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与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钱瑛，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四名女性委员之一，原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她的革命生涯极富传奇色彩。1927年5月，钱瑛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1年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赤卫队队长韩英的原型。1933年，钱瑛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狱。1945年至1949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局、南京局和上海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她多次组织、指挥全国性的大规模学生运动。1947年5月，毛泽东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称之为第一条战线，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称之为第二条战线。钱瑛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狱中组织绝食斗争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三个月后，红军被迫撤出洪湖地区。钱瑛化装成农村妇女，混在群众之中，在沔阳通海口镇被敌人扣留审讯。后来通过其姐夫童勉之的关系，请当地的王福记药铺出面作保，方才获释 。
1932年9月，钱瑛来到上海，为防止敌人的追捕，化名彭友姑，出于保密需要，隐瞒了在洪湖地区闹革命的经历，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周超英的秘书。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后叛变，带着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去抓捕钱瑛。面对敌人的枪口，钱瑛毫不畏惧，冲上去打了周超英一个耳光，遭到特务们的毒打 。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临时羁押后，钱瑛被移送到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
钱瑛决心以丈夫谭寿林为榜样，抱定必死的信念，誓与敌人斗争到底。谭寿林曾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拒绝出卖组织和同志，在受尽酷刑后英勇就义。
敌人通过特种刑事法庭对钱瑛进行秘密审判。钱瑛就抗日等问题当庭和法官进行辩论，弄得法官张口结舌。7月12日，钱瑛被判有期徒刑15年，移送江苏第一监狱服刑。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被关押的犯人名义上每月有4元的伙食费，但经过层层克扣，吃到的只能是发了霉的米饭，里面有很多稗子和沙粒，菜里也很难找到一滴油花。牢房密不透风，几个人挤在一间号子里，马桶臭气熏天，晚上蚊子成群袭来，让人根本无法入睡。
钱瑛入狱后被关在2号牢房，共产党员帅孟奇、何葆贞、夏之栩和熊天荆等人被关在3号牢房。在此之前，帅孟奇等人已经为争取干净的洗澡水进行过一次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2号和3号牢房关押的都是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因此很快成了监狱斗争的领导核心。
为保持各牢房之间的联系，钱瑛等人在狱中发展了两名年龄较小、刑期较短的“小交通员”，以便及时传递消息。一天，“小交通员”报告，关押在狱中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正在进行绝食斗争，牛兰的夫人汪德利珍已绝食5天，随时有生命危险。
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等人商量后，决定组织绝食斗争，向狱方提出四条要求，前三条要求改善生活，第四条提出支援牛兰夫妇的绝食抗议。绝食斗争坚持到第7天，大家都已经气息奄奄。狱方怕闹出人命，被迫答应每天早晨增加一顿米粥，每月吃三次肉和一次咸蛋，每月可以购买一次吃、用的东西，允许向外写信，可借阅除《水浒传》《红楼梦》以外的古书和外文书籍，钱瑛等人领导的第一次狱中绝食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个多月后，全国互济总会派人给何葆贞送来饼干，狱方违背允许“政治犯”接受监外食品的承诺，未经何葆贞同意就把饼干退了回去。何葆贞是刘少奇的夫人， 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隐瞒了其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的真实身份。
钱瑛等人商量后决定找狱方说理。当第二科科长来查监时，何葆贞质问他为何答应了外 面可以送东西进来，又把她的东西退回去。第二科科长火了，把何葆贞拉出牢房，并喝令她跪下。钱瑛在牢房里看到后挺身而出，大声喊道：“‘政治犯’不受辱！不许罚跪！不许打人！要打就一起打吧！” 5号牢房里的“政治犯”也一起喊了起来。第二科科长找来几名男看守，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竹板子，将7个牢门全部打开，把“政治犯”叫出来逐个毒打。为抗议，钱瑛等人开展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三天，狱方答应不再打“政治犯”，大家才同意复食。数日后，互济总会派来探望何葆贞的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何葆贞的真实身份。1934年秋，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
1935年1月，钱瑛放风时看到了在黄埔军校时的战友彭镜秋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这才知道她也被捕了。隆冬时节，牢房里四面透风，钱瑛担心孩子受冻，托熟悉的看守给彭镜秋捎去一床厚被子，岂料这名看守贪图小利，用狱中的棉被替换了这床棉被。几天后，另一名看守查监时，发现彭镜秋多了一床棉被，细看又发现被里是用黑线缝合的，这是监狱棉被特有的标志。看守认为是有人偷了狱中的棉被送给彭镜秋，便把彭镜秋带到看守长那里审问，问
不出结果就气急败坏地打手板。彭镜秋忍着疼痛一句话不说，第二科科长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她铐起来送回牢房。
