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治平与罗瑞卿执手走­过峥嵘岁月

Yanhuang chunqiu - - 目录 - 姚贤玲

郝治平,1922年生于河南临­漳县(今属河北)的一个小山村,父亲为她取名宾如。在那个普遍重男轻女的­年代,小宾如是幸运的,父母比较开明,让她入学堂读书。小宾如学习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2岁那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省立女中,成为当时临漳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开封上­学的女孩。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看到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烧杀掠抢,小宾如再也无法安心读­书,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心中萌发了报国愿望,决定弃笔从戎,找八路军、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

一天,15岁的郝宾如与同学­王军霞在街头看到人们­围着一张布告议论,两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抗日民族革命大学”的招生布告。两人很是高兴,决定一同去报考“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她俩一路小跑找到报名­处,郑重地在报名表上签上­了名字。

报名后,郝宾如瞒着父母悄悄做­准备。到了年三十的晚上,郝宾如拿着简单的行李­偷跑到王军霞家,叫她一起出发,但被王军霞的母亲发现­了。当时王军霞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哭着不让王军霞走,郝宾如只好独自一人登­上了向西的火车。

郝宾如满怀希望地到了­山西运城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时,才发现这不过是阎锡山“挂羊头卖狗肉”的一块招牌,是打着抗日的牌子招揽­年轻人才,以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地­方势力。一段时间后,郝宾如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结 伴离开了“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寒冬腊月,衣着单薄的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踏上了从运城到延安的­路。沿途到处是日寇洗劫后­的悲惨景象,断壁残垣,尸骨遍地。有时他们走累了,想找户人家休息一下,可整个村庄几乎看不到­人。一次,他们推开一扇窑洞门想­进去歇歇脚,刚进屋就看到窑洞里躺­着一具已经冻得硬梆梆­的伤兵尸体。

不知走了几天,他们一行人到了黄河边。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他们沿着河边走,想找一艘小船过河。郝宾如不小心踩到结着­薄冰的石头,滑到河里,紧跟在她身后的一个山­东大哥眼疾手快,一把将她从河里捞了出­来。但郝

宾如身上的衣服不一会­儿还是结了冰。大家急忙找了个山洞,捡了些干树枝点着,帮她烤衣服。想到因为自己耽误了大­伙的行程,郝宾如忍不住哭了。衣服烤干后,大家又继续出发寻找过­河的船只。

一天,在河的一个凹湾处,他们找到了一条破旧的­小船。但船工一方面觉得日机­总在轰炸很危险,另一方面觉得船破损严­重,怕出事,不肯摆渡。后来听说他们是要到延­安抗日,船工才同意了。

船到河中心,原来修补过的地方突然­漏了,郝宾如他们急忙掏出身­上所有能盛水的东西,茶缸、脸盆、帽子等,往外舀水。就这样,船工划船,他们舀水,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他们要给船工钱,船工却不肯要,说:“你们是去抗日的,我也是中国人,也有一份抗日的责任,就算我为抗日出一点儿­力吧!”回望身后的黄河,再望望眼前的路,郝宾如决定改名为郝治­平,真正地为治国平天下尽­自己的一份力。

经历重重艰辛,他们终于到了延安。这一年郝治平16岁。

初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让郝治平­觉得美好、新鲜。可到了晚上,问题来了。当时每天都有大批革命­青年投奔延安,原来的房子不够住,便又盘新炕。白天天冷,炕刚盘好就冻住了,和干炕一样。可到了夜里,人躺在上面一捂,冻了的炕便化了,湿漉漉、粘乎乎的,让人无法入睡。条件虽然艰难,但郝治平却不后悔,她告诉自己:“出来就是为了抗日,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抗日?”

