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重要一战
—延寿阻击战
延寿阻击战，是中央红军长征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要战役之一。对于这一场战役，党内外相关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是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最激烈、甚至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战[1] ；有的认为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并无大的战役[ 2 ]，延寿阻击战中“有数十名红军战士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 [3]。然而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却截然不同，粤军第一集团军指挥余汉谋电报称，在延寿战役中“消灭”红军数千人。蒋介石认为这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战” [ 4 ]，且指挥此次战役的粤军独立三师李汉魂“由于延寿战役见重于蒋” [5]。
那么，延寿阻击战的真实战况究竟如何？这一战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若干战役中分量如何？此役对中央红军随后的长征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根据国共双方史料文献与当事人回忆，结合国共双方的整体军事布局，对延寿阻击战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加以分析考证。
一、延寿阻击战发生的背景
根据现有文献与当事人回忆，均显示中央红军在突围长征时，已经与粤系陈济棠达成了停战协议。
就当时的全国形势来看，蒋介石自1927年执掌南京政权后，与粤系陈济棠，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湘军何键等地方势力派的利益冲突一直未能消减。红军从江西突围后，蒋介石试图利用“追剿”红军收一石二鸟之效，借机兼并地 方势力。对此，陈济棠、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心知肚明，为了保存自身实力，他们都愿意给红军让道，“送客”出境。陈济棠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就有与中共和谈的想法，双方有了一些联系。1934年九十月间，陈济棠电约中共举行秘密军事谈判，于是中共派出何长工和潘汉年为代表，与陈济棠的谈判代表黄质文、杨幼敏、黄旭南等谈判，达成五项协议[6]。其中第五项有“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等内容。对此协议，何长工回忆：“据事后了解，我们和陈济棠的代表停战谈判所达成的几项协议，他还是信守的。当我们向赣粤边转移之际，陈把他们同我们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同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7]这在国民党方也有相应军官的回忆为佐证[ 8 ]，兹不赘述。
当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即电陈济棠、何键出兵火速在汝城、仁化间阻截（即第二道封锁线）。当时湘军主力已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郴州间，在汝城守备的只有湘军六十二师陶广所部钟光仁旅的一团两营[9]。粤军第一、二军主力及几个独立师原已集结于湘鄂赣边，这时陈济棠令李汉魂统帅独立第三师、独立第二旅及第二师赶到乐昌、仁化、汝城附近进行堵截[ 10 ]。因此，红军过第二道封锁线时，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已有停战协议的粤军。那么，在敌我双方已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延寿阻击战又是
如何发生的？
从粤军方面来看，陈济棠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要与红军决战的架势。红军突围后，粤军迅速在韶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制定先堵后“剿”的“追剿”方案。实际上，陈济棠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堵上，重在阻止红军与中央军进入粤境，真正尾追红军的只有叶肇的第二师和陈章的独二旅。由于停战协议只传达到将军以上，团以下的人员并不清楚。粤军不少将领如余汉谋的第一军长期与中共作战，骤然让他们不进攻红军也难以自圆其说。正如第一师上校参谋长李卓元所说：“要求下面不打仗，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同共产党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下达，但要明确要求，共军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共军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可不容易啊！”[ 11 ]为了防止双方交战，不愿与红军作战的警卫旅第二团指挥黄国梁在布防位置、选择前方将领等方面都费了一些心思。即便如此，在通讯不发达、敌我双方距离很近的情况下，光靠高层的默契，是难以避免两军接触的。如警卫旅第二团在锦江、厚坑方向就遭遇到了红军，由于黄国梁明令不许出击，双方没有交战。但这却受到了陈济棠的侄儿、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陈树英的责骂：“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饭桶！”[ 12 ]而在延寿阻击战中，正是陈树英率领的第五团主动进攻红军。
