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道路的思考与实践

Yanhuang chunqiu - - 求实篇 - 薛庆超

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成功开创出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主要是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第二条道路主要是解决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源头就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

一、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首先源于中共江西省委的决策

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人民发动城市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从此,举行城市起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典范模式。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属于城市起义模式。秋收起义虽然以革命士兵和革命农民为主体在农村举行起义,但中共中央最初设定的目标仍然是夺取中心城市长沙。

毛泽东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实事求是。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遇失利、工农革命军未能实现占领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后,怎么办?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必须依靠新的革命实践来解决。这就“倒逼”毛泽东必须考虑部队退却方向、必须寻找一个部队的落脚点。

毛泽东率部进军井冈山,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共组织具体指示、大力帮助 的结果,也是毛泽东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中共江西省委曾制定有关负责同志分散隐蔽的应对策略,并让宋任穷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指出宁冈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几十支枪,让毛泽东到那里发展。

1927年7月底,湖南工农义勇军第四团队和平江一个团队奉命参加南昌起义,赶到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时,地下党通知,南昌起义已经提前举行,起义军已经南下,并要赶来的部队尽快撤离此地。第四团队撤到江西铜鼓时,经费即将告罄,需要休整筹饷,补充武器弹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想拉走第四团队。第四团队将计就计,暂时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独立旅一个团,“听编不听调”,在铜鼓训练部队。同时,第四团队党代表潘心源到湖南寻找中共组织,派遣宋任穷与江西省委来的交通员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

当时南昌城口岗哨林立,搜查盘问来往行人。宋任穷与交通员未等警察盘问,就主动上前问路,警察很不耐烦,挥手让两人过了卡子。江西省委书记听取了宋任穷的报告,要求第四团队南下,从铜鼓向莲花县、宁冈县行动,指出那里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他写了密信让宋任穷带走,交给毛泽东。

宋任穷与交通员带着信与银元,经茶铺去铜鼓。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他们雇了两顶轿子。尚未到茶铺,轿夫说轿子行程已满,两人改为步行。刚到茶铺,就被国民党士兵拦住盘问。他们回答:“做小生意的,到铜鼓贩货。”国民党士兵没有发现破绽,准备放行。这时,一个军官提着手枪问道:“你们看到后边有两顶

轿子吗?”交通员随口答道:“正在后面,快到了。”国民党士兵急忙向后面跑去。

过了茶铺,宋任穷独自去铜鼓,部队已向南开拔。他赶上部队后才知道:潘心源从安源接来了毛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经过缜密部署,统一领导驻在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举行了秋收起义。

宋任穷立即把江西省委的意见和信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细心地听了汇报、看了密信。随后,前敌委员会在浏阳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毛泽东坚决反对少数人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

毛泽东从江西省委书记的密信中了解到,宁冈有中共领导的袁文才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武装。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井冈山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进行了调查研究。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在江西省宁冈、遂川、永新和湖南省酃县四县交界的群山丛中,周围有500多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鞭长莫及。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毛泽东决定率部上井冈山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井冈山一带有中共组织、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影响、有中共组织的农民武装力量、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认为,应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工农革命军遂向湘赣边界进军。

二、中共中央指示朱德: “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宁冈县古城,经共产党组织帮助,进驻茅 坪,设立留守处,奠定进军井冈山的基础。在井冈山“安家”后,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汇报,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提出意见。毛泽东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逐步展开。

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极为曲折。当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安顿下来时,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出现“左”倾盲动错误,在11月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强调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这个决定,正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一无所知。

毛泽东虽然在偏僻的井冈山,却极为注意国内外政治形势。11月上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卷入,茶陵敌军调离。毛泽东果断派出一营攻打茶陵。毛泽东要求,部队途中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

子;攻克茶陵后,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这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期间占领的第一个县城,意义深远。毛泽东主张,要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建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主席。同时,建立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县级政权的最初尝试。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朱德收拢一部分部队,转战湘赣粤边地区,得知毛泽东率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后,朱德在赣南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向毛泽东介绍了朱德部队情况。毛泽东让毛泽覃留在井冈山,派专人与朱德部队联系,欢迎两支部队联合起来。

同时,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请呈报中央批准。

这封信,为“朱毛会师井冈山”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 联络,共同计划一个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指导和重要支持,是“朱毛会师井冈山”的政治基础。

三、毛泽东果断处置团长陈浩叛变行为。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

粤桂军阀战争告一段落后,湖南军阀派出独立团会同湘东地主武装进攻茶陵。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共有七个连,团长陈浩命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恰巧,毛泽东脚伤好转后,从井冈山到达茶陵城郊,得到陈浩命令部队向湘南撤退的消息,立即追上部队,命令停止向湘南转移,随即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揭露陈浩等人叛变行为。毛泽东决定,把部队带回宁冈砻市。他在砻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批判陈浩等叛变行为,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予以枪决。