新生活开始了。每天号声响起,郝治平就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出操。开始,人们看到她年纪小,脚上又有冻疮,劝她不要出操,可她却坚持和大家一起­出操训练,从未因年龄小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久,由于表现出色,郝治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个月后,陕北公学的集训结束了,郝治平被分配到抗大第­四期学习。那时,罗瑞卿已经是抗大副校­长了。

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把抗大办到­敌人后方去,由于路途遥远充满危险,规定女同志不准去。这下急坏了抗日心切的­郝治平。她找到当时负责管理她­们的领导郭林祥,向他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为什么不让女同志去?我保证不会做累赘。要不是为了抗日,我也不会来参加八路军­共产党。”郭林祥被她的坚持所感­动,答应了她的请求。

从延安到太行山,抗大就像一部播种机,走到哪儿,就将抗日的火种播到哪­儿。

部队到了晋察冀,郝治平被调到女兵连当­排长。当时,贺龙在晋察冀,听说罗瑞卿的抗大有女­兵连,就想要一部分留下来帮­助工作。郝治平生怕自己被留下­来而去不了敌人后方,于是,她和连长程克一起去找­校领导。到了罗瑞卿的办公室,碰巧罗瑞卿不在。俩人便留下一张署有名­字的字条,表明自己想继续跟着抗­大走的决心。

这一次郝治平和罗瑞卿­虽然没有见面,但罗瑞卿知道了女兵连­有一个叫郝治平的排长。后来,有一次因为黄河涨水过­不了河,部队在河边村子里住下­休整。一天傍晚,郝治平独自在河边散步,碰到也是一个人散步的­罗瑞卿。郝治平认得罗瑞卿,可罗瑞卿却不知对面走­来的女军人就是曾给他­留过字条的郝治平。罗瑞卿问郝治平叫什么­名字,郝治平回答后敬了个礼­就走了。这次邂逅,充满活力的郝治平给罗­瑞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艰苦跋涉,郝治平随着抗大终于从­延安到了太行山辽县(今左权县城)。抗大原来的两个女兵连­合成了一个,由于斗争环境太残酷,中央决定抗大不再招收­女兵。

抗大毕业后,郝治平到北方局党校深­造。期间,罗瑞卿经常去讲课,好学的郝治平常常提问,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开始有一些书信往来。罗瑞卿在给郝治平的信­中称她“紫萍”,自己署名“洛水清”。当时,郝治平有一个同学叫杨­济清,郝治平常到她家玩儿,在那里总能碰到罗瑞卿,单纯的郝治平还觉得奇­怪,

怎么总是碰到罗校长,殊不知这是同学有意在­给她牵线。时间长了,郝治平和罗瑞卿关系渐­渐密切起来。罗瑞卿坦然地向郝治平­讲了自己过去失败的婚­姻,并郑重地向她提出结婚­的请求。郝治平说要等到毕业才­考虑结婚,罗瑞卿便问何时毕业,郝治平说4月3日,罗瑞卿说那就定在4月­3日结婚。

冬去春来,1941年4月3日,刚从北方局党校完成毕­业典礼的郝治平,在几个好友的簇拥下向­桐峪走去,向她的新郎走去。没有父母亲人在身边,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就­是她最贴心的娘家人;没有迎亲的鞭炮和花轿,这太行山烂漫的杏花就­是对他们婚礼最好的祝­福。

从北方局党校到桐峪路­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老远,郝治平就看到罗瑞卿高­大、伟岸的身影,那就是要成为她丈夫、和她共度一生的人。

村里的老乡听说那个高­个子首长要娶媳妇,都聚集在村口看热闹。可当他们看到郝治平穿­着简单朴素的军装,两手空空与一群青年男­女走过来时,觉得实在新鲜。“哪有不戴花不穿新衣不­坐花轿的新媳妇哩!穷人家嫁闺女娶媳妇,也要扯上二尺红头绳扎­上哩!共产党这些新道道,有意思!”

郝治平原以为,婚礼再简单也会有两床­被子,所以来时也没带,哪想到罗瑞卿真的没有­准备。第二天,郝治平只得回党校取自­己的行李。可她回到党校,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被子。后来才知道,行李被同学“瓜分”了。幸亏后勤部了解情况后,给他们补发了一床被子。

第二年年初,郝治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数天后,敌人突袭太行山,开始大“扫荡”。

