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领导的部分革命起义

王… 霜

Yanhuang chunqiu - - 炎黄春秋 - 王霜

位于昆明翠湖之畔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是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所设,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奉天讲武堂并称为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云南陆军讲武堂曾走出朱德、叶剑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革命家。讲武堂的师生不仅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及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人还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革命队伍,加快了全国解放进程,为推翻“蒋家王朝”作出了重要贡献。

昆明起义:国民党反动派攻入市郊,讲武堂师生浴血奋战

我已于十二月九日宣布云南解放,通电全国,特以最诚挚的态度,向我驻滇中央各军官兵和特务人员,说几句直率坦白的话。

抗战八年,人民当兵纳粮,困苦万分,休养生息,已是迫切需要。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美其名曰“戡乱”。我全国军民,在戡乱的口号下,膏液润野草,肝脑涂中原,惨痛达于极点。……于是几百万官兵,渐渐觉醒,放下枪杆,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中,而华南,两年之间,整个的中国,几乎全部解放……

你们住在云南,吃的是云南人民栽出的谷子,住的是云南人民盖好的房子,穿的是人民血汗换来的衣裳,走的是云南人民筑成的道路,老百姓对得起你们呵,照人情来说,应该放下枪杆,为老百姓留下几分元气,不 要再苦他们……

我再向驻云南的中央各军官兵和特务们,切切实实说两件事:

(一)驻在云南境内的中央各军官兵,应立即在原地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原籍,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更当论功行赏。

(二)特务人员,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痛改前非,有武器者,交出保管,凡愿改过者,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原籍,均听候人民政府从宽处理。

……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卢汉发布的《敬告驻滇各军官兵和特务人员书》。

1949年12月9日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以开会的名义,扣押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空军第五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总司令李楚藩、参谋长童鹤莲、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人。晚10时许,卢汉宣布起义,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出《云南起义通电》,还发布了《敬告驻滇各军官兵和特务人员书》,呼吁驻滇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人员起义投诚。

卢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彝族,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卢汉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起初在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其随护国军进入四川战斗。护国战争结束后,卢汉在驻川滇军成都兵工厂保厂营任排长,后升任连长、副营长等职。龙云执掌云南的军政大权后,卢汉(龙云表弟)成为云南实际上的“二把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滇军主力被编为第六十军,下辖3个师,卢汉任军长,出滇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中华民族而英勇战斗。第六十军武器精良,军容严整,在当时的国民党 部队中是比较突出的。杜聿明曾说:“抗日战争时我曾遇到云南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较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六十军到武汉时,蒋介石命其绕闹市一周,以示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以安定民心。德国顾问观看后,惊奇地对蒋介石说,卢汉率领的滇军是最有力的部队。台儿庄战役中,卢汉指挥六十军与侵华日军主力矶谷师团激战,滇军虽伤亡过半,但亦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蒋介石、孙连仲曾多次致电卢汉,对滇军英勇作战表示嘉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兵变,解除龙云职务,卢汉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卢汉抗日坚决,与蒋介石政权绝非一心。对中共地下组织在滇军中的活动,他心知肚明,却并没有执行蒋介石“坚决清共”的方针。1941年初,中共南方局派在延安的朱家璧回到云南,做统战工作。朱家璧回到云南后,曾任卢汉的特务团团长等职。后来,朱家璧的活动为蒋介石侦知,在卢汉等人的保护下,朱家壁得以全身而退。

随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加之卢汉看到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人心涣散,他逐渐萌生出起义的念头。下定决心后,卢汉立即委派邱秉常去宣威县任县长,开始与中共滇东北地委联系。1949年,卢汉派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到路南县、寻甸县与时任边纵副司令员的朱家璧会面数次,就起义事宜进行商谈。同年4月,卢汉又派专人赴北平,进一步向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表明了云南准备和平起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1949年平津战役中,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的周体仁随傅作义举行了北平和平起义。周体仁与朱德总司

令曾在北伐中共事,抗战时也有过往来。北平解放后,朱总司令希望其赴云南策动卢汉起义。是年6月,周体仁带着朱德、叶剑英的嘱托返滇,以亲身经历宣传我党的政策。卢汉通过周体仁向叶剑英汇报了起义计划。

