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的血战岁月/

Yanhuang chunqiu - - 目录 - 闻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侵占我国东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义勇军等各派力量联合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在冰天雪地中与敌周旋,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0余万次,牵制日军76万余人,消灭侵略者18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对于全国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在于其面对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仍能不屈不挠、斗争到底,是“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一、社情敌情复杂,困难“非人所堪”

我国的东北地区,纬度高,紧邻俄罗斯西伯利亚,冬季极为寒冷,气温经常低至零下四五十度。东北抗日联军多活动在东北的深山老林,在严寒冬夜,为防止暴露,不能引火取暖,仅低温严寒一项就“非人所堪”。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抗联战士有的手指、脚趾被冻掉,有的耳朵、鼻子等面部突出部位被冻伤,睡着后被冻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露营之歌》中就有这样的歌词: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对抗日联军官兵来说,能烤火取暖已是一种“奢侈”享受了。1940年2月,杨靖宇与敌人在山林中周旋。由于冻伤等原因,日伪600多人的“讨伐队”大量减员,最终只剩下50人,减员数量超过90%。吃饱穿暖的日伪军尚且如此,常年在密林中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官兵的斗争环境就可想而知了。

东北地广人稀,多荒原、原始森林,人口密度无法同关内相比。关内以汉族为主体,关 东(东北三省旧称,以位于山海关之东而得名)则为多民族混居。有书记载,日寇故意挑拨汉族与朝鲜族两族矛盾,使两个民族相互仇视、杀戮。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是蒙古族的几个骑兵团,所到之处烧、杀、奸、抢,无恶不作,给杨靖宇、赵尚志的抗联部队造成过很大麻烦。同时,20世纪20年代,张作霖大力推行所谓“新政”,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在客观上得到一定提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数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撤入关内,把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在侵占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后,日本侵略者视东北为侵华战争的跳板和战略后方,甚至把东北当成日本本土一样对待,进行“重点经营”。二战后期,日本甚至产生了“放弃本土、移民东北”的想法。对待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日本自然是采取高压手段和强力措施,意欲先除之而后快。

二、物资补给困难,创建密营坚持斗争

为使东北抗日联军丧失生存条件和活动能力,日本侵略者在疯狂掠夺资源、实行残酷统治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城镇,日伪当局摧毁抗日救国组织,严密控制人民活动;在抗日游击区,日伪当局“归屯并村”,广建“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以达到将东北抗日联军与群众相隔离的目的。1938年,日伪当局确定,全东北要在已建立的10646个“集团部落”的基础上,再增建2531个“集团部落”。为切断东北抗日联军的物资给养,日伪当局在抗日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了大量无人区。除

搜缴枪支、加强对枪弹管控外,日伪军还特别强调要断绝东北抗日联军的粮食来源。秋收时节,严格清查田亩,核定粮食产量,强迫农民按数缴粮,以防止农民将余粮送给抗联部队。对粮食、药品和棉花等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凡是以这些物品供给抗联部队或代为采购者,一律按“通匪”论处,予以严厉处罚,并且连累亲友、连坐邻里。由于日伪推行残酷的高压统治,抗联部队获取物资补给愈发艰难。

为做好对敌斗争,保存抗日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深山密林、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了后方保障基地—密营,主要用于储备物资(包括粮食、布匹、枪械和药品等),还承担了部分医院、兵工厂和被装制作等功能。东北抗日联军的密营多为以下两种类型:“马架子式”的密营,房屋没有梁和柱,是用较粗的木杆交叉架在一起,屋顶抹泥;“地窝子式”的密营,选择有利地形和向阳的山坡,顺着山形地势向地下挖洞一至两米,四周用木棱垒起,边挖边垒,作为墙体,地上部分起脊,其保暖性强于前一种。选建“密营”的地点一般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山势险要,敌人不容易上去;二是要背风朝阳,以便取暖;三是附近要有水源;四是要建在背着敌人一侧的山坡上,不易被发现。程斌(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叛变后,曾带领日伪军将蒙江县境内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使杨靖宇一夜之间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三、与中央失去联系,不放弃党的领导

