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铺伏击战:八路军抗战史上的典型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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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东临紫荆关,南连倒马关,西趋大同城,北通张家口,地势险要,是北方进入中原腹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抗战开始后中日两军围绕该县反复拉锯。

1937年9月,日军第四十一联队击败国民党军二十一师补充团一部侵占涞源,但仅依靠伪军驻防。10月10日,杨成武率八路军独立团夺回涞源。1938年3月21日,日军第十四联队再度侵占涞源,由矢崎守备队留守,杨成武率部切断涞易公路,孤立涞源日军。双方战斗到4月11日,矢崎中佐被迫率部撤离。1938年月10 1日,日军一一○联队(联队长永幡寮一大佐)再次侵占涞源县城,但杨成武的晋察冀一分区部依然控制城外各要点。10月下旬,日军以第二大队大队长伍信纯一中佐为指挥官,发动了被称作“涞源作战”的“扫荡”,目标直指杨成武部。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与日军苦苦周旋,战斗中日军消耗甚大,原有补给线涞易公路又屡遭袭击,故强行开辟途经飞狐峪的涞蔚公路 为新的补给线。敌军大部分物资通过这条线路运往涞源前线,杨成武和王震决心抽调精锐部队,在涞蔚公路上袭击日军的运输队,切断其补给,迫使日军中止“扫荡”。

11月初,副团长周俭廉和参谋长左齐等人到飞狐峪勘察地形。团长刘转连在听取他们的勘察汇报后,决定将明铺作为伏击阵地。我军根据情报得知日军一个大规模的运输队将从蔚县出发前往涞源。11月16日拂晓,晋察冀分区邱会魁支队的两个主力团和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进入明铺附近,设下了伏击圈。七一七团埋伏在明铺西边的山上,友邻的两个团则埋伏在明铺东边的山上,他们预料我军总兵力是日军的10倍多。

意外却在16日中午发生了。左齐在日记中写道:“部队埋伏半天以后,老乡的一头毛驴误入雷区,踏响了地雷。不久,日军一架侦察机飞来,在沟口外上空久久徘徊不去。”伏击部队很快接到上级命令,称伏击圈已经暴露,敌人

可能发现了我军的意图,并推测敌人或会取消运输行动,或会抽调主力伺机消灭我伏击部队,因此这个仗不能打了,所有部队撤出伏击圈。

晋察冀的两个团随即撤离。刘转连却让撤离途中的七一七团停下,他和几名高级指挥员在山坡上开了个会。刘转连的意见是:如果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的埋伏,也应该能发现我们撤出伏击圈,那么敌人的运输队就可乘机通过,所以我们应该杀一个回马枪,半夜再回去设伏,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这个计划看似十分冒险,但也颇合逻辑。问题是,兵力不够。晋察冀部队是新组建的,还没有电台,此时已经无法联系撤离的另外两个团,这一仗只能靠七一七团自己了。而这次攻打敌军运输队,七一七团出动的只是两个主力营,即六个步兵连,不到七百名官兵。

开往涞源的日军运输队总兵力大约是这样:田原少佐率领的师团辎重队护卫人员约半个中队合计72名官兵,中途加入的三宅护卫队有71名官兵,从蔚县返回涞源搭车的伤愈官兵

7名,修理班人员2名。此外有翻译、伪自警团 人员若干,以及84名司机。从日方事后的报道来看,队伍中还有5名新闻记者。

天渐亮,敌人一夜都没有出现。显然,刘转连推测得十分准确。7时,田原少佐直入七一七团的包围圈,到达飞狐峪谷口的北端—北口村。在这里,田原少佐遇到了一个“部落民”—当地伪组织自警团的成员,有为日军提供情报和侦缉的任务。据日本《步兵第一一○联队史》记载,这个“部落民”和日军一起进了飞狐峪。他在北口村向日军报告说,前一天他的马在飞狐峪的出口处—明铺村的北端,踏上了地雷被炸死,他因为跟在马的后面比较远而幸免于死。

七一七团的兵力部署,包括“一面坚盾”“一口快刀”和“一张大网”。出了飞狐峪,到涞源一线的地势相对平坦,刘转连预料日军中伏之后,其主力必然拼死向涞源方向突围。因此,他在明铺村布下全团最精锐的一连,让这面“盾牌”死死顶住敌军的猛攻,将其关在盆地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快刀”的二连,从左侧山顶直接切向日军退回蔚县的飞狐峪谷口,斩断日军回撤的道路。这“一刀一盾”将日军关在盆地中后,二营的三个连将如天网从山顶直扑下来发动总攻,一边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用火力杀伤敌军,一边和敌军展开白刃战,用刺刀解决最后的战斗。我军在火力上不占优势,最能发挥优势的便是白刃战。

