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飞”的日子/

Yanhuang chunqiu - - 目录 - 田润民

1970年12月下旬,我们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102人,结束了在唐山军垦农场­两年多的劳动锻炼,正式分配工作。我和同年级的牛建新、唐方明一同被分配到第­三机械工业部哈尔滨国­营122厂。分配方案公布后过了几­天,我们分乘几辆大客车,离开丰润县的解放军营­房,前往唐山火车站各奔四­方。临走时,分配到上海的何贻伯同­学把他那件蓝色棉大衣­送我御寒。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一出站,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一下子感到这里的气温­比唐山要低很多,我和牛建新冻得哆哆嗦­嗦,手里拿着那张报到通知­书,在火车站来回转悠,打听开往哈尔滨平房区­的8路公交汽车站,折腾了半天才找到。其实公交汽车站就在火­车站对面一个巷子里。

新来的翻译们

汽车离开繁华的市区向­南开去,经过冰雪覆盖的农田和­村舍来到了哈尔滨平房­区。

平房区位于哈尔滨以南­20公里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在这里建起了­自己的军工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主要生产炮弹,战争结束后,改为飞机修理厂。“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飞机修理厂扩建成飞机­制造厂。

军工厂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上级主管部门用­数字编的代号;另一个是工厂所在地的­命名。“哈飞”被主管航空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编为“国营122厂”,在哈尔滨,则被称为“国营伟建机器制造厂”,简称“伟建厂”,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名为“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

报到后,工厂人事部门让我们回­到家属区一个叫“哈尔滨友协街疗养所”的地方,这里是 我们的具体工作单位“翻译室”以及单身职工宿舍所在­地。

从1970年年底到1­971年年初,来自全国7所大学、6个语种19名外语大­学生,从各大军区解放军农场­陆陆续续分配来厂,加上原来的俄语老翻译,共计30余人。

“哈飞”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从最初的修理到后来的­仿制,产品都是苏制飞机,所有的资料、图纸也都是俄语。在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工厂有苏联专家,孙黑涛、赵晓望、李家麒、李贵仁、马同伽等老同志就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翻译。1960年,专家撤走,除了继续参考苏联的设­计图纸、工艺要求仿制苏制飞机­以外,还需要独立自主地研制、生产自己的产品。独立自主并不是一切靠­自己,除了深入研究和消化苏­联技术以外,还需要学习、参考日、美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那时候,我们和西方国家大多没­有外交关系,没有人员交流,不能直接去学习、考察,只能通过资料来了解。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多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资料,因此需要专业外语人才­来翻译。

当年的“三机部”要了这么多翻译人才,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1969年,沈阳飞机制造公司(“112厂”,又叫“松陵机器制造厂”)生产的“歼- 6”Ⅲ型(“米格- 19”改进型)战斗机因为进气道掉铆­钉,试飞机场积压了几百架­飞机无法出厂。飞机进气道掉铆钉可不­是一件小事,严重的话将会导致飞机­空中解体。这一事件引起空军、原沈阳军区以及第三机­械工业部高度重视,责成“112厂”想办法尽快解决。该厂技术人员找不出解­决办法,于是请俄语翻译查资料,看苏联

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如果遇到过,他们是怎么解决的。翻译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从有关资料上找到­了答案:苏联的歼击机也有进气­道掉铆钉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在进气道­上打几个小洞。就这样,问题解决了,积压的几百架飞机很快­出了厂。这件事使“三机部”及其所属军工厂看到了­翻译的作用,“文革”中被撤销的翻译室陆续­恢复,下放到车间劳动的翻译­们重新归队。

另一个原因是援外工作­的需要。

那个年代,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是­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三机部”所属的几个大厂都有援­外任务,其中“哈飞”承担的援外任务最多;“轰- 5”援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直- 5”援助阿尔巴尼亚、塞拉利昂、毛里塔尼亚、刚果、马里、几内亚、冈比亚、也门,因此,分来的翻译数量和语种­也最多。因为援阿工作量大,“哈飞”还派了总装车间一名工­人李释义同志专门到北­外学习阿尔巴尼亚语。

我们进厂后不久,领导给我们介绍了有关­援非项目的细节。20世纪70年代初,几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中国提供直升机作­为他们的专机,以方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视察。周总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三机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有关直升机的资料,将来还要陪同技术人员­随机出国,帮助受援国学会维护和­保养飞机。

航空技术翻译

我们在“北外”学的是政治和外事方面­的英语,现在来到生产飞机的工­厂,要重新学习,首先需要熟悉所翻译的­对象—飞机。

我们来工厂这一年,“哈飞”主要生产两款军用飞机— “轰炸机-5型”(根据苏联“伊尔- 28”轰炸机改进)和“直升机-5型”(仿制苏联“米- 4”直升机),简称“轰- 5”和“直- 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装备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长达20多年。

“伊尔- 28”是苏联伊留申飞机设计­局于二战后设计、研发的一种平直机翼、双涡轮喷气发动机驱动­的轻型轰炸机。1948年7月8日,“伊 尔- 28”轰炸机原型机首飞成功,1950年开始装备苏­联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这是前苏联第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双发动机亚音­速轰炸机,服役达30年之久。在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中方原计划根据苏联授­权,组装生产“伊尔- 28”轰炸机。1960年两国关系恶­化,这一计划搁浅,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决定­以已引进的“伊尔- 28”为样机进行仿制,并将仿制任务下达给了“哈飞”,新机代号为“轰- 5”(H- 5)。这也是中国研发喷气式­轰炸机的开始。

中国航空设计人员根据­当时我国航空工业的工­艺水平和部队的要求,对“伊尔- 28”做了大量技术改进,总变更量达40%,全机总重量减少了11­0公斤。别小看了这110公斤,如同人减肥一样,自身重量一减,上了天就灵活多了。再说,飞机上的东西牵一发而­动全身,减去100多公斤的重­量,其他地方都得随着改动。敢把“老大哥”已经定型的产品拿来改­进,可见当时我国航空技术­人员的水平了得。“轰- 5”发动机采用“涡喷-5甲”取代苏制“BK- 1A”离心式涡喷发动机。改进以后的“轰- 5”,其战术和技术性能果然­有一定提升,尤其是雷达探测距离加­大,新的光学瞄准具扩大了­瞄准角和观测角,这样,大大提高了轰炸精度和­敌我识别能力。“轰- 5”于1963年1月开始­研制,1966年9月25日­试飞成功, 1967年4月开始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到1984年停产时,共生产545架。

“轰- 5”在我人民空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68年12月27­日,一架中国空军“轰- 5”运载核武器,执行核试验任务,成功地投下一枚原子弹; 1974年1月20日, 3架“轰侦- 5”侦察机完成了对西沙群­岛的空中照相任务; 1971年后的5年间,中国向罗马尼亚分三批­次输出14架“轰- 5”系列飞机。

“轰- 5”在近距离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中,因其机动灵活而具有中­型轰炸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工业经济和国防­科技实力比较弱的20­世纪60年代,能够研制成功这一款飞­机,实属不易。但是,它的缺点显而易见:飞行速度较慢,载弹量少,作战半径小,动力、航空电子水平较低,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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