1949年8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妄图稳住云南,建立西南反共基地。他一方面专门从台湾飞抵重庆,三番五次邀请卢汉赴渝商讨大计;另一方面连续增派军队向云南集结,准备一旦拉拢不成,就用武力解决云南。

卢汉权衡利弊,认为立即起义的时机还未成熟,解放军相隔较远暂时难以策应,决定委曲求全,冒险前往重庆。幸运的是,蒋介石没有对卢汉动手,而是一面拉拢,一面逼迫卢汉在云南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卢汉巧妙周旋,暗中积蓄力量,加紧准备起义。1949年11

月下旬,解放军进入云南境内。卢汉认为起义已刻不容缓,并把起义时间初定在12月上旬。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10日上午,一面自制的五星红旗在五华山升起。12

日,卢汉宣布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将第八、第二十六、第七十四、第九十三军依次改为云南人民解放军暂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军。

昆明起义震动了已如秋后蚂蚱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已经进入云南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军与第二十六军在汤尧等人的指挥下,企图一举攻占昆明,将卢汉所部消灭于滇池以东附近地区。当时,卢汉在昆明附近只有第九十三军可以调动,第九十三军主要由地方民团改编而成,装备和战斗力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比有较大差距。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卢汉丝毫没有退意,决心固守昆明。在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的同时,不忘发动滇东南各县人民,破坏交通以迟滞中央军行动,将船只集中于大观楼附近的草海内,预防有可能来自滇池方向的偷袭。

滇军中许多将领都来自云南陆军讲武堂,具备较高的军事、文化素质,长期受到爱国主义熏陶,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发动内战的行为十分不满,成了昆明起义的重要力量,率部浴血死战,顶住了蒋介石反动派的疯狂反扑。

15日,国民党第八军教导师在大板桥击退 滇军进攻,一直追到昆明郊外,占领了城东北部分高地。国民党空军从海南出发轰炸,不少炸弹命中五华山省政府大楼。18日拂晓,第八、第二十六军开始向昆明猛攻,卢汉下令收缩防线。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带着警卫队驰往督战,正逢保安第六团败退下来,龙泽汇见状疾呼不准退,要顶住打、冲上去。团长李达人硬着头皮往回杀,第七十四军先头部队适时赶到,才稳住战线。

19日凌晨,第八军的攻势更为凶狠。大东门、圆通街纷纷落下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第九十三军依托城防工事,组成交叉火网,大量杀伤当面之敌。防守铁峰庵、涌泉寺一线的第二七九师与敌形成拉锯,南线柳坝、南窑一带也是炮火连天。一时间,昆明城内被火光映得通红。卢汉派龙泽汇、佴晓清、许义浚分别到各阵地督战。

20日,卢汉将余程万放出城去。当晚,余程万即命令第二十六军攻城部队撤退。夜间,卢汉收到刘伯承、邓小平重庆来电,得知解放军杨勇兵团派得力部队星夜兼程,驰援昆明,期与密切配合,共同歼敌。杨勇司令员也来电告知,已派军兼程入滇支援。卢汉接电报后,立即通知各守备部队,士气大为振奋。敌军得知解放军即将到达,纷纷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此后,解放军、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密切配合、穷追猛打,在元江边歼灭了国民党军残部,汤尧等人被活捉。

昆明起义极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使蒋介石经营西南反共基地的阴谋破产。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一边。

南疆起义:未费一枪一弹解放南疆,建功新城带出过硬“屯垦军”

新疆地域辽阔,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自古以来,用兵新疆都不是一件易事。1949年9月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马步芳老巢西宁,23日,马鸿逵集团覆灭。至此,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全部解放,但新疆仍然被约7万

国民党军占据,成为人民解放军包围中的孤岛。如何解放新疆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一大问题。

早在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及现状,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遭战火屠戮,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面对我大军压境和民族军钳制,内部逐渐分化。其中一派主张和平谈判,接受我党提出的“二十四条款”。但胡宗南、马步芳在新疆的嫡系势力却反对和平谈判,坚决与我党我军和人民为敌。由于新疆的兵力主要掌握在胡、马二人的嫡系手中,给和平解放新疆带来了重重阻碍。在支持和平谈判的一派中,有一名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

