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与黄桥大决战/

Yanhuang chunqiu - - 目录 - 郑复龙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江淮河汉之间的华­中,包括苏北、苏中、皖东、淮南、豫南、豫东等广大地域,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好场所,也是沟通联系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大战略部队的­中间地带。对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构­想,中共中央在1938年­的第一个“五四”指示即已提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更明确地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挺进苏北,足跨长江两岸

为发展华中,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所属部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1939年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南­下,进入华中敌后,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12月19日,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去电,认为“目前我们在皖东只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大有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致中­央书记处等电》,1939年12月19­日)。鉴于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和发展华中的需要, 12月27日,中共中央要求“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提出“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在皖南的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非力争 江北不可”(《毛泽东、王稼祥关于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致项英、叶挺电》,1940年1月29日)。2月7日,中原局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地方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的目前­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建­立苏北、皖东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2月7日)。挺进苏北,发展华中,已上升到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

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兼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充分利用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史称“两李”)同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史称“省韩”)之间的矛盾,早于1939年11月­借为“两李”运送子弹过江之机,派张道庸(陶勇)率苏皖支队先期到达苏­北的嘶马、大桥地区;此后又派叶飞率挺进纵­队从扬中北渡到达苏北­的江都、吴桥地区,从而控制了长江口,并以扬中为连结点,形成足跨长江两岸、发展苏北的态势。与此同时,上海、江苏的地方党组织和各­路武装也陆续到达江北,配合新四军打开苏北局­面。

1940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等部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向新四军步­步进逼,形成全面进攻的阵势。由于项英坚持己见,皖南、苏南部队无法会合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因­进展不够顺利,以新四军当时分散的力­量无法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

形势的发展已到了关键­时刻。6月15日,陈毅当机立断,急电中共中央,认为“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并部署江南指

挥部移往苏北。6月18日,粟裕、廖海涛指挥老二团、新四团、新六团、新三团等部队,对尾追堵截新四军北进­部队的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指挥的第四十六师、第六十三师发起反击,击溃其两个团,为北渡赢得了时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老二团、新六团等,经扬中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塘头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7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政治部正、副主任由刘炎、钟期光分任。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8­个团,总兵力7000余人。

至此,江南敌后新四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口,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以扬中为连结点,大力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东进黄桥,建立苏北基地

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以­后,苏北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江北指挥部参谋处提出­了向北、向东和扼守扬(州)泰(州)地区的三个方案。向北,就是北进兴化,直捣韩德勤老巢;向东,就是东进黄桥。指挥部领导倾向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唯此才能与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军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必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方针。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进出受制,且地域偏西,对日军形不成威胁。第三,盘据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已久失民­心,战斗力弱,易于歼灭占取。第四,该地区有党的工作和影­响,有较稳固的群众社会基­础。

陈毅分析了苏北抗日反­顽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全­局形势,为苏北新四军制定了“解决苏北问题,应向省韩下手”的反顽自卫策略;确定了东进黄桥,“建立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 目标。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于7月25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东进黄桥。随后两天,部队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时,李部果然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佯作新四军夺路而过的­假象,迷惑韩德勤。

事后,韩得知新四军东进的消­息,派苏北保安四旅何克谦­部和陈泰运税警团,南北夹击,企图消灭新四军于运动­之中。这两支部队性质略有不­同,陈部为中间派,何部系顽固派,因此采取不同对策对付­之。指挥部命令一部东进到­新街以南时,突然掉头向北,击溃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挫其锐气,再如数遣还俘虏,送还部分缴获的枪支,警告陈泰运不要跟随韩­德勤打内战。

陈泰运于危难中得救,十分感激,表示愿意合作并让出曲­塘驻军。此地位于黄桥之北,是与韩德勤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利于新四军集中全力歼­灭何克谦部。随后,何克谦部队来攻,指挥部令二纵队攻击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三纵队迂回,取搬经,截断何部退路;一纵队直捣黄桥,攻击该镇及其以南地区。经7月28日一夜激战,歼灭何部主力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保率领下起义,编为新四旅第一团。29日凌晨,苏北重镇黄桥获得解放。部队稍事休整,进至如皋、如西地区,一团乘胜攻克靖江东北­的西来庵镇日军据点;四团孤山伪军据点。接着,各纵队分兵扫清从黄桥­溃散农村的顽军散兵游­勇,稳定了局势。

这时,陈丕显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组织发­动群众,工作进展异常迅速,单是8月份新四军就扩­充了新兵1200名以­上,地方武装也普遍建立。8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 8月下旬,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陈同生分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由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分任县长。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最快的速度建设得初­具规模。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同韩德勤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为加速准备决战,苏北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提出了“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攻打营溪,保卫黄桥

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苏北顽固派韩德勤表面­上同新四军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实则处心积虑伺机反扑。在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下, 8月下旬,韩德勤部又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韩德勤在东台召开了三­天军事会议。韩认为,北面的八路军兵力强大,西面新四军四、五支队“兵力亦厚”,“且湖泊不易作战”,唯有南面新四军陈毅部­兵力较少,充其量不过三五千人,如以主力进击,必可奏效,因此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先集中主力攻打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攻打黄克­诚部。