钱瑛知道后，对第二科科长说：“棉被是我送的，天气这么冷，她带着孩子，谁能没有恻隐之心。”第二科科长恼羞成怒，把钱瑛也铐了起来。钱瑛回到牢房后宣布绝食，此事激起全体女“政治犯”的怒火，大家决定一起绝食。两天后狱方被迫让步，去掉了钱瑛和彭镜秋的手铐，狱友们才复食。
狱方对这三次绝食斗争十分恼火，一直伺机报复。一次，一名狱友与看守发生争执，第二科科长趁机下令，今后除规定的放风时间外，不许犯人走出牢房，连洗衣服、倒马桶等都由普通犯代做。为了维护前三次绝食斗争的成果，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等人决定再次进行绝食、绝水斗争。
在约定的时间里，7个号子的女“政治犯”全部躺下，交出饭盒和水杯，到第五天有人开始呕吐，大家纷纷表示宁可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狱方担心真出了问题不好向上面交待，由典狱长亲自出面找钱瑛谈判，后宣布一切恢复原状。
二、反省院里拒绝“反省”
1935年后，国民党将历来奉行的对逮捕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的政策，改为诱骗自首和长期监禁。1936年秋，位于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建好后，宪兵司令部将江苏第一监狱里的30多名女“政治犯”全部转移到该院。敌人妄图对“政治犯”从思想上进行感化，从生活上进行软化，动摇其革命意志。
晓庄首都反省院根据文化程度把女“政治犯”分成甲、乙、丙三个班，夏之栩等人分在甲班，钱瑛分在乙班，同在乙班的还有薛迅、张越霞、汪淑敏等人。钱瑛在晓庄首都反省院里带领大家，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进行斗争。
一段时间后，敌人见感化和软化无效，便撕下了伪装，把钱瑛、薛迅等7人关进小号子里。小号子远离女监，是专门关押重犯的地方，每天吃喝拉撒都在号子里。即便如此，钱瑛也 绝不妥协，她用头发和拆下来的袜线在衣服上绣梅、兰、竹、菊，用指甲和发卡在墙壁上刻下自己喜爱的诗词，对着牢门上碗口大的通气孔做深呼吸，在号子里原地跳跃、踏步、做操，坚持锻炼身体。三个月过后，院方无计可施，又把钱瑛等人送回了女监。
国民党规定一个反省期为六个月，第一期满后如果不反省，转入第二期继续反省，第二期满后还不反省，转入第三期继续反省，如果第三期仍不反省，就送到雨花台处以极刑。高压之下绝大多数女“政治犯”经受住了考验。晓庄首都反省院保留的档案真实记录了钱瑛在狱中的表现。在反省人员一览表中，彭友姑（钱瑛）的名字下边注明“隔别训管”，“从十一月起个别训话”，结论是“思想顽固，言行不良，继续留院反省”。
就在钱瑛等人在晓庄首都反省院顽强抗争之际，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保外就医的女“政治犯”回到晓庄首都反省院，带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钱瑛等人兴奋地偷偷传递着这一喜讯。
1937年8月18日上午，反省院通知全体“政治犯”到礼堂开会，一名看守悄悄地对钱瑛说： “今天有你们喜欢的人来这里。”当大家看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出现在礼堂主席台时，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周恩来和叶剑英是应国民党邀请，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他们利用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国共合作之机，多次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8月16日发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依据这个办法，周
恩来迫使蒋介石同意，亲自到反省院看望和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接出了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王根英（陈赓夫人）和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熊天荆，并明确表示今后还要来继续接人 。
夏之栩、熊天荆出狱后，汇报了晓庄首都反省院的情况和钱瑛等人所用的化名，叶剑英亲自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要人。经过激烈斗争和反复交涉，9月25日，钱瑛和晓庄首都反省院里最后13名“政治犯”离开了这座监狱。
三、指导“一二 一”运动
长期以来，由于保密规定，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情况一直不为人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蒋管区第二条战线斗争的绝密文件和电报解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批研究成果，这一段历史才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抗战初期，国土沦陷，内地高校纷纷南迁。1938年5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钱瑛意识到西南联大是一块重要的阵地，从1942年初开始，她就将西南联大作为重点联系单位，多次在重 庆红岩村与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人见面，及时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传达周恩来“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指示。
有的同志想离开国统区去延安工作，钱瑛知道后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其讲清国统区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坚持下去，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她的传奇经历、领导水平和工作作风深受大家敬佩，大家都把她视为贴心人，亲切地称她为“陈大姐”（钱瑛当时化名陈萍）。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意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国统区广大人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钱瑛因势利导，指挥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在学生中开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西南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国民党军警鸣枪滋扰。此后三天，全市三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宣布“无期限罢课”。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派遣大批特
