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山：红军从这里走向胜利
云石山位于江西瑞金城西19公里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1934年7月至10月期间的驻地。
1934年7月，正是第五次反“围剿”鏖战的时刻。中央机关在瑞金沙洲坝的驻地已被敌人发现，于是，所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转移到了较为隐蔽的云石山和周边的各个村庄。云石山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兵分南北两路，对江西兴国、石城、长汀和会昌等地展开疯狂进攻。红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无望，中央遂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即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长征出发地，云石山被后人誉为“长征第一山”。
然而，纵观这一段中国工农红军极其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云石山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长征第一山，它更是红军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
一、历史机缘，张闻天与毛泽东走到一起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之后，起义军历经千辛万苦，一度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弱小的起义武装力量开辟了一条立足农村生存和发展的正确道路。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与毛泽东部在井冈山会师。6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这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 一支部队，在对抗国民党军的几次“进剿”“会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瑞金，并抓住有利战机，不断重创国民党“追剿”军。江西红军队伍在发展壮大，根据地建设在加强，苏区范围在扩大。到1930年
4月，赣南、闽西苏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和最巩固的战略区，为后来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这一切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是分不开的。
然而，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2]。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遵循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方针，红军击败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然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是“逃跑路线”。他们提出要打“阵地战”“街市战”，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
1931年11月，瑞金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主张，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3]。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军[4]。这一决定降低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对第五次反“围剿”产生了严重影响。
毛泽东后来曾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
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5]
到1934年下半年，事态开始发生转机。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闻天。
1931年2月，张闻天同志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同年9月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他当时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中国革命的经验，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判断，曾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执行者。
从1933年初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张闻天对苏区的一些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从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广昌战役失败，到同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张闻天对李德、博古推行的“分兵把守”“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军事方针表示了不满和否定，批评了“拼命主义”和“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等极左思想，甚至就广昌失败问题同博古公开发生冲突，从而遭到博古的排挤。
1934年2月，毛泽东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之前兼任的人民委 员会主席一职则由张闻天所取代。这实际上是把张闻天从党中央核心排挤出去，同时又架空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权 。但是，这一举措却促成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友情。二人同为中央政府领导人，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所也搬到了沙洲坝，与毛泽东相邻。随着工作接触增多，相互间也有了了解，张闻天与毛泽东逐渐亲近起来。
1934年7月下旬，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已被敌人发现，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为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迁到云石山古寺庙。张闻天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央政府领导人也就顺理成章一起上了云石山。
二、云山古寺，编织出一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旷世友情
瑞金城西的云石山为喀斯特地貌，山高五十余米，方圆不足千平方米，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该山由石灰岩形成奇山异峰，远看似云海漂浮，故名云石山。
云石山地势险峻，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道百级石砌台阶蜿蜒通向山顶。红军上山后，在途中修建了两道石墙屏障。在山门的左下方留有机枪射击孔，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沿台阶拾级而上，只见巨大的岩壁上刻着五个红色大字— “长征第一山”。
在山顶有一座客家建筑风格的古寺，占地300平方米，是由一厅一院二横屋组成的方形围屋。该寺庙建于清朝嘉庆年间，黄色墙壁青灰瓦屋顶，藏于绿荫云霭之间。山间古树参天，怪石林立，芳草遍地，鸟语花香，优雅怡人的景色正如寺庙门联所云：“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
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云石山及其周边一带是山高林密的穷乡僻壤。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被中共中央选为保存革命实力的又一个根据地。
当时寺庙住持是一位法号“骆能”的和尚。中央政府领导人和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后，警卫员出于安全考虑，曾要求骆能和尚搬到山下村庄居住，被毛泽东制止了。骆能和尚热情地接
待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他把自己居住的最好的左厢房让给毛泽东和贺子珍，作为他们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右厢房是聚为和尚的居住室，侧室为张闻天住处，中间的佛堂成为当时的会议室。
古寺庭院的后面有一棵古樟树，树旁的大青石是毛泽东当年读书看报的地方。樟树下还有两个青石圆凳，当年毛泽东与张闻天就常坐在这里促膝交谈。可以说，云石山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互间的深入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他们两人在这山石树林之中沟通思想、交流看法。更多的时候，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现状、中央苏区受挫的原因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张闻天曾说过，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毛泽东在延安时也说，正是看到了张闻天的这种“个人本身的因素”—尊重实践，追求真理，刚正不阿，自己才“以极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通过与毛泽东的深入交谈，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正是从云石山开始，张闻天称“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1935年2月，张闻天为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败的军事原因。“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攻势防御”“保存有生力量”，不能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以堡垒对堡垒”……一连串的军事术语和战略战术的阐述，让刘英大为惊叹，她没想到张闻天不仅“理论强”，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后来张闻天告诉她，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长征前他同毛主席在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主席的许多精彩议论 。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在战斗中非常被动，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当时彭德怀曾为此怒骂军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到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局势愈发紧迫，红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毫无希望，战略大转移 迫在眉睫。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是1934年9月底红军战略转移前，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的署名社论，于1934年9月29日发表。该文抨击了党内那些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若干重要战略思想。例如，依据具体环境采取有进有退有攻有防的作战原则、强调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保持红军有生力量以打破敌人“围剿”，等等。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聂荣臻、董必武后来称此文是当时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是“红军战略的社论” 。显然，这些战略思想也是毛泽东当时一贯倡导的，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的确受到毛泽东的很大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思想。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战略思想的英明与正确。