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虽然与粤军已有协议，但战场形势难料，被“追剿”的红军始终保持警戒备战状态。中革军委10月26日发电指示：“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 13 ]可见，一旦双方遭遇，还是有很大的战斗可能。
长征是几万人共同行军，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不便的情况下，在不熟悉的环境下行军，统一协调的困难相当大。从现存的红军长征日记可以看出，红军初期行军，很多时候难以按计划行事，常常会有突发状况，或是行李 担子出问题，或是走错路，或是因交通道路被破坏而堵在某处。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第一军团在地形不明的大山里，没有地图可循，被迫在羊肠小道上和狭长的深谷中行进，因而未能占领他们前面设有坚固堡垒的隘口，侧面又受到粤军刚来增援的部队的威胁，而自己却不能展开兵力对付他们。至此，第一军团必须调转头来暂时拐入中路军的行军路线，以便绕过自然障碍，避开敌人的侧面袭击。这样，就失掉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 [ 14 ]。对于红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朱德曾于11月10日致电批评：“因一、九军团不得已情况下转经延寿圩西进，以致使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延长数日。” [ 15 ]
在山区行军作战的艰难，加上长征初期错误的大搬家思想，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拖累了整个战斗部队的行动[ 16]。据耿飚回忆：“当我们进到粤汉线湖南境内九峰山、嘉禾一带时，他们的兵力还在频频调动之中。这一带山险林密，很适合部队隐蔽行军，如果我军行动迅速，完全有可能趁敌人布置未稳而突围出去。但是由于大搬家式的行动，整
个红军及机关队伍长达五六十华里，以错过了机会。” [ 17 ]就连敌军的飞机侦察报告亦指出：红军行军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18 ]。这使得红军后卫部队经常陷入危险的境地。正如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时所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一百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 [ 19 ]据红五团第三十四师的朱良才回忆，“当时，我们三十四师另一部正处于全军的最后，行军非常被动，前面部队行进，我们就要行进；前面部队停止，无论尾追之敌的状况多么危险，也要停下来，行动不能自主。延寿阻击战就是这样发生” [ 20 ]。
可见，延寿阻击战的发生，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
二、延寿阻击战的具体情况
就目前所见文献，对于延寿阻击战的具体情况，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战役发生在11月6日，交战双方为红五军团与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二师第五团第一营展开战斗。据当时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二旅参谋长侯梅、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二师第五团第一营营长李友庄回忆，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负责经仁化的长江、城口向九峰一带衔尾追击红军。最初两三天两军的距离不过一天或半天的行程，随时都有接触的可能。11月6日，国民党第二师与独立第二旅分头出发，第二师在延寿附近一带山地森林发现充当后卫的红五军团在掩蔽休息。第二师第五团团长陈树英即令全团加速步伐向延寿急进。李友庄所在先头营发现延寿河对河山坳上的红军，涉水强攻，双方展开激战[ 21 ]。但“真正上火线的只有一个团（第五团），该团打得比较激烈的只有一个营（第一营），打的时间也不过一昼夜。战斗结束，清扫战场，红军被打死十余名，粤军被打死的约三十名” [ 22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基本采 纳了这一说法[ 23 ]。
第二种说法：认为延寿战役发生于11月9日、10日左右。据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 11月上旬（九日、十日）左右粤军和红军在延寿圩、靶子场、珊瑚岗附近激战两日，陈济棠曾向蒋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发现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等军团番号[ 24 ]。
第三种说法：认为战役发生在11月11日、12日。交战双方为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与粤军第二师叶肇部、独二旅陈章部及独三师展开战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4年11月12日，南路军李汉魂师破红军第一军团于粤北乐昌九峰延寿间，获枪六千，收复城口。”据薛岳幕僚、国民党第六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李以 回忆，1934年10月底，陈济棠将余汉谋指挥下的第二师叶肇部、独二旅陈章部及独三师归李汉魂指挥，编成一个纵队，布置于乐昌、仁化及湖南汝城间，与西路军联系，利用原有碉堡守护粤北门户。该纵队于11月11日在延寿九峰（乐昌境内）地区与红军第一军团林彪部、红九军团罗炳辉部后卫遭遇，于延寿、靶子场、珊瑚岗地区激战一昼夜[ 25 ]。