务等袭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学校，致使4名师生遇难，数十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 一”惨案 。
对此，云南省工委先后派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袁永熙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钱瑛对昆明广大师生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运动初期提出的“无期限罢课”的口号不够策略，要求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使群众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地下党适时提出“停灵复课”的口号。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一二 一”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一次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形成了被毛泽东称之为“在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的雏形。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钱瑛等人率领中共代表团部分同志，乘马歇尔的专机到达南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
同年7月，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北方，恢复为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也随学校回到北平和天津，袁永熙、王汉斌到南京梅园新村向钱瑛汇报工作。钱瑛告诉他们：“蒋介石向我们全面进攻了，敌人必然会在国统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你们一定要警惕。北平的情况和昆明不同，北平的进步力量一时还比较薄弱，你们要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要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学会在群众中隐蔽自己。”钱瑛叮嘱袁永熙、王汉斌要团结广大教师，联大的教师绝大多数是要求民主和爱国的，“一二 一”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师生并肩战斗，这个经验十分宝贵。钱瑛还指出，联大地下党组织虽然随学校搬到了平津，但组织关系不能转到北方，仍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并规定了以后的联系方法，及时理顺了平津（南系）党组织的隶属关系。
当时，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即将破裂，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夕，安排留在国统区坚持斗争 的领导人有计划地向上海、香港等地转移。钱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转移到上海前，先安排地下党员张述成打前站，到上海虹口区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再派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带着5岁的孩子到上海，与张述成开办一家茶庄。11月上旬，钱瑛秘密转移到上海后，张文澄扮作茶庄老板，钱瑛扮成他的嫂子，张述成当会计，以临时家庭为掩护指挥地下斗争。
四、组织全国抗暴斗争
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一定高度。
同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钱瑛领导的北平学委（南系）与刘仁等领导的北平学委（北系）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 。
12月31日，中共中央电示叶剑英、刘晓、钱瑛等人：“北平学生因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声亦将响应”，“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
在钱瑛和刘晓等人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军队，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钱瑛等人领导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
了重大胜利。
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董必武、刘晓（转钱瑛）等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运动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 。
抗暴运动以后，袁永熙到上海向钱瑛汇报。为防止敌特破坏，钱瑛十分警惕，谈话没有固定地点，有时在咖啡馆、饭馆，有时就在僻静的路上。钱瑛指出，抗暴运动打响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国统区学生大规模反蒋、反美斗争的第一炮，对配合和支持解放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运动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符合战术上速战速决的方针，起到提高群众觉悟、壮大进步力量的目的，使运动一浪高一浪地继续向前发展”。钱瑛向袁永熙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他们今后要积极主动开展斗争，特别要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加强北平学委与上海学委的配合，钱瑛决定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会，她带袁永熙到上海先施公司，与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接上头后，在一个弄堂的小阁楼里开会，袁永熙与上海学委吴学谦等人交流了学生运动情况 。