刘转连和左齐经过讨论,预料日军最终会被赶到公路东侧。如果他们试图往山上爬,会变成活靶子;如果他们就地顽抗,依旧是活靶子。关键要看明铺能不能顶得住,二营能不能杀穿敌军的阵型。经过商量,团长刘转连亲自指挥一连在明铺村阻敌,参谋长左齐坐镇战场西侧峰顶,指挥对敌军的攻击,团政委晏福生因在红军时期失去一臂,不适合直接参加战斗,负责指挥预备队。没有到达战场的七一七团三营和团部直属连,则奉命阻敌增援。考虑到南线涞源敌军可能来援,明铺以南地势不利于阻击,因此由三营一个主力营承担任务(据说由副团长周俭廉指挥)。北线蔚县、广灵敌军虽多,但飞狐峪地形崎岖,敌军应不敢深入,故只留团部直属连警戒。

九点钟,日军的汽车队终于从飞狐峪的谷口探出头来。团参谋长左齐的日记详尽地描述了接下来的情形。他的女儿左凌这样转述道:

鬼子出谷口就不动窝了,估计也是怕咱们埋伏他。这时候山上山下的八路军都没有动。预先安排好了,等山下鬼子的汽车压上地雷,刘转连团长他们在明铺村先打响,所有部队以他的行动为准跟着打。现在鬼子离着地雷还有几十米不动了,刘团长也没动,他可能是想着敌人还没都进伏击圈,等鬼子麻痹大意了,继续往前走,都进了伏击圈,我们再收拾他。他不动,我父亲他们当然也不动了。等着等着,看鬼子派出了一个班的步兵,挑着一面膏药旗,一边搜索一边往明铺村前进,过来了。他们本来也没发现什么。到了村口有道矮墙,在那个墙根底下,有个鬼子官儿忽然看到不知道哪个战士丢在那儿的一顶帽子,马上哇哇怪叫起来,而且掉头往回跑,正好踩中了地雷。这时候,刘转连团长指挥的一连开火了……

原第八中队长江小队的日军士官丸山登美治的回忆文章,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三宅护送队一行覆灭的经过。这篇名为《啊,三宅队的最后—第八中队在明铺村的战斗》的文章,描述了双方战斗的开始情景:

从这里(北口村)开始,是铺满砾石的山路,蜿蜒于谷底之中。道路忽而呈“く”字形,忽而又呈“へ”字形,曲曲弯弯。两侧则是高达百米,如屏风般屹立的山峰。在绝壁间前进了十公里,便到达了明铺村前,这里左侧一方略为宽敞。正在车辆渐渐开出谷口,进入开阔地带时,那个向导(北口村自警团那个牲口被炸的伪工作员)忽然指着前面大喊起来:“就是那里,就是那里。”三宅少尉下令车队停下,然后(用望远镜)朝前方路面上眺望。只见路面上残留着一个大坑,周围还散落着牲畜的尸体碎块。由此来看,可能有敌军隐蔽在附近。思索片刻后,三宅少尉将武田正一伍长唤来,令他率领一个分队对前方的明铺村进行侦察,同时提醒他这一带可能铺设有地雷,必须充分加以小心。

……武田伍长指挥的这个分队,包括一 等兵石黑二,上等兵西原久雄、安田良雄、大枝静雄,他们一边观察一边逼近村口,小心翼翼地窥伺村子(明铺)里的动静。周围一片寂静,村子里看不到有居民生活的迹象,他们又开始行动,似乎朝前走了五六步,这时,(后方的日军)忽然听到了轰然一声巨响,武田伍长等人的身体顿时被炸得飞上了半空,他们踩中了(八路军)预先埋好的地雷,壮烈战死。唯一受伤未死的是安田上等兵,他的右腿被炸断,负了重伤。这一声爆炸仿佛是信号,村子里埋伏的敌军立即同时猛烈射击起来。不仅是村子,周围山顶棱线上的敌军也一起现身,发起攻击,此时,正是九点刚过。

显然,三宅等日军指挥官也摸不准八路军是来骚扰还是来打埋伏的,还有可能是布设了地雷,人员早已撤离。最终,日军认为骚扰的可能性更大,否则必定会和附近的驻军联系,求得增援。

根据日军的抚恤档案,这一路日军中军衔最高的田原少佐,并不是辎重兵出身,而是骑兵出身的军官。这样的出身使他在遭到伏击的瞬间没有选择防守,而是本能地发起进攻。他选择进攻的方向便是明铺,试图从这里撕开八路军的重围,带领车队突向目的地涞源。田原对日军“无坚不摧”的攻击力十分自信,但现实给了他一个狠狠的教训—左齐参谋长布置的地雷并不是仅仅一颗,日军的首车压上了一颗,跟随冲锋的车辆也随之中雷。意识到前方是雷区,日军就地卧倒,和刘转连率领的一连展开对射。左齐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道:

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挥着战刀把鬼子赶上卡车,车辆开足马力,向前猛冲,企图冲出我军的封锁线。但前导车刚进村口就压上了地雷,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领头的几辆被炸翻在公路上,后面冲上来的三十多辆车子,被炸翻的车辆堵塞起来,进不得也退不得,鬼子纷纷跳下车来。

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便是田原少佐。双方隔着地雷阵对射的结果是,八路军的机枪手上去一个牺牲一个,这面“盾牌”牺牲很大。

团长刘转连注意到日军主力距离明铺村还

1938年6月王震和七一七团连以上干部合影

1938年,七一七团参谋长左齐(左)、团长刘转连(中)与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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