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李步前
编者按：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刊登了邵维正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文章。该成果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报道或转载，并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将其视作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将近40年过去了，邵维正早已成为著作等身的党史研究大家，其对党的一大“悬案”的考证也成为党史研究的经典范本。回顾考证过程，邵老感慨万千：“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党的一大考证成果。”本刊特约曾任邵维正学术秘书的李步前撰写此文，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建党97周年。
邵维正教授对党的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成果早已为大多数党史研究者所熟知，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广泛运用于党的有关文献和重要场所。将近40年过去了，再次提起当年的这一考证成果，邵维正把它称作“改革开放百花园中的一朵”。正是这“百花园中的一朵”，可以折射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怎样深入人心、并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978年初冬的一天，远在西北宁夏某师驻地、时任宣传科科长的邵维正接到了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发来的一纸调令，正是这一纸调令，深刻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邵维正193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50年回家乡就读浙江黄岩中学。正值抗美援朝的爱国热火燃及祖国大地，邵维正来到驻地部队报名参军，因不满16岁被拒。1951年初，邵维正再次报名并如愿穿上军装。之后其所在部队转入志愿军序列并入朝参战。他在朝鲜前后6年时间，由于表现突出，入了党并提了干。
回国后，邵维正大多数时间在西北某师政治部从事宣传报导工作。1964年，他被选调至长沙政治学院党史教员队学习中共党史。这次
为期一年半的学习，为他日后从事党史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不久“文革”爆发，当时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他先是被抽调到西北工业大学参加军训工作，次年又转调兰州铁路局参加军管工作。年近不惑时，邵维正当上了师宣传科科长。
197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正经历着一个急转弯。无数人的命运也随着历史的车轮发生转折。经过十年“文革”浩劫，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大批各方面的人才由各野战部队调往军队院校，邵维正是其中之一。
在野战部队干了28年后，邵维正调到北京，担任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从事中共党史教学。
这年初夏，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面展开，犹如一阵春雷在理论界激起了强烈反响。重视和加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明确要求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胡乔木早年读过苏联的这本史书，其对十月革命记载之详尽、描写之细致给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历史时间跨度只有1917年10月至11月短短约两个月，却写了50多万字，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形象生动，甚至环境、衣着、表情等细节都描述得非常到位，后来成为描写十月革命的小说、
影视、绘画作品的重要依据。
这项重大研究课题原计划分14卷（后改为12卷）、600余万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编写任务艰巨，难度极大。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李新牵头，调集人员，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央党校主楼六层。由于革命战争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需要懂军事的人参加编写，于是从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各借调一名人员参加，邵维正是其中之一。
李新带领大家反复研究，决定先集中精力写好第一卷，摸索后续写作的路子。这一卷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由此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他们给第一卷取了一个响亮的书名：《伟大的开端》。
邵维正承担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部分书稿的撰写任务。为了写出翔实准确又有新意的著述，在写书稿之前，写作成员都作了专题研究。在收集和阅读资料过程中，一个 谜团引起了邵维正的关注。
他发现，党的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存在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他对相关史料进行研究梳理，共列出了25种不同说法。这种情况让邵维正始料未及。
我们现在说党的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在当时来说毕竟是第一次，既没有先例可循，更没有经验可借鉴，而且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留下的文献很少。再加上此后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状态，无暇顾及并且也不具备条件去搞清楚建党初期的问题，因而留下许多“悬案”。
我们党重视建党纪念日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才开始的。1938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可是，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也认定是7月，至于具体日期都记不清了。
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决定，“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从此，“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确定下来，并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当邵维正萌发了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时，却明显感受到来自周围的不同态度：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他做这项研究；有的出于好心，提醒他“刚调到北京来不容易，还是老老实实把教学搞好，不要去冒这个风险了”；有的担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弄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是应迎难而上还是退而求稳？
是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一缕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有力地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理论界激起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具体到党史研究领域，解放思想就要敢于打破禁区，突破障碍；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先有结论，再找例子证明。至于是不是与中央保持一致要作具体分析，过去在没有条件搞清楚一大召开确切日期的情况下，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现在条件发生了变化，去搞清楚这个问题正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正如邓小平指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
