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与《黄河》月刊

Yanhuang chunqiu - - 目录 - 王民权

谢冰莹( 1906 — 2000),湖南新化县人。她与冰心先生的名字“谢婉莹”仅一字之差,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名作家。她还是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她幼年随父读书,后入湖南省立第一女校就读,未及毕业即投笔从戎,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经短期训练参加北伐。军政学校女兵队解散后,她继续读书深造,相继在上海艺术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就读,后又负笈东瀛。其间曾因坚拒出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日,被日特逮捕遣送回国,旋复更名易姓,再度东渡入早稻田大学研修。七七事变后愤而回国,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为负伤将士服务,后又奔赴徐州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参与伤病招待所工作,曾与胡兰畦女士一道被授予少将军衔。抗战结束后,曾任北平师范大学和华北文化学院教授。1948年赴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72年退休,越年定居美国,2000年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终其一生,谢冰莹有过三种职业:军人、作家和教授,最后却以作家身份闻名。据不完全统计,其毕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2000多万字,其中尤以《女兵日记》和《女兵自传》最受推崇,分别被视为其成名作和代表作,后者甚至被先后译为英、日等10多种文字。除此之外,据考她还编过多种报刊,其中最有名、也是至今常为人们提及的,就是《黄河》月刊。

《黄河》是抗战时期西安出版的大型文艺刊物,并因谢冰莹的主编而在全国具有相当的影响。散见不少文章或著作,尤其有关谢冰莹的传记,对它时有介绍,但多语焉不详。《陕西省志·报刊志》尽管辟立专目予以著录, 却也仅有“《黄河》月刊,系纯文艺性杂志,原系谢冰莹于1940年应新中国文化出版社之聘来西安创办的文艺刊物。3年后谢离去,该刊亦停办。这次复刊是在1948年元月,由‘新中国出版社’主办,地址在西安市盐店街。发行人廖伯周,主编仍由谢冰莹担任。编辑有蒋志达、曹子”寥寥数语而已,迥非全豹。另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6期所载卢洪涛《〈黄河〉与西北大后方抗战文学》一文,作者似曾认真翻过原刊,信息稍显集中、充实一些,迹之颇可获得对于此刊的大致印象。文章披露:《黄河》是“民国廿九年”亦即1940年2月23日创刊的,由新中国文艺(应为“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辑部和出版社都在西安香米园德化里38号。刊物最初分土纸和白报纸两种,均为16开本。土纸印装的每期定价为国币2角,半年6册定价1元,全年12册定价1元8角;白报纸印装的每期定价为国币4角,半年6册定价2元,全年12册定价3元6角,邮资一律另算。后因纸张紧缺,此刊基本上都是土纸印刷。创刊头一年,刊物印行5000份,第二年增加到12000份,因前线部队大量订阅,又增印至20000份。由于资金短缺和邮路不畅诸由,后来刊物时或出现合期或脱期,因而从1940年2月创刊到1944年

4月因亏累不堪而停刊,前后历经四年零两个月,仅出刊36期。1948年3月虽然再度出刊,也因故仅出6期(期数另起)即于同年8月宣告终刊,所以前后加在一起,《黄河》共出42期。 其前半段,由谢冰莹主编,后半段,仍由谢冰莹主编,而前半段的几年,据谢冰莹《我的战时生活》回忆,“当时虽有路丁小姐帮着初审稿子,但具体的编稿、改稿,解答读者的问题等,还得由自己来做,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一面拉风箱,一面看稿子”,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虽说1943年1月起成立了编委会,聘由李朴园、冷波、耶草、易水寒、叶鼎洛、廖伯周、厉厂樵、戴涯等人组成编委会,谢冰莹仍以位居主编而偏劳较多,直到这年3月她离开西安去成都任教,8月由厉厂樵接任主编而止。其间,谢冰莹凭着自己的文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黄河》网罗了一大批名家权威和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壮观的作者队伍:柳亚子在此发表过诗作,孙伏园在此发表过散文,梁实秋在此发表过论文,老舍在此发表过小说,丰子恺在此发表过漫画,碧野在此发表过战地通讯,陆丹林在此发表过文艺通讯。其他如赵清阁、冯玉祥、老向、耿孝先、臧克家、李辉英、缪崇群、陈亦门、姚雪垠、牛汉、卢冀野以及林岚、王亚