赵锡光,出生于云南省保山县横山乡河湾村。家中生活虽艰苦,但家教严格,这使其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和作风,同时也炼就了一种山里人所特有的执着、纯朴的秉性。外出求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一个实现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爱国军人。1919年,赵锡光于保山师范学校毕业后,放弃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机会,在亲戚的资助和引荐下,入陆军讲武堂学习。1921年毕业后,他被李根源介绍至驻桂赣军第二旅,任实习排长、排长等职。

赵锡光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战火的洗礼,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由于出身讲武堂,非中央军嫡系,他的晋升之路并不顺畅,对蒋介石唯黄埔系为嫡系的用人唯亲制度和排除异己的卑鄙手段特别不满。

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战败转移,为保存自己、排除异己,命令赵锡光率部在鹦鹉关死守掩护24小时才能撤退,妄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赵锡光。出于民族大义,赵锡光在坚守了24小时后,又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才撤退。而此时,胡宗南竟然已经上报赵锡光部全军覆没。当赵锡光率部追赶上大部队时,胡宗南惊讶不已。

军旅生涯的亲身经历,让赵锡光逐渐看清 了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险恶狠毒,进而认清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这就为他弃暗投明的和平起义埋下了伏笔。

赵锡光能够到新疆任职,得益于张治中和陶峙岳两人。陶峙岳和张治中在保定讲武堂学习时是同窗好友。陶峙岳在国民党军第一军任职时,赵锡光是陶峙岳手下的师长。为了平息民族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武装冲突,1946年6月,时任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以调换军中职务为名,撤换了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和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杨得亮,委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推荐自己的老部下加挚友赵锡光担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一职。

赵锡光到任后,立即开办民主训练班,以从解放区得来的毛泽东所著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为教材,宣传解放军的三大民主制度,有时他还亲自上课。第一期民主训练班办了3个多月。赵锡光和官兵同吃、同住、同学习,关系融洽。这种开明作风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十分罕见,给南疆带来了民主生活的新气象,为后来和平起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赵锡光曾回忆说,宣布起义前夕,个别军官坚持反动立场,带着全连企图从塔什库干越境叛逃,一名在民主训练班学习过的士兵看到连长带着

部队逃跑,便巧妙脱身,向赵锡光报告。赵锡光立即打电话给驻喀的第九旅旅长马平林,命其火速派出武装堵截叛逆部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全国。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马步芳节节溃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令陶峙岳留下一个旅担任边境防务,将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妄图固守西安。

陶峙岳与赵锡光在乌鲁木齐密商,赵锡光表示“守新疆,我不走”。陶峙岳于是召集各军长、旅长到新疆警备司令总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入关与否等问题。

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嫡系部队将领纷纷要求入关。赵锡光在会上慷慨陈词:“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给行军作战带来不少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万一我们把部队拉出新疆,新疆这块大好河山必定会被外人乘虚而入。那时,我们军人就要成为千古罪人。我们军人守土有责,应该以当年左宗棠为楷模,保疆卫国才是。”最终,入关一事意见不一,议而不决。

虽然赵锡光早就有了弃暗投明的想法,但由于国民党新疆驻军成分复杂,反动派实力占优,赵锡光一直没有表露决心。陶峙岳也早就有起义的想法,但他虽名为新疆警备区司令,却也难以驾驭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嫡系部队。1949年8月15日,陶峙岳以检查后勤为名前往南疆焉耆秘密会晤赵锡光。陶峙岳开门见山表示,天水已经失陷,解放军即将攻克兰州,“国军”一溃千里,新疆终将难保,大势所趋,决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赵锡光早有思想准备,直言说:“你我二人向来同心同德,起义之事也不例外。”表示听从部署。

两人交谈了数个小时,约定:南疆由赵锡光负责,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待解放军接近后,派员接洽,把部队如数交给解放军;部队交妥后,陶、赵两人解除一切职务,解甲归田;请求解放军不要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新疆国民党部队,避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酿成祸乱。

