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周恩来/韩洪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曾经是周恩来长期生活和战斗的地方。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经广东转往中央苏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周恩来以上海为重要基地主持国共谈判、推动党组织重建、部署抗日救亡斗争和酝酿组建新四军，促成了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各派抗日力量的联合。在全国抗战时期，周恩来虽然没有长期驻留上海和直接领导上海的工作，但他始终关心关注着上海的革命形势，直接或间接指导着上海的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救亡斗争，为上海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动中共上海党组织恢复重建，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策略方针上把关掌舵，使上海抗战有了坚强领导和正确方向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却受到极大破坏，江苏省委迭遭重创，各级党团组织凋零殆尽，只剩下少数党员各自为战、坚持斗争。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先后派潘汉年、陈云、冯雪峰等到上海，为重建党的组织作准备。1937年，曾在上海工作过的刘晓被中央确定为负责上海和江苏、浙江地区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的领导人[ 1 ]，并在白区党代表工作会议结束后被派往上海。6月间，刘晓与夫人张毅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两次谈话，特别强调了上海的重要性和上海工作对全国革命的意义，指出上海应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组织；上海斗争情况复杂，所以在重建党组织的时候应该严格审查，党员不宜多，根子一定要打好、打牢。周恩来的这两次谈话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等在刘晓行前与 他的谈话，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重视，也为刘晓到上海后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此前后，周恩来因为参与国共合作谈判，多次途经上海，并直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以具体指导。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经上海转赴杭州与蒋介石谈判，月底又由杭州返回上海，秘密会见了上海地下党的同志[2]。5月下旬，周恩来再次途经上海，会见了在沪的部分秘密党员[3]。7月7日，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途经上海，当晚即发生卢沟桥事变。这次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在上海饭店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周恩来在谈话中对上海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全面部署。他指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
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上海。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我们主要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艰苦的，不要因一时顺利而忽视了积蓄力量。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都暴露了。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4]。这次秘密会见和周恩来的重要谈话，对上海党组织的重建和抗日斗争的开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淞沪会战的烽火中，上海各系统的党员、迅速动员起来，担负起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救亡斗争的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健全和发展起党的各级组织。1937年11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刘晓任省委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上海党组织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初重建，并在抗日大潮中迅速发展壮大，从而使上海抗日斗争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周恩来高度重视上海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37年6月24日，他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特别指出：上海是政治舆论的中心，须特别看重，应加强上海的工作，建议中央派人指导[5]。8月22日至24日，他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工作时，特别报告了上海抗战的情况[6]。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在组织关系上直属中央领导，同时受南京中共代表团领导。随着抗战形势任 务的发展和中共组织机构的调整，抗日战争时期江苏省委（华中局敌工部、城工部）还先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华中局领导，并曾就近向东南局请示有关工作[7]。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长江局、南方局、敌后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在很长时间里直接领导上海工作，并给予许多具体指导。比如，1938年初，周恩来同到武汉请示工作的刘晓、刘长胜谈话，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善于独立工作，开辟敌后抗战局面[8]。1939年
5月，周恩来在重庆听取刘晓、刘长胜的汇报，并同他们研究江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工人运动和游击战争等问题[9]。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6月23日，刘晓致电南方局并中共中央，报告上海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改变斗争方式，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一切干部隐藏在群众中去，埋头苦干；改变组织方式，改大支部为小委员会等十条工作要点，请示南方局[ 10 ]。周恩来已先于6月18日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后因手臂负伤于8月出国治疗。但从上海党的这一汇报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此前的指示对江苏省委工作转变的影响。
1940年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心转到大后方及国共谈判上来，江苏省委亦于1942年转移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后改为华中局城工部），但周恩来仍关注和指导着上海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1940年10月10日，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南方局对上海、江苏等省市地区的工作布置和人事安排情况，并告知已决定派刘晓返回上海，以加强在上海的领导[ 11 ]。在刘晓返沪前夕，周恩来将其找去谈话，特别指示要重新检查上海的工作，使之能适应突发事变。工作要谨慎，工作方式、组织形式都要从能适应最坏的环境来打算。党员要社会化，要有便于掩护的职业和社会身份[ 12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讨论了刘晓关于在上海成立救国会问题的来电，决定电询周恩来的意见。30日，周恩来致电刘晓并告康生，同意他们对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布置，指出为了多方保存力量，应把做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分开，并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13 ]。1942年冬，中共江苏省委