平、叶鼎洛、褚述初等,也都在这个刊物上有文章发表。而《黄河》特辟的“青年园地”和“读者园地”,又着意发表一些青年作家如柳絮、黎嘉、谷风、冯振乾等的习作或处女作,也给这些初涉文坛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使得其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作家。《黄河》始终拥有着旺盛的创造活力和青春锐气,也给谢冰莹赢得了注意发现和培植文学新人的美好声誉。

《黄河》的栏目设置丰富多样而又相对稳定,除了若干相对固定的栏目,如《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战地通讯》《读者园地》《黄河信箱》《编后》等,《黄河》也有一些不固定的栏目,如《特写》《游记》《杂感》《特稿》《译文》等。其中理论栏目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想探讨和创作经验漫谈等。对《黄河》而言,理论文章作为刊物的思想 载体,始终被放置在显要的刊首位置。除此之外,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为谢冰莹主张,《黄河》不应和一般刊物一样只登一些小说、戏剧、诗歌之类的作品,而应该特别注重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所以“《黄河》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宣传抗战是它的中心任务”。其创刊号代发刊词这样表述:“看吧,奔腾豪放的水势!听吧,汹涌澎湃的涛声!这是黄河在抗敌反攻的时候了!千千万万的战士在黄河两岸冒雪冲锋;千千万万的同胞在黄河流域引吭高唱! ……怒吼吧,黄河!战斗吧,黄河!”而段念慈《1940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一个文艺工作者,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决不能置身在这一次主权战争之外”“一定要深入到现实的深处……创作反汉奸、揭露日寇阴谋及有关国家统一和生产建设的文艺作品”云云,足以揭示出该刊抗日救国的宗旨和核心思想。因此,其作者、文章尽管身份不同,趣味各异,然而都在一定程度和不同角度体现出鲜明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日救国的题材占绝大多数,而其第1卷第6期所设纪念七七事变三周年的“七七专号”,和第2卷第4期特别开设的“日本反战志士文艺专号”,更是表现了宽阔深邃的眼光和从人性的角度全面深刻地审视与反思战争的努力,在当时产生过非同凡响的社会意义。

不过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尽管比其他文章提供了更多有关谢冰莹和《黄河》的信息,甚至还无意中纠正了陕西省志所谓“谢冰莹离开后此刊停办”的错误说法,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和资料的相对匮乏,人们固然率多不甚了解当时《黄河》办刊的具体背景,即使卢氏这篇文章,似乎对此也都显得有些隔膜,有些地方也说不到位。而其中最值得指出的,主要表现在如下诸点:

首先,《黄河》月刊的历史,分前后两段,前段处于抗战时期,毫无疑义;后段处于抗战之后,也很清楚。因此,需要客观全面地研究和评价《黄河》月刊的历史,也需要客观全面地研究和评价作为《黄河》主编的谢冰莹的这段经历。若干史实也便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性。