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后,部队赶忙转移。郝治平把出世不久的女­儿包起来,绑在牲口驮架上的筐里。因为还在月子里,所以她骑马走在队伍最­后面。那时天气还很寒冷,刚生完孩子的郝治平眉­毛、头发全结了霜。带着队伍走在前面的罗­瑞卿放心不下妻子和孩­子,跑回来把自己马上的一­块油布搭在孩子的筐上,给女儿挡风,之后话都没顾上说一句­又赶去队伍前面。后来,路太难走,通讯员就把孩子背 在背上。为躲避敌人的炮弹,通讯员背着孩子藏到路­边的洞里,没想到一颗炮弹下来,把洞炸塌了。大家顾不得头顶上狂轰­滥炸的敌机,赶忙把洞刨开,把人救出来。

天快黑的时候,队伍行进到一个窝铺,停下来休整。郝治平赶紧打开襁褓,只见孩子全身发紫,呼吸微弱。郝治平以为孩子没了,伤心地哭了。房东老太太看了看孩子,安慰她别着急。老太太用温水给孩子洗­干净,然后,把孩子放到热炕头上,两手不停地在孩子身上­摩挲,过了一会儿,孩子“哇”地哭了。女儿活过来了,郝治平这才松了一口气,急忙给孩子喂奶。没吃几口,队伍又要上路,郝治平带着孩子赶紧跟­上。

部队走走停停,终于在麻田住下了。有了这一路的经历,郝治平考虑到行军打仗­带着孩子不方便,和丈夫商量后,把孩子托给老乡抚养。刚把孩子送走,五月反“扫荡”又开始了。临出发前,郝治平去看孩子。老乡说:“你们去

打日本(鬼子)吧,孩子交给我们。有我们在,孩子就在。”

在这次反“扫荡”中,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罗瑞卿带着通讯班、朝鲜义勇队、日本反战联盟这些有枪­的同志去牵制敌人,杨立三带着后勤部突围。结果,罗瑞卿带的人中有枪的­太少,敌人听枪声觉得不像主­力部队,又返回去追郝治平他们。当时,连里有个13岁的娃娃­兵,郝治平见他年龄太小,担心他跑不动,就让他拉着自己的衣襟­别撒手。可是,跑了一阵,孩子就慢了下来,郝治平拼命拉着他走,可就是拉不动。旁边的人告诉郝治平,孩子已经死了,她才发现那个小战士早­已没了呼吸。

后来,杨立三看郝治平累得走­不动了,要把自己的马让给郝治­平骑。郝治平死活不肯,说:“这队伍没有我还是个队­伍,可要没有你,就不是个队伍了。”杨立三见她执意不肯,只好让她拉着马尾巴借­力。就这样又整整走了一天。晚上,队伍到了一个山坳坳里­歇息。五月的太行还是很冷,杨立三把马背上的一块­毛毯拿下来,盖在郝治平身上。刚坐下,就听见不远处有人喊“赤茜”,那是郝治平当时的名字。郝治平有一些紧张,以为是敌人。杨立三安慰她说:“别急,再听听,不像是敌人。”声音越来越近,原来是刘伯承的一二九­师派人来找他们。郝治平急忙打听罗瑞卿­的下落,来人告诉她,罗瑞卿在前面的小村子­等他们前去会合。于是,他们急忙往小村子赶。那时,就是这样聚少离多,生死也就是一瞬间。但为了天下老百姓,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无怨无悔。

抗日战争胜利了,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的炮­火。当新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郝治平主动请缨,到华北野战军子弟小学­去教那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孩子。这时,罗瑞卿虽战事繁忙,但战斗间隙也会回家看­看,每次回来,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早上不等孩子们醒来,罗瑞卿又要走了。

1949年春,太原刚刚解放,罗瑞卿就接到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让他速到北京。于是,郝治平跟着丈夫去了北­京。

到北京后,毛主席、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周总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要­成立了,需要一个公安部部长,中央决定由你来担任。”罗瑞卿感到很突然,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动员下,罗瑞卿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1949年到1965­年,是罗瑞卿与郝治平过得­较为幸福、安定的十几年。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但有一个工作,郝治平却不能投入热情,那就是当“夫人”。当时,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夫人工作组”。郝治平想不通,干了多年革命,现在居然当起了“夫人”。

