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邵飘萍

叶介甫

Yanhuang chunqiu - - 炎黄春秋 - 叶介甫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南马区五十六都紫溪村一个贫儒家庭。190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11年大学毕业后被金华中学堂聘为国文和历史教员。早年,他投身反清斗争,和宋教仁等一起成为南社的成员。在这一时期,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后转而崇拜孙中山,成了中山先生民主革命事业的积极追随者。此后,邵飘萍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北京京报社社长。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

以笔为枪

浙江的不少革命志士如蔡元培、秋瑾等,都有从事报业的经历。邵飘萍受此影响,矢志办报。早在上大学时,就与陈布雷等同学试办过《一日报》,同时又是《申报》的通讯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便去杭州准备办报。在杭州,他登门拜访新闻界前辈杭辛斋,共筹《汉民日报》。从此,邵飘萍进入新闻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报业生涯。

当时的《汉民日报》日出两张,在上刊载文章的邵飘萍爱憎分明、措辞锐利。他抨击冯国璋进攻国民军,焚掠汉阳,残杀同胞;怒骂袁世凯,倾力拥护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的文章为读者所喜欢。不久,就接任了《汉民日报》经理之职。

由于邵飘萍主笔的《汉民日报》敢为民众权益仗义执言,遭到亲袁势力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在夜里潜入《汉民日报》社纵火,企图烧死邵飘萍,幸而被及早发现,大火被扑灭,邵飘萍才幸免于难。然而,邵飘萍不为所动,继续在《汉民日报》上撰文针砭 时弊,揭露贪官污吏,并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扩大到浙江。邵飘萍不畏邪恶势力,对盗民国之名,行独裁之实的袁世凯鞭挞不停。他撰文揭露袁氏爪牙、浙江军政执法处处长许畏三“张牙舞爪搜捕党人”、残杀无辜的罪行。为此,当局于1913年8月10日以“言论悖谬,扰害治安”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报馆,逮捕了邵飘萍。经亲友营救,邵飘萍获准保释。

邵飘萍在杭州办报3年中,因坚持以笔为枪与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先后“被捕3次,下狱

9月”。他第三次被捕出狱后,为暂避袁氏势力的迫害,于1914年春东渡日本,就读于政法大学。当时的东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本营,邵飘萍在这里,结交了张季莺等朋友。他曾登门拜谒孙中山,后又认识了李大钊,并且与李

大钊结下了文字之交。

邵飘萍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密切注视袁世凯与日本的罪恶勾结,在旅日华侨和留学生中奔走呼号。为了把所见的真实情况告诉国人,早做反抗日本侵略的准备,他与潘公弼、马文车组织起东京通讯社,为京、沪等地著名报纸写通讯。1915年春,外电详细披露了“二十一条”肮脏交易的真相。邵飘萍见到后拍案而起,立即赶赴电报局驰告国内。同时,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拟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国人一致奋起,挽救危难的祖国。

1916年初,上海新闻界为加强倒袁力量,联合电邀邵飘萍归国。为此,他毅然放弃学业,匆匆离开日本,到上海主持《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报纸,投入护国倒袁的决战。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死去,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他于7月31日离沪,8月2日到京任职。当月,邵飘萍看见外国人办的通讯社在左右我国的政闻报道,感到无比耻辱。为打破外国列强在华垄断通讯社的状况,他汇集力量,在南城珠巢街办起国内第一家爱国色彩的新闻编译社,主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油印分发驻京各报馆及邮寄京外报馆。邵飘萍所创立的新闻编译社,为后来我国自建通讯社奠下了一块基石。邵飘萍在京两年间,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讯》251篇,约22万余字。这些通讯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内容真实感人,文字清新刚直,很受读者的欢迎。一时间,《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风靡全国,声誉大震。“邵飘萍”成了当年新闻界一个响亮的名字。邵飘萍主张新闻报纸应该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对各政治派别所办报纸互相攻击、无真实可言、无一定政见的现状十分不满。为了反映民众的呼声,他邀集敢于改革政治的爱国人士,于1918年10月5日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

邵飘萍借助社会力量、邀请各方人才办副刊,使《京报》成为新闻、杂志相结合的“北方最大规模、革新进步之日报”;使“不能入专校者,各得求知识于报章,所造于士林者甚大。”这是邵飘萍对报业的一大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他在《京报》上不断揭露北洋政府袒护卖国贼的行径;警告当局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文章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

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及其对青年人的重大影响,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同年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不久,段祺瑞政府得知他的下落,照会公使团引渡。邵飘萍靠朋友的帮助,化装出京,避至天津、上海,后又转奉天,并再次东渡日本。

1920年7月,段祺瑞因在直皖战争中失败而垮台,邵飘萍获悉后立即向朝日新闻辞聘回国。刚上台执政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段祺瑞,以政府的名义授给邵飘萍一枚“二级勋章”。对于这种收买,邵飘萍当然不予理睬。这时,他忙于四处筹集资金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营造新报馆,并于1920年

9月20日重新恢复了《京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邵飘萍成了共产党的挚友。共产党在北京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邵飘萍也给予支持。通过这份周刊,他和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密切往来,还与中共北方区组织接触频繁,经常把从北洋政府方面所获得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组织。他还借助自己的身份,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以及德国、法国方面,为中共获取了许多重要信息。

1922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领导了“专以解除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邵飘萍运用《京报》社的设备条件,积极给予协助。有一本《非宗教论》书稿,辑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的论文33篇,还附有卡尔·马克思的铜版像。当时一般印刷厂不敢承印。邵飘萍不怕风险,让他的京报馆铸造铜版像,还在书前亲自加上说明,让昭明印刷厂承印。

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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