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刘晓（并转钱瑛、张明）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了《关于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系 统的方案》，要求“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钱瑛原管之组织，除西南（川、康、滇、黔）由重庆分局直辖外，余均划入上海分局，仍由钱瑛直接或间接管理之。刘光原管之青年组织及其外围亦交钱瑛领导”，“上海分局以刘晓、钱瑛、张明（如张明不能来沪即不参加）及另由刘晓从上海党委中推荐一人组织之，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党工作” 。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
五、指挥南京“五二 ”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钱瑛和刘晓等人决定在南京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钱瑛向上海、南京、平津（南系）、西南方面学生工作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在5月份内形成斗争高潮。
5月上中旬，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学生走上街头，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的高压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 19人重伤， 90余人轻伤， 20余人被捕。
“五二○ ”血案后，在钱瑛等人的领导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等60多个
大中城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场学生运动，他在5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五二○ ”运动取得胜利后，钱瑛召开上海局青年组会议总结经验。她强调贯彻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是在蒋管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胜敌人、积蓄力量、发展革命群众斗争的关键。“有理”就是要及时抓住敌人理屈之处进攻，题目选好，师出有名，就好大做文章；“有利”就是要选择有利时机进攻，每次斗争要有收获，从而提高群众斗争的热情和觉悟，并使进步力量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一定不要硬碰；“有节”就是要适可而止，波浪式地发展运动，不能无限期地采用最尖锐的斗争方式，也不能坚持不可能达到的过高要求，使自己陷于被动。
“五二○ ”运动后，华北学联未经党组织同意，决定把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在同一天举行罢课、罢工、罢市。钱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和刘晓研究，决定在这一天学生不上街游行，只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并电告中央，中央复电同意，并向各地转发了上海局的请示电报。
此后，钱瑛等人又领导了“反美扶日”“七九请愿”等多次学生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6月，先后发生学潮109次，共计506天。全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密切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为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4月，钱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移到香港，把上海局的联络点改为干部学习班，分批抽调川、滇、湘、鄂、黔和上海、南京、武汉的地下党以及平津（南系）学委负责干部参加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总结工作经验，确定今后任务与斗争策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迎接全国解放的准备。
1949年4月，钱瑛奉命带领一批干部乘船离开香港，从烟台登陆后进入解放区。钱瑛为开辟党在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值得铭记！
注释：
［ 1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0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 2 ］刘克境等：《钱瑛传》，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 — 118页。
［ 3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 — 44页。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 5 ］［ 6 ］［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79 — 881页，第913 — 915页，第946 — 947页。
［ 7 ］［ 8 ］［ 10 ］《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 — 210页，第216 — 217页，第220 — 221页。
［ 9 ］仇学宝、于炳坤：《刘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 — 226页。■