后来,陶峙岳曾撰文说:“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赵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次密会后,赵锡光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南疆的起义工作。8月26日,赵锡光得到解放军解放兰州的消息,解放新疆的大门打开了。9月10日,陶峙岳向赵锡光通报了张治中的来电。张治中在电报中说: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

经过陶峙岳等人的耐心劝服,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等同意交出兵权,离开新疆,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9月

25日,陶峙岳宣读了事先拟好的起义电文:

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

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通电由“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等14

人签名。

通电发出后,赵锡光立即召集驻南疆部队连以上的军官到喀什开会,宣读起义电文,同时约法三章:一、所有部队官兵严守以待,不准出营区;二、加强岗哨和巡逻,疏勒和疏附两城实行戒严;三、维护好两城的社会治安,军队官兵如有不规者,以军法处置。

南疆起义后,赵锡光单独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毛泽东和朱德:

毛主席、朱总司令:

锡光率领南疆二百万军民,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断绝一切来往,接受共产党领导,并遵守八项二十四款。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

毛泽东收到赵锡光的单独电报后回电嘉勉。

新疆起义使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和平回到人民当中,当时新疆处于分裂势力、外国势力、国民党反动派等多种势力交织的复杂状态之中,稍有差池就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赵锡光深明大义率部和平起义,为全国解放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12月29日,在新疆起义的国民党军陶峙岳部进行了改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兼任二十二兵团政委,赵锡光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九军军长。

1951年初,军长赵锡光和政委张仲翰率九军进驻石河子,开始建立一座新城,并成立了二十二兵团建设处。赵锡光亲任处长,号召指战员们要树立“屯垦军”“劳动军”的思想,努力建设石河子新城。在朔风凛冽、大雪铺地的戈壁上,赵锡光指战员奋战在建设前沿,他常以“我们正从事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第一座军垦城新城就要在我们手中诞生,现在吃点苦怕什么”的话语鼓励官兵要吃苦耐劳。

因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一心扑在新城的建设事业上,赵锡光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癌。他在病中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史骥诚恳地说: “我这个人大半辈子在国民党反动部队中厮混,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有罪的。‘九·二五’起义,是在张文白(张治中)将军和陶(峙岳)司令员的引导下,才站在人民方面来。可惜只有5年多时间为人民工作,更谈不上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我就害了这个要命的病。我自己也 知道日子不会长了。看来我只能做一个党领导下的军人,而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了。”说罢长叹不已,语不成声,双泪欲下。在病魔的摧残下,赵锡光1955年于家中逝世。

金堂起义:绝境之中痛定思痛,高举义旗走向新生

作为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的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名将,而在解放战争中则有许多讲武堂师生弃暗投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而共产党积极推动民主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排斥异己,导致讲武堂出身的师生逐渐被边缘化,很难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有所作为,必然逐渐与蒋介石反动政权分道扬镳。这部分将领长期不受重用,甚至受到打压,而蒋介石在穷途末路之际却妄图利用这部分人的力量阻碍全国解放,一方面希望用钱、用装备拉拢,另一方面又匆忙把一些讲武堂出身的将领派上阵当作挡箭牌和弃车保帅的弃子。在全国解放的大趋势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如意算盘自然会落空,由讲武堂师生领导和参与的起义此起彼伏。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毕业生朱鼎卿领导的四川金堂起义就是一例。

朱鼎卿是国民党湖北省“末代”主席。省主席貌似位高权重,然而朱鼎卿的“末代”主席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背景下,朱鼎卿上任不到两月就惨败离开湖北,最终绝处逢生,选择了起义投诚。

朱鼎卿又名万钧,1902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县老屋村。朱鼎卿的父亲早丧,家有兄弟姐妹7人,其为家中长子。1920年,朱鼎卿离开家乡到江苏当兵,随后辗转到四川。1923年6月,朱鼎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步科,在那里接受了两年军事教育。毕业后,朱鼎卿在多支部队任职,仕途不顺,还曾在贺龙的第九军一师供职,后转投桂系胡宗泽部。1932年,他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毕业后到了陈诚的部队,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补