陈云也讲：党的历史事实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以后要翻也翻不掉。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逐步打消了邵维正的顾虑。一则攻击我党的言论更进一步促使他下定考证决心：“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已经有52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
他把那些反共言论摘抄在一张卡片纸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为中国共产党正名。
艰难求索：吹尽狂沙始到金
京西玉泉山、香山一带，是皇家园林聚集的地方。其间座落着一所著名的学府—中共 中央党校。1979春天，主楼的六层来了一个新面孔。他中等身材，四十出头的年纪，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他就是从解放军后勤学院借调来的邵维正。
邵维正向李新汇报了先作考证、再写书稿的想法，得到了李新的同意和支持。考证从1979年的4月开始，前后持续了约半年时间，分别对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进行考证。其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
对于一大开幕时间，虽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全部代表都到齐，无一缺席。要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只须弄清每位出席者会前的行踪，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召开地上海就可以了。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先期到达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上海是南方建党的中心城市，负责人是陈独秀，他此时正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两位国际代表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
马林会说英语、德语、俄语，李达和李汉俊的英语水平也不错，交谈没有太大困难。上海“两李”向马林介绍了中国建党的筹备工作以及各地的组织状况，马林认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的成立。李达在征得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意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的两位代表是一大的组织者，可以确定他们一直都在上海。
外地代表中，最先到上海是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和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从北京先到济南，王、邓约了济南的几位党员与张国焘到大明湖划船聚谈，第二天他们三人一起赴上海。经资料查证，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是6月15日以后。
对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的行踪查证，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七一”是毛泽东定下的，查证过程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邵维正偶然得知，谢觉哉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由此想到，谢觉哉与毛泽东是同乡，建党前参加过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而且与何叔衡是同事。因此，当时谢觉哉与毛泽东、何叔衡的接触应该会比较多，会不会在日记里留下一些线索？
邵维正首先找到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1978年12月23日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回忆文章：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为了找到这“一大串圆圈”的原件，邵维正几经周折，从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谢老的日记原件，上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921年月6 29
日特记。”
邵维正查证了当时长沙到上海的交通情况，发现从长沙不能乘船直达上海，必须先沿湘江到达武汉，再沿长江到达上海。以当时的速度，即使途中不停留的话，也要5天左右的时间。以此推断，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应在7月4日之后。
考证取得这个突破后，邵维正确定了接下来的目标：北京代表刘仁静，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之一。
同许多命运曲折、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刘仁静对面前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欢迎。当邵维正向他询问有关一大的问题时，这位近80岁的老人多以“老了”“记不清了”作答。邵维正拜访多次都无功而返。
去的次数多了，邵维正与他的夫人、儿子渐渐熟悉起来，他们开始拉些家常。一次，老人冒出这样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
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他又说“记不得了”。但邵维正没有放过这一句话所提供的线索。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少年中国学会有一份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经过多次请教，终于打听到一个图书馆的书库有这个刊物。
炎炎夏日，库房里密不透风、热得像个火炉。他一摞一摞地搬、一架一架地找、一页一页地翻。拂开厚厚的尘封，眼前出现了中国少年学会南京年会的有关记载：“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 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学者有刘仁静、邓中夏、张闻天……”
在“会员消息”中明确记着：会后刘仁静赴沪。而且还有他的两次发言。邵维正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
当发言记录递到刘仁静手里时，他激动得两手发抖，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读罢，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引发了许多回忆： “7月7日前后到上海的，不会有错。”老人的话开始多起来。随后的几次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中得到了不少难得的活史料。
随着考证的深入，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 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阶段：综合分析，锁定一大召开日期的初步目标。
邵维正至今还保留着一张他当年手工制作的党的一大“日期问题研究提要表”。在这张8开大的纸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25种不同的说法。比如：
1921年，斯穆尔基斯在信件中记载为7月23日；
1924年，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认为是7月20日；
1927年，周佛海在回忆中称是7月……
在占有众多的资料后，邵维正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他一张一张地列表分析，一个说法一个说法地印证。
邵维正最后把时间集中到7月的20日、23日、24日。这是因为，这几个时间最接近全部代表抵达上海的日期。按照常理，代表到齐之后，经过必要的准备，就应该立即召开大会，不会等太长时间。那么，这三个时间到底是哪一天呢？
邵维正没有一味地使用排除法。从这时开始，他便采用优选法进行认定。
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
引起了邵维正的特别关注。该档案原件存共产国际，从俄文翻译为中文，未注明日期，也无作者姓名。
这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提到：“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份文件中包含着极大的信息量，虽然只明确了全部代表到达的时间而没有明确开会的准确时间，但是至少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开会的时间可能是7月23日，也可能在23日之后。