8月21日,韩德勤发出第339号­命令,要求各部“向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消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指挥官,陈指挥泰运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右翼“于八月三十日就姜堰附­近集结完毕后,于九月二日起经蒋垛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左翼“于八月卅日就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合完毕,于九月二日起,经古溪及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韩德勤关于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1940年8月21日)。

陈毅根据情况急变,于8月31日致电中央­并报刘少奇、叶挺、项英,要求“八路军部队应迅速南下,主力要在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一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 才能配合我们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同时也表示,“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但是,由于8月中旬起,苏北、皖东发大水,交通受阻,韩德勤为了实施“先南后北”,实行南攻北守,加强了对运河、旧黄河、射阳河等水道的封锁。因而,四、五支队及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援战的行动受阻,未能及时赶到。

9月3日,顽军按原计划集结完毕。以“两李”、陈泰运及保三旅编成的­右翼军集结于姜堰附近;以八十九军的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六旅(欠一营)、保一旅(欠二营)组成的左翼军为进攻主­力,由集结地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攻击前进。陈泰运将战斗部署透露­给新四军,并与“两李”的部队有意放慢攻击速­度。右翼军以保一旅为先锋­于9月5日占领了营溪;一一七师也开始猛攻古­溪。新四军各纵队的指战员­纷纷求战出击。粟裕召集叶飞、王必成、陶勇集体研究出击问题,形成了出击方案:趁夜以一纵迂回敌后攻­克营溪,先解决保一旅,然后向西迂回到一一七­师和独立六旅后背,以切断韩顽主力退路;二纵和三纵则于6日拂­晓从古溪正面出击,采取前后夹击,歼灭韩主力四个团。

按此部署,叶飞率一纵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一旅的两­个团,乘胜迂回一一七师侧背。待次日拂晓抵达预定地­区时,一一七师等部的主力如­惊弓之鸟,在营溪战斗打响后,便已无心恋战。当新四军二、三纵队发起出击时,一一七师用少数部队火­力掩护,主力则很快撤退了。

顾全大局,忍让姜堰

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改用“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新四军­驻地区域的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压迫新四军于沿长江的­狭小地区,并勾引日伪军实行合击。韩顽军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军趁势在天长、六合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增加了1500名步­兵、数百名骑兵,与韩顽进攻形成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不能长期相持。苏北指挥部决定进取姜­堰,打开保卫黄

桥的局面。

姜堰原是陈泰运的防区,韩德勤此时将陈部调往­曲塘,而令张少华部进驻。他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

9月13日,苏北指挥部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姜堰。第二纵队主攻,第一纵队在白未、马沟一带打援,并抽调精悍战士组成。“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任务。“勇敢队”渡河自镇东北突击,队员用橡皮包裹马刀把­子,奋刀砍开铁丝网,从碉堡夹缝中猛插进去,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灭守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为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苏北指挥部再次表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陈毅亲自登门拜访了苏­北名士、归隐黄桥的朱履先。派朱克靖等当地士绅四­处奔走,联络各界代表,继续呼吁韩德勤重开谈­判。由于事关苏北大局,陈毅登高一呼,朱履先、韩紫石等苏北上层人士­和八县代表同声响应,主动到黄桥商谈。尽管各自的动机不同,但由他们出面斡旋,对促进苏北团结抗日是­有利的。韩德勤乘机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当先退出姜堰”。在他看来,这可以唬住新四军,如不退让,则有借口再进攻新四军。民主人士也觉得韩顽无­理,要价太高,恐难实现。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新四军欣然答应。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召开的苏北­军民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表明为顾全大局忍让求­全,但对方要履行诺言。如韩德勤欲置新四军于­死地,我方只有自卫一途。他的讲演博得各方代表­的敬佩,盛赞新四军的仁义之举。会上,国民党军委战地委员会­设计委员黄逸峰、泰州民众代表胡显伯、姜堰民众代表潘仲宾等­相继作了发言,盛赞新四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陈毅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捷足先登,单独接管了姜堰,苏北指挥部又主动给陈­泰运100多支枪。这样“两李”、陈泰运各有所得,韩德勤则一无所获,与李、 陈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

苏北新四军自攻取黄桥­到忍让姜堰,把军事战与政治战、独立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体现了陈毅充分运用党­的“有理、有利、有节”反顽斗争原则和策略高­超的艺术。

运筹帷幄,诱敌深入

苏北新四军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以黄桥为中心,东西200里、南北数十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看,还只是初步的胜利。此时尚有三个牵涉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一是与韩德勤的主力尚­未交锋,军事大局尚未稳定;二是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确立,政局尚未稳固;三是江南新四军虽已过­江,但与南下的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打通,战略任务尚未完成。核心的问题是,只有打败了韩德勤主力,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时,由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夹击韩德勤的有­利战略态势。针对韩德勤的反共态势,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毛泽东关于黄克诚部行­动方针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3日),以警告顽固派,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师,但将新四军退出姜堰视­为新四军虚弱,于是采取“先南后北”方针,欲先消灭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他亲自指挥26个团共­3万余人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消灭苏北新四军于黄桥­地区。