会后,毛泽东在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在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一面从事革命实践和战争实践,一面与指战员总结经验教训。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怎样打仗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儿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儿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儿,又要会打仗。打圈儿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最后毛泽东概括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这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

战术的雏形。

12月,毛泽东从井冈山派出的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报告工农革命军工作后,辗转周折,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部队,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于是,毛泽东率部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活动,朱德部队在湘粤边界活动,遥相呼应,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形势。

1928年伊始,毛泽东率部旗开得胜,一举攻占遂川县城,重建遂川县委,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和赤卫大队。

毛泽东从进入井冈山起,就高度重视对当地农民武装负责人袁文才、王佐的团结工作。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有一个熟悉、教育的过程,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也有一个认识、信服的过程。起初,袁文才曾致信毛泽东:“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袁文才的信,用毛笔写在两张白色宣纸上,尽管字斟句酌,实质却不言自明—婉言谢绝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这封信,在一部光绪年间的线装书籍《四书》里夹着,后来在湖南株洲旧书市上被收藏者发现。大概是毛泽东阅读后随手夹在《四书》里,由此得以保存下来)。

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后,经过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团结、教育和改造,为其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极为敬佩,心悦诚服。王佐曾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1928年初,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第二团党代表,派去一批干部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等。

四、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提出: “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湖南、江西各级中共组织的领 导、关注与大力支持。江西省委代表曾向中共中央报告:遂川是毛泽东军队驻扎,有一千多人,军队质量也有改变,有五百多同志,每连有党支部,兵士情绪很好,战斗力很强。因此,江西省委要求中共中央将朱德军队调到江西去。

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曾向江西省委代表提出:“从赣西南发展到湖南是很重要的”,“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表明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十分重视。

1928年2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赣军一个营占据宁冈县新城。毛泽东决定消灭该敌,一面集中兵力,待机歼敌;一面指示宁冈、永新农民武装力量日夜扰敌。在军事会议上,制定“围三阙一” —即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2月18日清晨,工农革命军趁敌军架枪做操,突然发动袭击,经过激战,攻克新城,歼敌一个营和一个靖卫团共五百多人,击毙守军营长,活捉宁冈县长,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新城全胜,军民欢腾。将俘虏押到茅坪时,却出现打骂俘虏的现象。由此,在茅坪军民大会上,毛泽东宣布工农革命军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经过教育,大部分俘虏自愿留下加入工农革命军;资遣回去的,做了工农革命军新型俘虏政策的宣传员。这个俘虏政策,对瓦解敌军及其战斗力、转化俘虏为我所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城之役后,毛泽东在全县群众大会上指出,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了旧政府,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会宣告,建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中共宁冈县委和县赤卫大队。

井冈山斗争推动着形势发展。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建立中共县委,酃县建立特别区委,莲花县建立共产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建立地方武装力量。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等县部分地区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

五、毛泽东在井冈山被“开除党籍”真相

毛泽东率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披荆斩棘,充满艰难与曲折。导致出现艰难与曲折的重要因素,有的来自外部,有时来自内部,甚至来自内部的因素更多一些。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湖南省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周鲁,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贯彻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

周鲁到井冈山后,摆出“钦差大臣”模样,发出指示:

一是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周鲁要求:“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这是列宁批判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典型表现。

二是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和“撤销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在这里,周鲁把“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错误地传达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这是对毛泽东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件事:当了个民主人士,只能当师长了。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一次预备会上谈道: “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又不能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儿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三是取消前敌委员会,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组织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

四是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

随后,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 向湖南酃县中村集中待命,没有直接去湘南。毛泽东到达酃县中村时,看到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这才知道自己只是被开除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不是开除党籍,压在心头的“开除党籍”这块巨石一下子被彻底掀翻。

毛泽东到酃县后,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发展很好,就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这个主张得到周鲁同意。于是,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工农革命军帮助中共酃县组织建立酃县赤卫大队、中村区工农兵政府和一些乡的工农政权。

六、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1月,朱德部队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后,在湖南特委领导和农军配合下,举行湘南暴动。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发展中共组织,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进行插标分田,开展土地革命。红旗漫卷,湘南红遍。然而,由于湘南特委的“左”倾错误和国民党军反扑,形势很快逆转。3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湘南暴动后朱德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军南北夹击,难以立足,遂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中村,一面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一面寻找和接应朱德部队。

毛泽东率部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后,分兵深入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分田,成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在沙田期间,毛泽东针对部队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现象等,专门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毛泽东对于人民军队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开端。

随着红军发展和群众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宋任穷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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