其次,谢冰莹是《黄河》月刊前后两段的主编,但不是《黄河》月刊唯一的主编。在其1943年3月离陕赴蓉之后,《黄河》并没有立刻停刊,而是由厉厂樵接着主编,一直运行到1944年4月。虽然谢冰莹对《黄河》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仅仅强调她是《黄河》的主编,而将厉厂樵主编这一段一笔带过或对他于《黄河》的贡献根本不提,则《黄河》的历史,也将是不完整的,对谢冰莹固然谈不上锦上添花,对厉厂樵则明显有失公平。殊不知,在民国西安的报刊史上,厉厂樵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三,《黄河》月刊是西北地区有名的文艺刊物,却不是唯一的文艺刊物。因为仅以陕西而言,当时陕甘宁边区尚有《前线画报》《文艺突击》《山脉诗歌》《文艺战线》《大众文艺》《大众习作》《新诗歌》《文艺月刊》《中国文艺》《草叶》《谷雨》《诗刊》《部队文艺》《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民族音乐》等文艺刊物;胡宗南治下的西安,也还有《高原》《流火》等文艺刊物,前者社址在北大街, 1944年由叶鼎洛创办并主编,后来又由霍世奋接办、彭古丁主编,主要刊登小说、散文、 诗歌、戏剧等,郭沫若、巴金、胡风、姚雪垠、郑伯奇等都有作品在上面发表;后者社址在东木头市, 1945年3月创办(创办者不详),曾发表过郑伯奇的论文《当前文艺上的几个问题》、青苗的小说《苍穹》、何剑熏的小说《同路》和余振的译作《普式庚长诗》、林军的译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等。此外还有西北文艺工作者协会1937年4月创办的《沙河》、东北旅陕同乡会与全国漫画作家西北分会1937年创办的《抗敌画报》、叶鼎洛1942年创办的《文艺月报》等。甚至谢冰莹自己,在主编《黄河》月刊的同时,也还与沙雁等人编有一个专供前线士兵阅读的《阵中文艺》。所以,笼统地说它“是西北国统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并不准确;说它是“西北大后方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也不准确。况且,说它“大型”,大在何处?开本16开,页码是多少呢?没见谁说过,这篇文章照样没有涉及,留给读者的,只是无法落实的想象。

第四,《黄河》月刊,是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刊物,而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则是胡宗南部1939年底前后创办的一个出版机构。其工作人员大多来自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简称“七分校”,校址在长安王曲)和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团址在今西北大学北校区)及胡宗南长官部或后来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的浙江同乡、著名学者缪凤林和郭增恺、洪轨等,先后任其社长,班底都是校级以上的军官。此即《黄河》

月刊的具体背景,亦即政治背景。并且,《黄河》月刊只是这个出版社出版刊物的一种,除此之外,这个出版社还办有《思潮》(政治理论刊物,1940年创办)、《国士》(青年刊物,亦1940年创办)、《军事月刊》和《士兵知识》等刊。所以,《黄河》虽为文艺刊物,但其实质,恐怕并非一般文艺刊物那样简单。著名报人徐国馨回忆文章《旧西安文化界的魔影—记胡宗南系统的几种刊物和两个出版单位》称其为“胡宗南系统的出版社出版的刊物”,贾植芳《暮年杂笔》说“她(指谢冰莹)编的这个杂志,政治色彩很明显,前后发过不少攻击左派势力的文章”。这应该已经说明《黄河》前段的基本立场。其1948年后重办,廖伯周任发行人,而廖氏其人,正是胡宗南西安绥署的干部,时任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社长,同时还兼着《战斗日报》的发行人,则此时《黄河》月刊的政治态度,更是不言而喻。有资料称,胡宗南当年在西安所办军事学校、政治性训练班(或营、团)一般都有自行编印的刊物,内部发行 或公开出售,其中《王曲》是七分校的内刊,《战干》是战干四团的内刊,《游击》是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内刊,而《抗战与文化》,则是由胡部掏钱,由托派分子丁逢白等以学术团体名义出版的刊物。可见胡宗南并非简单的一介武夫,其出版《黄河》这个文艺月刊,不仅不足为奇,反而大有深意在焉,而其前后两段都聘谢冰莹来主编,对谢本人,她显然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晓,故其既能慨然应命于前,复愿再作冯妇于后,知人论世,其政治站队,自亦不待言喻,良可深味。

第五,出版社和印刷厂是密切相关的两极,创办新中国文化出版社之外,胡宗南系统还同时办有一个由七分校印刷厂、战干四团印刷厂和曹日晖私人自办印刷厂合组的新中国印书馆。前者地址先在西安香米园德化里38号,新中国成立前迁至北大街公字1号;后者地址在西安盐店街公字2号, 1943年因经营不善倒闭后改为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黄河》月刊前半段,与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则都在香米园的德化里,这在卢冀野1940年初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途经西安时,于雁塔下所赠谢冰莹“长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园西遇女兵;号角诗筒同一吼,黄河从此怒涛生”诗中,已有明确反映;后半段即1948年复刊后,据同年6月21日西安市政府致重庆市政府公函所附《西安市报刊社一览表》,则设在盐店街原新中国印书馆所在。因此陕西省志说它“地址在西安盐店街”,固然不尽准确,这篇文章说它地址一直在香米园,同样不够恰当,都是管中窥豹,一叶障目,知其一不知其二。