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的一户小商人家。父亲林维尹较早地接受了民主思想，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开杂货店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正在读小学的林月琴受父亲和校长詹谷堂（中共党员）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者。1929年5月，中共商城县委发动了立夏起义，生性刚直、一心想为穷人打天下的林月琴积极投入到这次斗争中。行动中，年仅15岁的林月琴显示出了不凡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带领儿童团发动群众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动员妇女放脚、剪发，争取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这个15岁的“娃娃头”把儿童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久，为对付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红军建立了兵工厂，林月琴又带领着三十几个妇女，参加了兵工厂，成立了女工班，负责包炸药、搓捻子。因表现出色，同年，她被任命为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
就在林月琴加入红军队伍不久，张国焘在鄂豫皖极力推行“左”倾路线，搞所谓的“大清洗”，已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林维尹被错划为“地主”和“改组派”，被抓了起来，从此下落不明。林月琴也因父亲受到牵连，被免去儿童局局长的职务，送“劳改队”审查。不久，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开始，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夜出发，向川陕边区转移，“劳改队”解散，人员全部遣送回家。
当时，林月琴和一帮小姐妹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听到部队转移，要将她们遣送回家的消 息后，非常着急。她同姐妹们商量，觉得回家没有出路，还是要跟着红军走。在林月琴的带领下，一众姐妹们团结起来跟在大部队后面，部队走到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部队发现后，做工作让她们回去。但林月琴和姐妹们采取“你撵我跟”的战术，部队宿营，她们就在旁边宿营，部队开拔，她们也跟着出发。原以为她们跟不了几天，吃不了部队那份苦，会自动离开。可是没想到，这些女孩子，硬是昼夜不停地跟着，没有一个人掉队。她们参加红军的决心最终感动了部队领导。当时的部队负责人朱光、廖承志等人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后，批准林月琴她们参加了红军，并把她们组成了一个宣传队。就这样，林月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员。
过了湖北、湖南，部队到了四川一个叫通南坝的地方，那个地方种植鸦片，大部分男人都因抽大烟而无法劳动，只能在家带孩子，女人则下地干农活，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红军到达这里后，要建立根据地，并开展“扩红”工作。根据通南坝的情况，部队认为妇女也是革命的主力军，决定在当地招收女兵，成立一个女兵营。有着优秀组织才能的林月琴成为营长的最佳人选。组织部门找林月琴谈话，征求她的意见，没想到林月琴却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出身不好，临参加部队前，还受过审查劳改”。部队领导对她说，组织对她的表现是了解的，希望她能够放下包袱，完成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就这样，林月琴挑起了这副重担。
女兵营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加战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任务轻松。部队在前方打仗没有物资，部队用的粮食、布匹、弹药等，全
部由女兵营来运输。这些来自四川的川妹子虽然看着又瘦又小，但都特别能吃苦，背着百十多斤的东西，还能翻山越岭行军。在林月琴的带领下，她们每次都能完成任务。除此之外，她们学缝纫剪裁，给部队做被服，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林月琴被分到中央卫生所护理班任班长。在长征中，她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历尽艰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一天，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要生孩子，大家赶紧叫来卫生所的人。林月琴、陈真仁（傅连璋的夫人）等几个人忙跑去帮忙接生。“产房”就在一个羊圈里，黑乎乎的没有灯，她们只能手举着蜡烛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她们给陈琮英找吃的，一整天下来还是两手空空。天快黑了，陈真仁不甘心，拿着个木棍东敲敲西捅捅，忽然发现一面墙壁发出“咚咚咚”的空洞的声音，几个人忙把墙捅开一个洞，发现里面竟然藏着粮食，就这样，又解决了几天的口粮。
1936年，林月琴跟随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这一年，经何长工介绍，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同年12月，她被调到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林月琴有个同学叫刘桂兰，她们不仅同班，而且是老乡，因此两人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刘桂兰正和曾任过保卫局局长的徐建国谈恋爱。
一天，刘桂兰约林月琴到河对面玩儿，林月琴到后，看到好多长征过来的首长和老同志也在那儿，其中就有罗荣桓。罗荣桓戴副眼镜，很少讲话，人很腼腆内向。后来，林月琴又跟着刘桂兰去过几次，慢慢地发现那个戴眼镜的首长虽然不爱说话，但挺爱凑热闹的，因为每次去总能见到他。林月琴哪里知道，这是徐建国几个人有意安排的，而那个总喜欢找她问东问西打听她情况的冯文彬，是帮助罗荣桓搞前期“侦察”的。这样慢慢熟了，林月琴和罗荣桓也搭上了话，知道罗荣桓比她大12岁，在青岛上过大学，是个文化人。在冯文彬、徐建国几个人的撮合下，俩人确定了关系。