关于此役，国民党方有两份电报。一份是11月12日南路军指挥余汉谋所发：“昨夜在延寿九峰附近与我相持之匪，为伪一及伪九军团全部，今午为叶师独三师及陈章旅夹击，毙匪四五千，夺获各种兵器二千余杆，俘匪千余人，伪一九军团，已全数消灭。” [ 26 ]另一份是11月12日粤军运输站长利树宗致潘应堃电：“顷接九峰转来独立第三师李副师长江电话，本日匪一军团林彪全部，与我军第一二师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师等部在延寿九峰间激战，一昼夜，被我军完全消灭，缴械六七千，俘匪数千，伤亡无算……”[ 27 ]
第四种说法：认为战役持续了三天，从11月11日至13日。作战双方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与粤军、湘军及胡凤璋团展开战斗。此说最早由中共汝城县委党史办提出： 11月11日，粤军陈济棠部追至延寿之简家桥、中洞、九如、桑坪一带，向红军后卫三面夹击。此时，红军后勤部队大批骡马、辎重都拥塞于延寿至岭秀、盈洞的山涧小道上，行进迟缓。红五军团后卫师第三十四师不得不拼死阻敌。红军守简家桥、寿水、下杨一线，先歼敌一部，并击毙其团、连长各一名，然而敌追兵不断增多，粤军陈章旅亦于12日由大坪赶至延寿，在湘军六十二师一个营的配合下，向红军侧翼攻击。红军被迫退守下杨、寿水一线小山头，面临延寿江，作背水之战，此时俯控江边的青石寨制高点至关重要，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战斗呈 白热化。军团长董振堂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拼死夺回了青石寨。经过三天三夜血战，终于掩护了辎重队伍顺利通过。13日黄昏，董振堂指挥部队且战且走，经文明到宜章赶上了红军主力[ 28 ]。
《汝城县志》[ 29 ]和《中国共产党汝城历史》完全使用这一说法。朱惠芳主编的《红军长征在汝城》中，对延寿阻击战的描述与之基本一致，只是在作战对象上，增加了“汝城县保安团团章胡凤璋得知红军到达下杨后，迅速带领手下团丁渡过延寿河，从下铜田抄小路向红军偷袭” [ 30 ]。其他相关党史著作对此役的描述基本一致，只在个别细节上有所区别。
不过虽然对战况描述相当惨烈，但大部分对具体牺牲的人数并未有估计，只有《峥嵘岁月（红军长征在湖南专号）》一书的综述中提到“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在延寿、岭秀等地堵住了粤、湘两敌的进攻，激战数日，歼灭了大量敌人” [ 31 ]。
以上四种说法虽然互相矛盾，却也互有交叉和重合之处，下面就交战时间、作战双方、伤亡情况分别予以考察。
1. 交战时间
战役时间由于非常具体，凭借个人回忆难以精准，且孤证难立。就四种说法看来，有当时文献证据的，只有第三种说法，即11月11日、
12日有国民党的电文为佐证。
据《朱德年谱》，11月10日21时，朱德致
电彭德怀、杨尚昆：“因一、九军团不得已情况下转经延寿圩西进，以致使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延长数日。”同日，朱德致电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罗迈和邓发，指出：“敌六十二师追击队十一号有逼进延寿圩可能。”“一军团及九军团还集中在延寿圩、城江背、大山地域。” [ 32 ]这与李德回忆红一军团不得不暂时拐入中路军行军经过延寿圩，“失掉了几乎一个星期”的说法吻合。
11月11日11时，朱德电令董振堂、李卓然：五军团12日仍留原地不动，其任务为掩护我军通过延寿圩至文明司大道，并击退自汝城经勾头坳及延寿圩来追之地，在有利条件下应歼灭之。一、九军团除留少数部队在延寿圩阻击国民党军外，主力经百丈岭向文明司急进。
而据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的长征日记记载，11月10日，“接军委来电，湘敌第六十二师有犯延寿圩的可能。当即通知各团做好战斗准备” 。11月11日，“作战。晨接军委电令，我师有协同红九军团及红一军团第二师之一部，消灭敌第六十二师之任 务。上午，即过河到圩场北岸侦察地形，刚到高地，即闻枪声，系我四十三团警戒部队与敌接触。即令四十四团为突击队，沿右边高山向左突击；四十五团在河左岸归罗军团长指挥。我四十四团还没来得及占领右边高地，四十三团却垮下来了，枪声正激烈时，红二师四团已到。我令四十三团组织反击，前进约数百米时，敌一团兵力从我四十三团左翼强渡河，向我四十五团及红九军团部队突击。我四十三团、四十四团数次突击均未奏效。战斗到黄昏，又与九军团及我师四十五团失掉联络。敌有断我去路的危险，当即决定撤退，并通知各团，令政治部迅速转移伤员” [ 34 ]。《彭绍辉日记》的记载是目前仅存的亲历者对延寿战役的详细描述。而他的描述也与国民党方的电报有一致之处。
据此，可以判定，延寿阻击战应发生在11月11日。
那么这场战役持续了多久？
所谓阻击战，是为了阻止敌人进攻，掩护主力展开或转移。因此，延寿阻击战应该是以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完成阻击任务为结束。虽然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均于11日晚上撤出了延寿圩，但红五军团却直到11月13日才撤离。因此，延寿阻击战的时间应为11月11日至13日。
2.作战双方先来看红军参战的部队。根据朱德的安排，红五军团留下来掩护主力撤离，一、九军团主力撤离，留少数部队在延寿圩阻击国民党军。红五军团是后卫，下有主力十三师和后卫三十四师。据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记载：“11月10日，由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