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将省委的领导成员、各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以及基层的一些骨干，包括刘晓、刘长胜、王尧山、沙文汉、刘宁一、陈修良、张承宗等陆续撤往华中根据地，集中学习整风、总结经验。1943年1月，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海党组织的问题提出建议：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的组织“仍应照大后方党的组织形式”，“不要再平行组织”，“原来的苏委不应再回上海”；在新四军、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党委会，由刘晓负责”，布置并指导敌后大城市党的工作” [ 14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同时在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和江苏重要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同年4月，华中局敌区工作部成立（翌年6月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由刘晓、刘长胜担任正副部长（ 1944年刘晓去延安后，由刘长胜任部长）。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各个系统在华中局城工部的领导下，落实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特别是周恩来制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 15 ]，保存和壮大了党的力量。至抗战胜利前夕，在上海市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之初的130人发展到2800余人，6个系统的党委（特总支）下属33个产业或地区党委、160余个基层支部；郊县党员达600余人，有7个县级工委[ 16 ]。这支队伍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上海解放的坚强领导力量。
以上海为中转站和重要基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尽管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巨大的政治分歧，但严峻的民族矛盾和共同的抗日目标，促使国共两党开始了再度合作的尝试。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通过秘密途径开始了最初的接触。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 合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聚合，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然而，两党的接洽、谈判直到合作抗日，注定要经过一段曲折而艰难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殚精竭虑、居功至伟；上海始终居于重要地位，首当其冲、功不可没；张子华、董健吾、潘汉年等共产党员则以上海为主要依托，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并在他正式出来谈判之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6年1月，宋子文和陈果夫兄弟分别联系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公开身份为牧师）和张子华（属上海地下党组织），于一二月间分别委托二人经西安进入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7 ]。董、张二人到达西安后，时任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其使命，遂用专机将他们送到延安，再由东北军原619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此前，张子华于1月间在上海参与了与国民党方面曾养甫的接触和谈判，这次一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周恩来指出：“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 [ 18 ]根据张子华的汇报，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国共之间的联络员。4月中旬，张子华与冯雪峰一起，带着重要使命离开陕北。4月底，张子华在南京会晤曾养甫，要求了解南京方面对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曾转达了陈立夫提出的四项基本条件。5月中旬，张子华再赴延安汇报工作，并带回周恩来致谌小岑等人的信件。8月，曾养甫致函周恩来，要求中共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并告知联系的电讯密码。于是张子华第三次赴陕北汇报情况，并带回周恩来要求曾、陈到陕西会晤的复信。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并面见了时在广州的曾养甫，曾转告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10月17日，张子华北返到达西安，进一步报告了从国民党方面带来与之通电的密码以及谌小岑的信件等，认为“宁方态度以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 [ 19 ]。至此，张子华完成了为国共合作往返
奔波、穿梭联络的历史使命。
1935年底至1936年初，潘汉年在莫斯科与衔蒋介石之命同中共接触的邓文仪的谈判中应付裕如，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赞赏，并于1936年被派回国内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潘汉年在上海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联系后，于8月8日到保安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领导。9月24日，潘汉年离开保安，再度南下宁沪。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 [ 20 ]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此时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被潘汉年严词拒绝[ 21 ]。潘汉年又与陈立夫在上海、南京两地正式谈判了两次，由于蒋介石坚持收编立场，谈判依然没有进展，一度陷入了僵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和谈再度推进，周恩来也正式与国民党直接谈判。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十五条意见先交给蒋介石。宋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军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 22 ]。5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23 ]。7月间，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多次停驻上海，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并于7月13日（或14日）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20日，已返回上海的周恩来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要求周、林暂留上海观察形势[ 24 ]。第二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电告洛甫、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电文 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25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正在南京开会的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 26]。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为标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团结御侮、携手抗战的先决条件。从此，上海的抗日斗争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以文化救亡和上层统战为重点，部署和指导上海各条战线抗日救亡运动，在复杂环境中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