张作霖长期奉行反共政策,在东北全境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大搞白色恐怖,使党组织在东北发展缓慢。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清剿”。湖南原有中共党员两万余人, “清剿”后只剩5000余人。而在数年后的1931年,整个东北地区中共党员总数只有2000余名,东北(黑龙江、吉林、奉天、热河)四省党员数量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遭到重大打击后的内地省份,中共党员密度之小可想而知。东北的党员大多分布在城市,农村中共产党员的数量则更加稀少。

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满洲省委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为此, 1935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中共上海中央局下属的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组织部部长赵毅敏、宣传部长谭国福调离原职,满洲省委机关工作由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文烈留守负责; 1936年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等人到东北传达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并成立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后来实际只成立了南满、北满、吉东三个省委和哈尔滨一个特委,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在客观上受到削弱与分散。

1931年,罗登贤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东北党组织按照满洲省委制定的路线开展抗日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抗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如何配合全国抗战,如何有效联合各派力量共同抗日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如何组织领导反“讨伐”斗争,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东北抗日联军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王明曾写信给东北抗日联军,其“右倾”错误主张造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为解决分歧、统一思想,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通过登报联系、请苏联转交信件等方式寻找组织,但仍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联络不畅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想方设法收集红军资料,特别是收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资料。经过多方努力,东北抗日联军相继获得一些记载朱、毛红军经验的小册子。对于这些资料,杨靖宇进行了认真学习研究。多年以后,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韩光回忆:“我在与杨靖宇的接触中,感到他确实是个博学多才的卓越的政治、军事领导者。他随身带有从中央红军那里传来的几本游击战争小册子,经常阅读研究。”后来,东北抗日联军又得到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文章,并以此为指导,在东北开展抗日斗争。1942年8月,苏联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达成一致意见,将东北抗联部队整编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步兵独立特别旅。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始终

不放弃中共对部队的领导,牢牢掌握着部队。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即出兵中国东北。在消灭关东军之后,“中国旅”迅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使抗联部队重新回到党中央怀抱。

四、数次西征未果,八女挽手投江

1935年8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直指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6年1月15日,中央军委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各路部队迅速隐蔽地集结到黄河岸边,开始东征。

得知红军东征的消息后,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为与东征红军取得联络、形成呼应,连续两次西征热河,但均无果而返。尽管如此,西征毕竟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

1936年6月28日,杨靖宇的一师西征部队(包括300多名东北抗日联军战士,4挺机枪,1门平射炮、3个掷弹筒)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开始了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的首次西征。西征途中,部队取道山岭迂回前进,昼伏夜行躲避敌人侦察。行进至草河口镇后,一个叛徒把部队带进了死胡同,胡同口被日军6挺机枪封住。危急时刻,抗联官兵沉着冷静,迅速打破一户商铺的后墙板冲了出去,在占领了山坡上的一座炮台后才脱离危险。在辽阳、岫岩地区,还发生了被百姓“持械以对”事件。当地百姓深受土匪抢劫之苦,不了解东北抗日联军,误把东北抗日联军当成土匪。到了后期,西征部队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物资给养严重不足。为保存有生力量,7月8日,一师师部决定放弃西征计划,分三路撤回本溪根据地。1936年月7 15日,部队撤至摩天岭时,利用有利地形,对跟踪而来的日军驻连山关守备队第二中队发起突袭,打死队长今田大尉及日军80余人,取得“摩天岭大捷”。

第一次西征结束后,针对日军摩托化部队 行动迅速的特点,杨靖宇决定把西征部队改为骑兵,继续进行第二次西征。第二次的西征部队,由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400余精干骑兵组成。他们选择新的路线,力求避开日军重兵屯集地区,在冬季辽河封冻之时,以骑兵快速突破铁岭、法库一线,趁敌不备,在冰面上越过辽河、挺进热河,以期尽快与关内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取得关系。整整一个月,西征将士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途经兴京、清原、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抵达法库县三面船镇石佛寺辽河东岸。但是,非常偶然的是,12月下旬,辽河不但没有结冰,反而河水暴涨,水面增宽,奔流不止。危急时刻,师部决定夺取敌船,强渡辽河。辽河两岸都是平原,不利于隐蔽,三师在辽河东岸与敌人血战一昼夜,只有100多人突出包围圈。年底,三师西征部队返回清原游击区,仅剩70余人。两次西征未果,使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人数大为减少,部队官兵被迫转入深山老林与敌周旋。