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即《黄河》月刊系谢冰莹主编,而非谢冰莹创办。无论其前半段的创刊,还是后半段的复刊,都是如此。这道理并不复杂,仅从其前面由缪凤林任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后半段由廖伯周任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就可以明白看出,如果硬要说其创办,也只能说参与创办而已。因为谢冰莹到西安的时间,卢文讲是1940年1月17日,而徐国馨的回忆说是《黄河》创刊于1939年底,廖伯周后来的复刊呈文中,也明确讲“《黄河》刊于二十八年始创”,说明谢

氏当年之北上,就是奔着这个已经明确创办但还尚未出刊的刊物来的。卢文说它“1940年2月底(民国廿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黄河》在古城西安创刊”,应该是指它的创刊号出刊月日,而非创刊时间,不然便解释不了徐、廖二氏的说法,也解释不了以当时的物质、通邮条件,谢冰莹才到西安一个月,《黄河》就能出刊的事实。此外,谢冰莹应聘《黄河》月刊的主编,固然是因为她不俗的文名,也当和她的三哥谢国馨不无关系。理由是谢国馨也是民国新闻界的一支健笔,抗战初期曾任第五战区长官部中校秘书,1939年调任战干四团上校秘书,当时适任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编辑兼西北青年劳动营政治教官,主编《思潮》杂志的同时,还与张佛千一起编过《国士》刊物。《黄河》聘谢冰莹主编,不排除其“举贤不避亲”的可能,谢冰莹的应聘,也不排除其投奔乃兄而来。而这,也许是这篇文章,包括陕西省志不知底细而忽略了的。这从一个侧面,似也证明关于谢冰莹和《黄河》的研究,尚处于浅表的层次。

以上种种,都说明对于谢冰莹,对于《黄 河》月刊,对于谢冰莹和《黄河》月刊的关系,还有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的必要。惜乎文献不足,困住不少智者的手脚。因此,要真正地弄清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撰写此文时,笔者在网上看到《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中阎纯德写的《谢冰莹》小传,传得极广。据说作者曾在旧金山亲自采访过谢冰莹,并出过一本《女兵谢冰莹》,可书里竟说:“1948年初,谢冰莹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文艺习作’,同时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让人惊讶不知如何措辞。事实上诚如前述,《黄河》月刊1948年复刊,这是真的;谢冰莹仍任复刊后的《黄河》月刊的主编,也是真的,然而《黄河》复刊的地方不在北平,而是仍在西安。西安市档案馆保存有廖伯周当年为复刊一事给西安市政府的两件呈文。其一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 1948)元月十四日”,文曰:

窃《黄河》月刊于二十八年始创,抗战期间风行西北,销数达两万份,三十三年以出版社改组而停版。兹以西北纯文艺刊物极为缺乏,故拟即行复刊,并续聘北平师范学院教授谢冰莹女士为主编。谨依出版社规定填具声请登记书三份、证明书一份,声请登记。

谨呈西安市政府《黄河》月刊发行人廖伯周呈其一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 1948)三月八日”,文曰:

窃伯周等鉴于西北文艺月刊之缺乏,特组《黄河》月刊社,发行纯文艺性《黄河》月刊一种,恳钧府准予现行发刊,并请转请颁给登记证为祷。

谨呈西安市政府《黄河》月刊发行人廖伯周呈足见此文不仅谢冰莹194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云云,缺乏历史概念,所谓“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的说法,也是不切实际的揣想之谈。试想,北平不是胡宗南的地盘,《黄河》若在北平复刊,则跟西安绥署和廖伯周有何关系,又何必呈请西安市政府登记并准予发刊呢? ■

谢冰莹著《女兵自传》

谢冰莹在1937年写《从军日记》

抗战时,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在长沙合影,中为谢冰莹

上海艺大时代的谢冰莹

《黄河》复刊第一期目录

主编《黄河》月刊时期的谢冰莹

《黄河》月刊第九期

谢冰莹中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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