上海的抗日救亡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不仅在历次抗日救亡高潮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在上海沦陷后的几年间长期坚持斗争，各个阶层的爱国群众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并肩战斗，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周恩来始终对上海的抗日救亡斗争予以关注，提出正确的策略方针，进行具体的工作指导，推动了各条战线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会见潘汉年和刘晓时，就特别强调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不仅对开展抗日群众工作作出详细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而且强
调不管形式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叮嘱上海的同志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27 ]。1938年初，刘晓和刘长胜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向他们指出，上海局势很可能会变化，日本人会强占上海租界，因为美英法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总会爆发的。上海人民的抗战情绪相当高，我们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但也要注意隐蔽。周恩来还强调，上海地下党要有判断局势变化的能力，要独立工作，特别是在以后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更要善于独立工作[ 28 ]。1939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听取刘晓、刘长胜的汇报后，专门同他们研究了江苏地区的统一战线等工作。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后，周恩来多次就上海的地下斗争策略作出指示，指导上海地下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周恩来特别重视上海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和抗日斗争，指出上海是政治舆论的中心，强调要以文化界为突破口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1937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就上海舆论阵地的开辟问题，与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专门交换了意见。淞沪会战期间，江苏省委正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文化战线为突破口，作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之枢纽” [ 29 ]，迅速打开局面，形成了全民救亡的蓬勃局面。在上海沦陷前后，中共江苏省文委主要领导人和大批党员积极分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分赴各战区和大后方，继续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领导下投身文化救亡运动，上海仅留于伶、王任叔、梅益等人坚持工作，并划归中共江苏省委统一领导。上海沦陷后虽不再是中国抗战文化中心，但周恩来仍然关注着这里的斗争。1939年3月，周恩来在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沙文汉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上海新闻出版界的抗日救亡斗争，认为搞得很活跃，对香港、内地都有影响，应当加以表扬[ 30 ]。孤岛时期，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业余戏剧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星期小剧场的演出活动持续了36个星期，直到1940年下半年才因孤岛局势恶化而停演。 1939年7月，上海业余话剧界为支援新四军而举办慈善公演，连续演出11天，有11家单位300余人参加，充分展示了孤岛业余话剧运动的成果，堪称孤岛时期“党领导的业余话剧运动最灿烂的一幕” [ 31 ]。周恩来对上海业余话剧运动作了充分肯定，表扬“星期小剧场工作搞得非常好” [ 32 ]。1941年9月，他曾计划在上海建立文化工作据点，并电嘱廖承志提出适当人选[ 33 ]。1942年后，鉴于上海斗争环境急剧恶化，他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34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和华中局，建议加强上海的文化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并尽快在上海恢复出版《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 35 ]。
《救亡日报》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创办的一份抗日刊物。1937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上海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并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 36 ]。8月中旬，又具体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周恩来亲自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民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37 ]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迁到广州出版，继续由夏衍负责。1938年4月下旬，夏衍到武汉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时，周恩来对他说：“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喜欢不喜欢看你们的报。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
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 [ 38 ]抗战期间，《救亡日报》在华南、在香港、在海外、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又派夏衍到上海恢复《救亡日报》。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仍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
抗战期间，周恩来曾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蓬勃发展起来，许多从上海转到后方的进步文化人士和救亡文艺团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厅成立后，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其成员主要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12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强迫解散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很有影响的救亡团体中选拔组成的。1938年月8 1日，在抗敌演剧队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鼓励全体队员：“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 [ 39 ]不久，演剧队、宣传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分赴广东、江西、山西、湖北、河南、浙江、湖南、广西等战区。周恩来要求演剧队、宣传队的地下党组织随队行动，深入前线，要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武汉撤退前，他又将演剧队、宣传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请他们指定专人负责联系，使演剧队、宣传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战区和敌后[ 40 ]。