林月琴与罗荣桓驻地隔着一条延河，河水不深，林月琴每天都趟河去见罗荣桓。不久，雨季到来，延河水暴涨，林月琴没法像过去那样去看罗荣桓，而罗荣桓原有的一匹骡子，到后方时上缴了，也不方便过去，俩人见不着面，只能隔河相望。罗荣桓的下属看出了他们的这点儿心事，在到部队巡视时，要了两匹马回来。罗荣桓当天傍晚就骑着马过河去看林月琴。看到罗荣桓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林月琴高兴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不久，二人结婚了。罗荣桓找人从西安捎来半袋子面粉。那时，延安只有小米和高粱，这半袋子面粉算是奢侈品了。他们用那半袋子面粉做了一大锅面条，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面，就算是喜筵。新房就在罗荣桓住的窑洞里，两扇旧门板拼起来就是双人床，林月琴自己带了个脸盆，罗荣桓长征中背来背去、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的一床夹被和一条毯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林月琴用碱水洗了好几遍，才能看出点儿被子的本来面目。
二人婚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
开始。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来找林月琴，说主席请她去一趟。进门后，毛泽东告诉林月琴，中央决定派罗荣桓到前方去，问林月琴有什么意见和困难。“革命就是要去打仗的，我没什么意见和困难。”林月琴爽快地回答。
没多久，罗荣桓去了前线。林月琴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北屯后，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按照组织的安排来到敌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秘书、党支部书记。林月琴严谨细致，总能及时准确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工作之余，她也十分挂念体弱的丈夫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1938年，八路军前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从前线回到延安取经费，他找到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向您汇报个情况。有几个干部家属本身就是干部，能不能调她们去前方工作，照顾一下首长的生活。”毛泽东欣然同意。就这样，林月琴成了三个被批准到前线工作的家属之一。
临出发前，林月琴回到小卞沟，看望寄养在那儿的孩子北屯，并放下一些口粮，算是育 托费，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跟着杨立三走了。没想到后来北屯因营养不良夭折了，那一次见面成了林月琴与孩子的诀别。
林月琴与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及另外一名干部家属，跟着杨立三，经黄河来到前线，终于同丈夫团聚了。见到丈夫，林月琴的心踏实了下来，她接受丈夫的建议，到地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部队向山东进发，林月琴已怀有身孕，她挺着大肚子坚持随队伍前行。1939年，林月琴与罗荣桓的第二个孩子罗东进出生了。北屯的夭折让林月琴下决心，不管多苦，这个孩子也要自己带。但她低估了在野战部队带孩子的艰难，苦点儿累点儿她可以承受，可部队行军中过封锁线，孩子的哭声很可能给部队带来危险。这一点，罗荣桓是非常清楚的，他心疼妻子，知道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作为父亲，他又何尝不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可是为了大局，罗荣桓还是努力说服妻子，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送走了孩子，林月琴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一年，她担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直属队分总支书记、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
1943年，林月琴担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理员。她工作成绩突出，使机要科成为一个团结、高效的战斗集体，确保了罗荣桓与上下级和友邻部队之间的电报安全、畅通。
1944年，罗荣桓在前方打仗，部队攻打架子山。战斗十分艰苦，架子山久攻不下。罗荣桓知道后，连夜骑马赶往架子山，因劳累病倒了，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到战斗结束。打完这一仗，罗荣桓回到妻子身边，已是冬天。此时罗荣桓的身体积劳成疾，出现尿血的症状。当时，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回延安办事路过山东，知道罗荣桓的情况后，告诉他新四军里有一个奥地利籍的泌尿科大夫叫罗生特，可以请他看看。林月琴立即陪丈夫赶到淮安。罗生
特给罗荣桓做过检查后，初步诊断可能是肾癌，但因当时条件有限，无法确诊。
1945年，八路军部队攻打临沂，敌人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很艰难。罗荣桓顾不得自己的身体，想骑马到前线指挥。一向支持丈夫工作的林月琴，这次坚决反对丈夫骑马去前线，让马夫把马藏了起来。从未对妻子发过火的罗荣桓冲着林月琴嚷嚷道：“你知道临沂战役对整个山东战局多重要吗？现在攻打临沂受阻，将来部队受到损失谁负责？那么多战士的生命难道不重要吗？”林月琴知道丈夫的话不无道理，但现在罗荣桓连走路都很困难，又如何骑马？她态度坚决地对丈夫说：“你是一个指挥员，应该指挥全局。”“不上一线，不了解受阻原因，怎么指挥？这么重要的事，你拦着我，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丈夫的话让林月琴一愣，流下泪来。她来到副政委的房间，想请组织劝劝罗荣桓。在副政委的劝说下，罗荣桓打消了骑马上前线的念头，由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上前线指挥战斗，而林月琴则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担架旁，照顾病重的丈夫。
在全国军民的顽强抗争下，抗日战争胜利了。在林月琴夫妇准备返回延安时，毛泽东来电，说日本人投降了，东北有可能解决罗荣桓的问题，让他们到东北治疗。二人立即启程。他们从山东龙口上船，一路上，罗荣桓不停地尿血，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到东北皮子窝下船后，来到沈阳，找到了正在沈阳博物馆的彭真。当时日本刚刚投降，东北的医生和一些医疗器械还没有撤走，彭真立即为罗荣桓联系医院。经诊断，罗荣桓肾里面长了一个瘤，必须开刀。当时的红军总医院在平壤，林月琴他们赶到后，医生却说，做不了这种手术，需要到莫斯科做。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奔往莫斯科，在那里，罗荣桓将患病的左肾摘除。