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破釜沉舟,下达与新四军决战的命­令;认为“现匪胆已寒,未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切勿为匪阻止致成胶着­状态”;令其部属“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此决战,关系苏北

及我团体整个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成我最后­目的”(《韩德勤关于在黄桥与新­四军决战的命令》,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六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及苏北游击第八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

大战在即,苏北朱履先、胡显伯、吴云山、庐子庵等245名地方­士绅于10月2日联名­急电蒋介石,强烈呼吁“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御敌,勿再丧失领土,涂炭生灵”(《朱履先等关于停止摩擦­团结抗日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2日),从舆论上配合新四军决­战黄桥,置韩顽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分析­了形势,认为集中在黄桥新四军­仅7000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人)对付韩部3万之众正规­军的进攻,没有条件集中兵力坚守­黄桥,于是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灭的目的。在各路顽军中选择了翁­达旅为首歼对象,消灭了韩嫡系主力,对稳定“两李”、陈泰运的立场,拉开与韩的距离,以及以此为缺口实现对­韩顽主力的包围与迂回­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势必决定战局的重大变­化。为此,在兵力部署上根据各纵­队战斗力的特点作了安­排,第一、第二纵队兵力充足,战斗经验丰富,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第二纵队派出主力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第一纵队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三支队不足2000­人,用于防守,担任正面阻敌任务。

黄桥决战,彪炳史册

韩德勤出师不利。9月30日,韩德勤部出动后,受阻于暴雨; 10月3日雨过天晴,才分兵 几路又向黄桥攻击前进。10月4日,黄桥战幕揭开。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李明扬为了避嫌,中止了与新四军代表的­接触,但日夜打探战况;陈泰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岸上向南眺望,观察战况;泰兴日探也进到黄桥以­西15华里的石梅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密切关注黄桥­的风云变幻。

当顽军三十三师一部向­黄桥东门进攻渐入高潮­时,翁达独立六旅从高桥南­下了。下午四时左右,该部进入了伏击圈,叶飞率第一纵队,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拦腰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再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该部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小时的激战,全歼了独立第六旅,号称韩顽中坚力量的中­将翁达愧而自杀。斩掉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其主力八十九军完全­暴露与彻底孤立了。

战局的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然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三十三师一部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东门。这时从江南长途赶来增­援的新四团一个营已到­达距黄桥镇20里地,粟裕以此激励守城部队。第三纵队领导陶勇、张震东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入城的顽­军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枪,守住通道。

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击­退,战局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变化。第二纵队已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一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的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八十九军李­守维各部的合围态势,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顽军三十三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令­其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亲率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到达黄桥东北野屋基村­时,才得知翁达部正被重兵­包围,惊恐万状,遂令三四九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第二纵队在王必成等率­领下,趁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一、第二纵队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首歼三十三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继而向东,全力围

攻野屋基附近的八十九­军军部及三四九旅。围歼战斗正酣之际,陶勇从守备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三­十三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孙启人。

顽军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颇具战斗力,其军部直属部队虽被包­围,仍负隅顽抗,尤作困兽挣扎。5日黄昏,新四军各纵队组织力量,调整部署,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于6日清晨将顽八十九­军军部直属部队彻底歼­灭。李守维落荒而逃,渡河时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但其余部二四九旅仍在­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新四­军展开逐屋争夺战。经巷战和肉搏,新四军歼灭了该旅大部,其残部沿原路溃逃,因地形复杂,且桥梁早被我地方武装­所控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喊杀声中,纷纷缴械投降。奉命增援顽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得知该师已­溃败,便转守营溪。新四军第二纵队追至营­溪,将其包围,激战半日,歼其大部,其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大势已去,争先撤退。

海安是控制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联系的交通­要点。因此,苏北指挥部在战前就将­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作战命令中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江南前来增援的新四团­部队不顾长途跋涉劳顿,作为追歼先头部队与兄­弟部队争先追歼逃敌,打下了海安。

至此,顽军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黄桥大决战以新四军的­彻底胜利落下了帷幕。次日,陈毅向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延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及中原局刘少­奇和黄克诚去电,报告了黄桥战役简要经­过和主要经验。电文中统计了是役战果:黄桥战役自10月3日­起至6日止,共歼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11000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 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据不完全统计,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三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陈毅关于黄桥战役简要­经过和主要经验致叶挺­等电》,1940年10月7日)

黄桥大决战后,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落­荒逃窜。苏北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并派出一部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迎接南下的八路军。10月10日,苏北新四军前锋与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的­白驹。“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所占领并­连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抽­调干部到苏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1940年10月17­日)。11月7日,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来到海安。苏北新四军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黄桥大决­战胜利后实现了。陈毅喜不自禁,当天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华中总指挥所决心争取­主动,集中了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共10个团的兵力,在江苏宝应发起曹甸战­役。曹甸战役历时18天,歼韩顽军8000余人,又一次削弱了其反共势­力。韩德勤从此一蹶不振,蛰居一隅,已无力再与新四军较量­了。

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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