在云石山，毛泽东为红军战略转移做了很多工作。期间，根据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和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阐述了游击队的组织、任务、作战要则等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长征开始时该书即下发各部队，指导大转移行动 。
毛泽东还去了江西于都搞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为红军大转移做准备。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了，高烧40度。张闻天得知消息后很是不安，急忙通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 前往于都给毛泽东治病 。傅连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是恶性疟疾。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张闻天的关心照顾下，毛泽东不久便退烧了。毛泽东后来返回云石山，张闻天还几次去看望他，了解他的病情恢复情况，仔细倾听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嘱咐保卫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
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思想上敞开心扉，观点上趋于一致，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他们二人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在进一步升温。
就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云石山与毛泽
东的一次闲谈中，倾诉了他对当时“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毛泽东当即提议说，他本人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途中住到一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英明的决定。张闻天对此评价道：“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打下）了物质基础。”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计8.6万余人，聚集在云石山下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瑞金的老百姓们来到路旁，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他们盼望红军打胜仗，叮嘱红军一定要早日回到苏区。
中央红军从云石山迈出了长征第一步。在那阴云密布、前途黯淡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从未放弃革命必胜的信念，他坚信“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
三、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军权率领红军走向胜利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被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经常在一起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毛泽东给他们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和王稼祥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路上他们在政治局开始进行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军事上时常征询毛泽东的意见。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后损失严重，兵员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此时，敌人已发现红军要北上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正准备调集大军前去包围红军。为此，张闻天专门找毛泽东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向毛泽东请教对策。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
尽管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张闻天等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是在红军西入贵州占领黎平之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在“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 转入北上” 。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在张闻天等多数人的坚持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
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在长征途中他对王稼祥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张闻天的想法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赞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最后的结论是，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主观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
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放弃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因此，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也就是正式撤销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工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 。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即“总书记”）。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集中军事指挥权，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样，身经百战的毛泽东就成为三人团中最有发言权的人。
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一年后顺利到达陕北，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张闻天起到很大作用，而这一切始于他在云石山与毛泽东的相交到相知。从那以后，张闻天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坚持相信毛泽东，力挺毛泽东，推举毛泽东出山重新担任红军主要领导人。在当时的 战争环境下，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关键时期，军队在党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 22 ]，
意味着红军从此以后走向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注释：
[ 1 ][ 4 ][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第262页，第362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927 — 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 — 302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
[5]胡哲峰，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 6 ][ 8 ][ 14 ][ 22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 页，第80页，第78页，第79 — 80页。
[7]师哲口述，师秋朗整理：《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300页。
[ 9 ][ 12 ]刘英：《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0页，第54页。
[ 10 ][ 20 ]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16 — 523页，第538页。
[ 11 ]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 13 ][ 16 ][ 1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第167页，第167页。
[ 15][ 2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第442页。
[ 19 ]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