罗荣桓身体稍微恢复后，便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辽沈战役中去。看到丈夫好转，又投入了战斗，林月琴松了一口气，她找到组织要求分配工作，被安排就任东北野战军组织部副部长。林月琴觉得这副担子太重，怕胜任不了，回家同丈夫商量。罗荣桓建议妻子：“我历来主张后代一定要有文化，没 有文化，打下的江山怎么去建设？你看，现在我们的部队要打仗了，这些指挥员都要到前线，他们的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不能没人管，你可以到留守处了解一下，组织一些有文化的女干部，把这些孩子收起来，让那些在前方作战的同志没有后顾之忧，也为国家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当然，按照你的情况，也可以到政治机关当个副部长，这些工作你完全可以胜任，但是我的意思，还是从实际出发，办个学校。你考虑一下。”
林月琴接受了丈夫的建议，选择做一件平凡却有意义的工作—办学校。办学校，首先要有教室。当时林彪住的是马歇尔的二层洋楼，很宽敞，林彪到了前线，那所大房子只有叶群在住。林月琴找到叶群，问她能不能换个地方，把这栋楼腾出来办学校。叶群满口答应，搬到了另一个小楼，林月琴她们便在腾出来的洋楼里办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幼儿园。但事后叶群却向林彪哭诉，说他刚走，林月琴就把她和孩子撵出来了。叶群、林彪对林月琴心生不满，“文革”中对她进行打击。林月琴带领大家克服各种困难，筹集教具，精心选调教员和医护人员，把学校办起来了，这就是四野子弟学校。这个学校一直保留下来，先是迁到天津，后又搬到庐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林月琴随丈夫来到北京。当时已回司令部机关工作的林月琴又一次面临着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组织从林月琴的资历和能力考虑，希望她回干部部工作。但林月琴考虑再三，选择在北京再办一个学校。
抗美援朝时，部队里好多夫妇都是俩人一起到前线，孩子扔在家里没有人管；还有一些烈士子女，也都从过去寄养的老乡家接到了北京；另外，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大批干部被派出去，一般也是夫妇俩一起赴任，孩子留在了北京。林月琴决定办一个学校，把这些孩子管起来，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军委有关领导的赞赏和支持。
和当初在东北办学一样，这次办学仍是困难重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在北京西郊的一片荒原上盖学校，不是一件易事。
林月琴就和魏传统的夫人一起到上海搞募捐，亲自找有关部门批木材，另一方面，当时，有教学经验的人凤毛麟角。林月琴根据实际，从社会上招募了一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又在部队和已经转业到地方的同志中找了一些文化人，组织起来进行培训。
教师和校舍有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一些教员缺少和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带学生时遇到了困难。担任一年级四班班主任的王玉珍，过去在部队人事部门工作，她带的那个班是最乱的一个班，上课时，常有学生捣乱。一次，王玉珍正在讲课，一个女孩子突然跑上讲台抱着她的腿摇晃着问：“老师，今天是星期几呀？”课堂秩序乱了，课也讲不下去了。王玉珍找到林月琴哭诉：“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怎么这些花朵一点都不可爱，还是让我回部队吧，这个工作我做不了。”林月琴耐心地开导她：“你不能这样想，咱们办这个学校，是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我们。他们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的为了国家远赴海外，有的还在朝鲜战场作战。这些孩子长期和父母分离，缺少父母的关爱，我们要多呵护他们。你很有能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林月琴的一席话使王玉珍深受教育，以后她安心工作，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在学校工作了整整35年，直至 退休。林月琴对学校的教职员工也特别爱护。那时实行供给制，教职员工一个月只有几块钱，仅够买些生活用品。林月琴常拿出自己的钱贴补年轻的教师。林月琴就是这样将她的爱分给她身边的每一个人，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林妈妈”。
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工作更加繁重，林月琴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罗荣桓办公室主任，一边协助罗荣桓工作，一边照顾他的身体，她要保证丈夫的身体能够担起这副担子。
罗荣桓自在苏联手术后，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最终不堪重负，住进了医院。罗荣桓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依靠林月琴，不管什么事，他都习惯地说：“月琴，你来。”“月琴，这个事怎么样？ ”最后病重期间，他的肾功能已经没有了，全身发痒，什么药也不管用，白天黑夜都需要擦洗。罗荣桓不好意思和护士说，只能告诉林月琴。当时，林月琴患有高血压，但她仍然每天守候在丈夫身边，就像坚守着一块阵地，她知道丈夫需要她。
1963年，罗荣桓因病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林月琴受到迫害，但她始终对党充满信心、从未动摇。
“文革”结束后，林月琴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她积极为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反映情况，传递文件，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在她的奔走呼吁下得到了解决。
林月琴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林月琴还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11月22日，林月琴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