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创建的孩子剧团，是一支特殊的文艺抗战队伍。该剧团于1937年9月3日成立，由在上海的难童组成，一共有22名团员，年龄最小的才8岁，年龄最大的团长兼老师吴新稼也不过18岁。上海沦陷后，剧团成员在吴新稼等4名党员教师带领下，辗转八省市，跋涉几个月，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知道后，两次让邓颖超去看望他们，并在经济上给以接济。周恩来自己也找他们聚谈，深情地对孩子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 的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了这点。他勉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精神，“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第三厅成立后，经周恩来、郭沫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孩子剧团纳入政治部第三厅编制[ 41 ]。1938年9月，周恩来又指示地下党帮助把被国民党撤换的“孩子剧团”的骨干和大部分成员分别转移到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或送去学习，或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42 ]。
除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外，周恩来对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条战线上坚持和开展救亡斗争也十分关注。1937年3月底，周恩来从杭州返回上海时，听取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中共党员李延禄关于
1935年共产国际之行的汇报后说：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同年4月，李延禄向各省发出通电，并于6月20日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 43 ]。
1938年，周恩来指示刘晓、刘长胜：一定要重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要防止关门主义倾向，要学会灵活运用策略，对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要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因势利导，推动、团结他们参加抗战[ 44 ]。孤岛时期，日军在上海由原来赤裸裸的直接强占，改由以傀儡政权出面进行“接收”，海关和邮政首当其冲成为日伪攫取的主要目标。上海人民特别是海关、邮政系统的爱国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维护主权、反对接收的护关护邮运动。周恩来根据斗争形势审时度势，指示江苏省委要注意策略，把这一斗争视为地下党“退兵之一战”，千万不能搞过头[ 45 ]。江苏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指示海关特支适时结束斗争，从而使这一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又保存了革命力量。1939年5月，周恩来专门同刘晓、刘长胜研究江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工人运动和游击战争等问题，着重指出：要注意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统战工作，要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后更好地开展群众
斗争创造条件。在工人运动方面，他强调要巩固已有的工人群众组织，要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包括利用工会，以取得社会合法地位；要大力培养工人领袖，加强工厂党组织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使工会干部成为群众真正有威信的领袖[ 46 ]。他还根据当时上海的社会条件，强调做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注意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在1941年8月在给刘晓的一份电报中，他指出在教育界、宗教机关和救济团体中都应用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在上层开展活动，以配合群众工作。他认为应重视中学教员的作用，指出：“在教育界自中学教员以至大学教职员必须（有）特殊的组织。”“根据经验，即使是中学教员（也）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可以影响很多学生。尽管是启蒙工作，但将来的作用非常之大。” [ 47 ]
注释：
[1]《调刘晓建立沪局工作》（ 1937年4月4日），中央档案馆藏。
[ 2 ][ 3 ][ 5 ][ 6 ][ 8 ][ 14 ][ 20 ][ 24 ][ 25 ][ 26 ][ 33 ] [ 34 ][ 35 ][ 36 ][ 37 ][ 40 ][ 41 ][ 42 ][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页，第373页，第375页，第386页，第406页，第560页，第331页，第380页，第380页，第384页，第528页，第541页，第378页，第411页，第634、638页，第427页，第412页，第552 — 553页，第367页。
[ 4 ][ 27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载《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7]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 1920 . 8 — 1987 . 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 9 ][ 10 ][ 11 ][ 46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第62页，第111页，第60页。
[ 12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周恩来在上海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8 — 69页。
[ 13 ]《周恩来致刘晓并告康生的电报》（ 1941年
8月30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1页。
[ 15 ]周恩来：《关于“三勤”政策》，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8期。
[ 16 ][ 3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 1920 — 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页，第1115页。
[ 17 ]张子华与董健吾一样，都是中共秘密党员，此行都身兼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使命。但张子华是国民党通过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联系的一条渠道，此行是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曾养甫等人关于国共谈判的意见，而董健吾对张的真正身份与使命并不知情。《董健吾传》记载：“受中共上海党组织指令，董健吾带上了一名他只知道以‘小张’呼之的年轻人同行。董健吾被告之，小张是甘肃省共青团书记，要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隐蔽战线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
[ 18 ]《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等电》（ 1936年月3 2日），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 19 ]《张子华致周恩来电》（ 1936年10月17日），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29页。
[ 21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1936年11月12日），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 22 ][ 23 ][ 38 ][ 39 ][ 4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页，第399页，第461 — 462页，第452页，第561页。
[ 28 ][ 44 ]仇学宝、于炳坤：《魂系上海：刘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第101 — 102页。
[ 29 ]刘晓：《上海工作报告》（ 1945年3月），中央档案馆藏。
[ 30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周恩来在上海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 32 ]杨帆：《抗战时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
[ 45 ]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载《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