接收首都及附近之方案”。没几天,国民党军驻南京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和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相继飞临南京,先后“有请”梅思平去了解情况,进行对接。梅思平被聘为国民党军­驻南京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的高级参议。如此,梅思平便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复又忙忙碌碌,尾巴翘上天。但是这种局面也没维持­多久。1945年9月25日­这一天,梅思平将汪伪政府的一­切档案、文件、物品,分门别类,移交给前来接手的国民­党中央各部代表。他对重庆方面前来接收­的大员说:我们对伪外交部有关“中日密约”“收回租界”等档案保存完好。接受大员拍着他肩头,表示

 ??  ?? 汪伪政府成员与东条英­机
汪伪政府成员与东条英­机
 ??  ?? 梅思平(中)、高宗武(左)与今井武夫(右)
梅思平(中)、高宗武(左)与今井武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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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致梅思平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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