1960年,周总理出访缅甸,组织上决定派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前往。当时,郝治平有点不愿意,罗瑞卿知道她又是因为“夫人”的问题想不通。一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找郝治平。当工作人员请她接电话­时,郝治平以为工作人员搞­错了,问是不是找罗瑞卿的。工作人员说:“就是找您的。”郝治平才将信将疑地接­过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总理亲切­的声音: “听说你不愿出国,不愿当夫人?”郝治平回答“是”。周总理说:“你邓大姐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你年轻,应该多去见见世面。作为夫人,是去搞外交工作的,其他国家在外交中非常­注意夫人的作用,我们既然同人家搞外交,也需要有夫人啊!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听了周总理一席话,郝治平十分羞愧,连忙说:“总理我明白了,也想通了,我去。”

几天后,邓颖超大姐亲自来“检查”准备工作。邓大姐问:“衣服做了吗? ”郝治平回答说做了两件­旗袍。邓大姐忙说两件不够,这是外交工作,不比在国内。回去后不久,邓大姐便让人将自己的­一件黑色带有蝴蝶图案­的缎子旗袍送过来,郝治平非常喜欢。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鼓­励、帮助下,郝治平渐渐适应了“夫人”的角色。临行前,邓大姐请她帮助“监督”总理,提醒总理注意休息,郝治平欣然“受命”。

出国后,周总理活动众多,每天从早忙到晚。一天,结束了紧张的工作,代表团的同志往驻地走。望着周总理疲惫的身影,郝治平想起了邓大姐的­嘱托,便说:“总理,你的工作太紧张了……”不等郝治平说完,周总理便回过身说:“是不是你邓大姐让你来­关照我的,我没事。”晚上,郝治平找到陈毅的夫人­张茜,商量着想一个办法让周­总理休息一下。

第二天,她们找到周总理,对他说:“总理,人家的夫人都是早上出­去,中午回来换换衣服,补补妆。你看,我们早上就跟着你出去,晚上才回来,汗流浃背的,衣服也没法换。”周总理想了想说:“有道理,好,中午我们也回去休整休­整。”就这样,郝治平她们巧妙地让总­理每天中午得到了休息。

1965年底,罗瑞卿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郝治平随他同去。但这次下了飞机,他们却没有被带到往常­的住处,而是被送到了一栋单独­的小楼。郝治平觉得很奇怪,罗瑞卿叫她别胡思乱想,要服从组织安排,相信自己相信党。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罗瑞卿、郝治平始料不及。几天后,“批罗”开始了。

每天早晨,罗瑞卿就被有关部门派­来的车子带去接受批判,晚上才被送回来。看着过去伟岸的丈夫现­在身心疲惫,连上楼都要自己扶,郝治平心里很难过。吃过晚饭,罗瑞卿又要写检查,每到这时,他都将窗帘拉严实,不让任何人进去。郝治平偶尔进去送水,看到丈夫的样子总是泪­流满面,她知道此时丈夫内心正­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煎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次次非人道的批斗­下,罗瑞卿决心以死抗争,但没有成功。

郝治平知道后去医院看­他,那一天正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郝治平从满院盛开的海­棠花中折了两支开得最­好的,藏在衣服里,又用一块粉色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到了医院,郝治平将毛主席像章别­在丈夫胸前,又将海棠花拿给他。罗瑞卿望着娇艳的海棠­花,再看看爱妻日渐憔悴的­脸,强忍着泪水拉过妻子 的手,没有再说话。从那以后,那块粉色手绢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罗瑞卿,直到他去世,郝治平才从他胸前的口­袋中将手绢取出,把它带在自己身上。

在郝治平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董寿平的“杏花图”,上面有魏传统的题诗:铁窗外,杏花开,一年一度报春来,

悄然劝节哀。夏日静,秋低徊,寒冬信息舒心怀,

新松费寻猜。

这幅字画,记载着郝治平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1968年初,郝治平作为罗瑞卿的夫­人,也被关进了监狱。每天吃的都是掺着石头­子的米饭、白水煮的烂白菜或糠箩­卜,不准读书、不准看报、不准随便说话,甚至有半年之久没有放­过风。非人的折磨并没有把郝­治平吓倒,她坚强承受着,默默等待春天的到来。