1937年底,为包围驻扎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日伪军动用四万五千人兵力,妄图一举“聚歼”抗联。为迅速跳出包围圈,打通与其他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的联系, 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进行西征( 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7月

2日,在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的率领下,西征部队首先袭击了牡丹江左岸的三道通乡,突破日军防线,再经四道河子、三道河子,越过老爷岭,穿过300里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于7月8日进入苇河县境内。7月12日拂晓,抗联部队攻占苇河县东北的楼山镇,毙伤俘日伪军140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子弹10000余发和大批给养。楼山镇战斗后,日军调集兵力,对西征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西征部队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教导团等部队返回牡丹江后方基地;第四军主力与第五军其余部队则分路继续西征,向五常方向进发。其后,西征各部几经辗转,相机分合,沿途与敌军连续战斗,出现了不小的伤亡。8月下旬,第四军、第五军远征部队于五常县再度分散活动。第四军仅剩100余人,隐蔽在五常县冲河镇附近的

山里。9月下旬,部队被日军包围,激战中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壮烈牺牲。第五军部队遭敌围追,决定东返。10月下旬,该军第一师撤至林口县乌斯浑河柞木岗山下露营,被敌发现,遭到突袭,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背水而战,弹尽粮绝后宁死不屈,手挽手跳下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谱写了“八女投江”的悲壮诗篇。

五、竭力争取外援,反“讨伐”损失严重

1937年11月26日,为了摆脱困难局面,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致信苏联远东方面军留赫尔元帅,希望苏联给予武器弹药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帮助抗联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不久,苏联回复同意,邀请北满抗联总司令部负责人赴苏商洽。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由赵尚志作为代表应邀赴苏,并商定在赵尚志赴苏一个月后,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戴鸿宾带领部队接应赵尚志回国,同时接收苏联援助。

赵尚志进入苏联国境后,苏方否认曾邀请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赴苏商洽一事,赵尚志等人被关押在苏联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赵尚志过界近一个月后,按原定计划,北满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 (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戴鸿宾分头率队攻打鸭蛋河镇和肇兴镇两个敌人据点,接应赵尚志回国。张寿 所率第六军二师、第三军十师于2月

3日攻打鸭蛋河镇,由于力量不足,未能达到目的,部队撤至都鲁河一带。戴鸿宾率第三军一师和九师以及第六军一部,于2月4日晨攻袭肇兴镇后,与日军板坂部队相遇,双方交战5小时,板坂大尉以下18名日军被击毙。为避免被敌围困,戴鸿宾决定过界赴苏。进入苏联国境后,部队被苏联方面缴械。两个月后,戴鸿宾被苏联边防军送到伯力,与赵尚志关押在一起。而第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远、第六军宣传科长徐文彬等500余名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则被苏联遣送至中国新疆,失去联系。

为彻底消灭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1937年秋,日本关东军纠集数万伪军在松花江下游地 区展开“东北防卫地区特别大讨伐”,即“三江大讨伐”。日本关东军素有“皇军之花”之称,最多时编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和两个航空军。1937年,活动在三江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有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九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在“三江大讨伐”期间,北满抗联部队武器弹药出现严重短缺。东北抗日联军所装备的枪械有三分之二是连珠枪,而狡猾的敌人在“三江大讨伐”期间更换了枪支弹药,使得东北抗日联军连珠枪及子弹无从缴获。东北抗日联军所建的兵工厂多属简易修械性质,在敌“大讨伐”期间多次遭破坏,不具备制造武器弹药的条件。另外,赵尚志、戴鸿宾和祁致中等3位北满抗联主要领导人被苏联关押长达一年半时间,直至1939年才被释放。北满抗联部队在反“讨伐”的关键时期失去领导核心,频繁激烈的战斗使得东北抗日联军大批军政干部牺牲。据统计,到1938年5月,经过“三江大讨伐”,北满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所属第三军、第六军、第九军和第十一军在一年之内,人数减少了一半,仅剩3010人。

在长达14年敌强我弱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5万多将士大部分血染疆场,120多位师以上指挥员战死。抗联将士面对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缺衣少食、弹药补给不足等巨大困难,始终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一大批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辉典范。■

八女投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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