给区司令、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抗战胜利后,朱鼎卿任第八军官训练团团长,后调任徐州第一补给区司令、汉口第九补给区司令。白崇禧担任华中“剿总”司令后,对属于陈诚派系的朱鼎卿并不放心,准备让桂系将领担任第九补给区司令,于是提出让朱鼎卿担任湖北省主席。资历尚浅又没有过硬后台的朱鼎卿莫名其妙地成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

渡江战役后,白崇禧率部逃窜,朱鼎卿带着30多人撤往鄂西。此时,朱鼎卿还没有看清蒋介石政权已经全面崩溃的形势,想在鄂西打开一个“新局面”,提出了“一切从头来”的口号。他把从武汉跑去的人员和鄂西行署人员合并,重新组织湖北省政府,并抓节约开支,筹划财政,建立湖北干部学校,轮流训练文武职员,以期形成私人力量。

但此时,把持鄂西的是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很快,朱鼎卿就成了“空头省长”,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要粮没粮。7月,朱鼎卿被任命为湖北省绥靖总司令部司令,地方保安部队改编为保安旅。然而,宋希濂不仅想兼并保安旅,还想兼并湖北省政权,朱鼎卿的省政府窘迫到连个卫兵都没有。朱鼎卿四处告状,一直告到了蒋介石面前,结果蒋介石却偏袒宋希濂,把朱鼎卿派到了鄂西打游击,省政府的事另派人代理。

1949年1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向西南进军、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向朱鼎卿传达命令,将所有以湖北军政名义的机构一律撤销,改为第三兵团,由朱鼎卿任兵团司令官。11月下旬,孙震命令第三兵团担任万县以东至忠县的江防守备,然后再逐次退到渠县附近,防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然而,这是一道无法执行的命令。所谓第三兵团,看起来架构很大很唬人,其实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根本不堪一击。第三兵团大都是由文职人员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的,军官没有指挥经验,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武器低劣,补给匮乏,官兵毫无斗志,战斗力低下。孙震只顾自己逃命,实际上是想把第三兵团当作挡箭牌和牺牲品。朱鼎卿无心作战,权衡利弊,命令各部停止作战,分别向垫江、梁平撤退。

说是撤退,实际上就是溃逃。第三兵团溃退时犹如惊弓之鸟,建制混乱,很多部队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稍一接触就缴械投降。朱鼎卿只能命令部队一直向西奔逃,于12月23日到达四川新都县附近。

朱鼎卿原本只是为了逃离解放军的追击,另谋生路,但经过多方打探,得知孙震、顾祝同、胡宗南等都逃往了台湾。回想起自己此前的种种遭遇,朱鼎卿心灰意冷,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决心率部起义投诚。他召集李超君等人商议,决定派兵团副司令彭旷高到成都与王瓒绪联系,因为彭旷高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王瓒绪的参谋长。

为避免同沿公路前进的解放军发生冲突,朱鼎卿命令部队避开新都,向金堂西北转移,等待成都方面的消息。部队行至金堂赵镇附近时,被人民解放军发现,双方展开枪战。该部派第一营副营长同解放军联系,申明已派人去成都接洽起义。暂编第九军军长杨达也与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并下令第三兵团的部队立即停火,一场枪战结束了。

朱鼎卿又委派李超君和副师长刘巷霖赶赴赵镇,找到解放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师,表明了谋求和平道路的态度以及已经采取的措施。26日,部队到达石板滩后,兵团部即召集官兵大会,朱鼎卿宣布全军起义。1950年1月1日,贺龙司令员在住处会见了朱鼎卿,当他得知朱曾在他部下当过参谋时,鼓励他说,起义就好,从头来。1月底,四川一些反动势力发动叛乱,袭击并包围了起义部队驻地石板滩。朱鼎卿一面派部队出击,一面派人赴成都请解放军会剿。经过3天激战,平息了叛乱。2月底,第三兵团整编完毕,加入解放军第六十军建制。

解放战争中,领导和参与革命起义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还有很多,如龚传文、陈凯荣、王根僧、田钟毅、李树民、潘朔瑞等。内战不得人心,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失道寡助由此可见一斑。起义部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使饱受战火摧残的全国人民少受磨难,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成为了陆军讲武堂历史上光辉的一笔。■

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

赵锡光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的布告

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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