文中采用“我们”的表述，可以判定作者是参会的当事人。文中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可以确定在上海的会期是6天加上两天，共8天。文中还提到了“侦探闯会”及转移至南湖会场。
邵维正知道，尽管这份文件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这只是孤证，在没有充分的印证材料之前，不能草率定论，况且此文本身也还需要考证。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就考证一大召开日期这个点来说似乎已经到头了，因为要找到直接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一大召开的日期很难了。唯一可行的是，通过其他事件的旁证来间接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离考证最后的结果还有一步之遥。
第三阶段，连环印证，聚焦一大召开日期的最终结果。
邵维正在梳理一大代表行踪过程中，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回忆都提到，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晚上刚开始不久，就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之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并闭幕。
能不能搞清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呢？因为党的一大召开是一个时间段，只要能确定这个时间段上的一个点，再根据会议持续的时间，就可以确定另外的点。
邵维正尝试从上海旧报查起。他分析，这在当时是一件比较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有可能会有报导。
果然，在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 上，他找到了这样一段记录：
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批准。
看来，法国警察的这一通知明显是针对党的一大来的，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明是中国共产党。
可以确定，8月2日的“前天”是7月30日，也即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也是一大在上海第六次会议的召开时间。
这一时间与共产国际的文件记载时间不谋而合。到此为止，一大召开的前后两个时间节点得到了初步印证。
邵维正还找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个社会事件— “孔阿琴案”，作为旁证。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讲到：巡捕走后的第二天凌晨，“便闻有一女子悲惨呼叫……女子叫孔阿琴……”周佛海在回忆中也讲到：“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
邵维正找到了相关证据： 1921年8月1日的《申报》第14版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的新闻。《新闻报》也有相似报导。这两家报纸的新闻都报导了“孔阿琴案”的时间是7月31日。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
至此，邵维正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虽然“孔阿琴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存在时间上的巧合，可以间接地证明一大会议的日期，即： 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
与一大召开日期相关，邵维正同时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此前分别有11人、12人和13人之说。他把每一位出席者的简历，尤其是在一大前后的具体活动逐个排列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找出争议的焦点是：何叔衡、包惠僧两人具不具备代表资格和有没有参加一大。邵维正通过事实论证了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一大，并说明：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更没有“填表注册”。从而得出结论：一大出席者为13人，并列全了名单。
邵维正把考证日期和出席人数的结果分别整理成文，并把考证日期的文章投给内部刊物
《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于1979年第9期。
一鸣惊人： “不可超越”的党史贡献
1979年9月的一天，邵维正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是胡乔木的秘书，说乔木同志看了你考证一大日期的文章，很重视，特意嘱咐：这是党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公开发表，把它介绍到国外去。
《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刊物，正在创刊，邵维正没想到他的文章要在创刊号上发表。该刊编辑部认为，可以把这两个考证成果合成一篇发表。邵维正又对论文作了合并和仔细修改。同时，文章还被选中作了英文编校。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全文约1.8万字。卷首加写的按语中写道：该文“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的轰动效应远远超出邵维正的意料。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对此作了报道或转载，读者来信和电话纷至 沓来。一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员打来电话： “像这类过去已定论的重大问题都能重新突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研究呢！我们搞好党史研究的信心更足了。”
文章还在国外引起反响，不久又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法文，受到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日本京都大学藤田正典教授来信祝贺，并寄来他在日本《近代中国》杂志上为一大考证文章发表的评介。美国百科全书代表团以及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川端正久等来华访问时都要求与作者会见交流，他们认为：考证中共一大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中共党史研究中某些难点的突破，更重要的，这是中国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中共党史良好开端的标志。
不久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针对邵维正的考证结果，讨论要不要修改党的“七一”纪念日。
考虑几十年形成的惯例，加上当初毛泽东只确定“七一”为“纪念日”，会议决定，“七一”纪念日不作更改，但是要把这个问题向党内外加以澄清。在纪念建党59周年前夕，邵维正撰写了《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的召开日期》一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 1988年改为《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
此后，中共一大考证结果被广泛采用。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党的诞生日写为7月23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览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此后出版的专著、教材、文章也普遍接受了考证的结论。
我军知名哲学和政治理论专家曲跃厚曾这样评价：邵教授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的最大贡献是考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和出席的人数，而这一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超越的”。就这一成果本身而言，它甚至还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因为，它是在面临当时特定的历史机遇、也具备了取得这一成果的客观条件下取得的，但作为党史研究的经典范本，仍然能给人以诸多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