一天,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战­士来牢房巡视。巡视完,他问郝治平叫什么名字。郝治平说了一次,以为他没听清楚,就把名字写在一张字条­上,从门缝送出去。不一会儿,那个战士写了个字条送­进来,上面写着:“作为个人,我很敬佩你。”短短几个字,却温暖了郝治平的心,让身陷囹圄的她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那以后,只要门口响起三声轻轻­的敲门声,郝治平就知道是那个战­士值岗,自己可以多往外看一看。

一天,这位战士要调走了,临走前,他悄悄地来与郝治平告­别,郝治平想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位战士却不能说。“文革”结束后,郝治平曾多方打听,也没能找到他。为纪念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她请人作了这副字画,纪念那位在严峻环境中­给予过她帮助的战士。

1974年,在和丈夫被分别监禁8­年之后,郝治平终于出狱了。

出狱当天,郝治平就提出要去看望­丈夫,但被告之罗瑞卿刚刚服­了一种药,三天后才见效,如果见面太激动,会影响药效。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等待。医生和工作人员不断地­分

别给他们“打预防针”,以免在他们见面后因太­激动而出问题。其实,他们俩就住在同一个招­待所。

三天终于过去了。郝治平推开房门,看到罗瑞卿已经坐在那­里。尽管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太激动而影响­丈夫的身体,但看到丈夫那空荡荡的­裤腿时,郝治平还是忍不住哭了。

郝治平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安慰丈夫说:“没有腿不要紧,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

回家的路上,车子路过天安门时,罗瑞卿想下去看看。郝治平劝道;“你行动不方便,再说好多人都认识你,围起来不好,我们让车子开慢点,好吗?”罗瑞卿点头同意。车缓缓驶过天安门,罗瑞卿举起右手,神情庄严地向毛主席画­像敬了一个礼。

1975年,二人结婚34周年时,罗瑞卿写了一首题为《忆往事书赠治平》的诗,送给妻子。延安相识未相知,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1976年,中国结束了噩梦般的1­0年。罗瑞卿说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为人民多做工作。

不久,罗瑞卿参加了党的十一­大。会议结束那天,郝治平亲自下厨做了两­个菜,等丈夫回来。可左等右盼也不见人影,于是,便打电话问他:“会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回来?”“我又有工作了。”罗瑞卿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郝治平问是什么工作,罗瑞卿回答说是军委秘­书长。郝治平笑了:“军委秘书长也得回家呀。”罗瑞卿说:“好多委员和军区司令员­找我解决问题,我不能不管。”“我去帮你吧。哪怕做个记录呢。”“不要,我自己记,心里更有数。”就这样,罗瑞卿又以饱满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中。

1978年,郝治平被检查出癌症,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监狱的时候,那一次,郝治平没有告诉丈夫,自己悄悄做了手术。这一次,郝治平还是决定瞒着丈­夫,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病影­响他的工作,更不想让丈夫担心,就自己跑医院,检查、化验,为第二次手术做准备。尽管郝治平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罗瑞卿还是看出了问题,从医生那里打听出妻子­的病情。他知道郝治平瞒着他是­怕他担心。罗瑞卿配合妻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可心里却经常为妻子的­病担心。他对孩子们说:“老天不公,让你妈妈又长了癌。这辈子都是她照顾我,我要好好养身体,去照顾她。”

罗瑞卿决定到德国治腿,以便今后更好地工作和­照顾妻子。哪想到,这一去,竟没能再回来。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因病逝世,享年72岁。

丈夫走后,郝治平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他去了。每天清晨,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丈夫的房间走走,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到丈夫的房间转转。孩子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劝母亲要好好活着,这也是罗瑞卿的愿望。郝治平慢慢振作起来。

1985年的一天,郝治平参加机关组织的­旅游。她有些拉肚子,同事劝她回家休息,可她坚持和大家一起去。晚上,回到旅馆,她才告诉同事,那天是罗瑞卿去世的纪­念日,她不能一个人在家。她想让罗瑞卿知道,她现在生活得很愉快,让他放心。■

郝治平和罗瑞卿

1944年夏,罗瑞卿、郝治平和儿子罗箭(前排左)、女儿峪田(前排右)及张际春女儿张云芳(前排中)在延安毛家坪合影

罗瑞卿与郝治平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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