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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太行梦魂安—太行抗日根据地笔谈/巨文辉 戴玉刚 刘文山 郝雪廷

—太行抗日根据地笔谈

- 巨文辉 戴玉刚 刘文山 郝雪廷

太行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太行人民在中共领导下,浴血抗争,并形成了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的太­行精神。2017年

7月,本刊特约山西省委党史­办副主任巨文辉、长治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戴玉刚、刘鼎之子刘文山、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郝雪廷等,围绕“弘扬太行精神,筑牢民族之魂”进行交流,并组成一篇笔谈。

巨文辉:举足轻重的太行抗日根­据地

太行山是八路军的立足­之地,是华北敌后抗战指挥中­心,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太行山是“晋”字号三大战略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龙头,是开拓华北、华东和华中根据地的踏­板;太行山是敌后抗战的主­战场,是多种游击战法的发祥­地,是战略反攻的基地;太行山锤炼了众多抗日­民族精英,培育了大批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为我党积累了丰富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经验;太行山铸就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发­展。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过太行山抒怀》诗中咏叹道:“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就是那个让中国人民梦­魂安详的地方。巍巍太行赋予了这里的­人民大山一样顽强不屈­的性格,他们奋勇抵抗着日寇的­入侵。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被太行山抗日军­民的民族气节所震慑,曾感叹:“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 . 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我们应永远铭记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谱写的雄壮史诗,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股­革命热情、那种拼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戴玉刚: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共产党、八路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太行山、在山西、在整个华北大地毁家纾­难、同仇敌忾,上演了一幕幕不屈抗争、坚韧奋起的英雄活剧,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靠着小米加步枪和大刀­长矛,甚至赤身肉搏,八路军三个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进山西就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的三战三捷和反­敌九路围攻等战役的胜­利,以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左权、董天知、赵崇德、叶成焕等抗日英雄战死­沙场、壮烈殉国。许多部队甚至整营、整连、整排的指战员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

太行军民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在一次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太行军民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在长达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中,日军各据点周围五公里­以内村庄的群众全部转­移,实行空室清野,使敌人陷于没粮吃、没水喝、没柴烧的绝境,其图谋搞的所谓“山地剿共实验区”随之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转移出来的群众坚定地­表示:铺地盖天,餐风饮露,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同时,太行军民展开广泛的麻­雀战、破袭战、伏击战、地雷战、地道战,搞得敌人日夜不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 支无所畏惧的力量,太行抗日根据地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渡过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最终迎来对日的战略反­攻,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刘文山: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我军的军工事业是赤手­空拳摸索着干起来的;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配合游击战、运动战到攻坚战一种又­一种类型的战斗中,快速发展起来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应中共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但到1939年,蒋介石停发了供给共产­党军队5万人编制的武­器弹药和给养。要抗日,要救国,就必须拿起武器反击。武器从哪里来?毛泽东提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1939年,八路军军工部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在太行山黄崖洞水窑山­建兵工厂。没有砖瓦木料,就地开山劈石,用石块石板建厂房。每人仅两三块粗干粮,就能大干一整天。晚上围着烧树枝的大铁­桶、背靠着大石头坐着打盹,躺下睡可能被冻死。为防止被大风吹下山,就用铁丝把自己捆在石­头上。机床、锅炉、发电机等拆卸成零件,背到山上再组装。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缺乏造枪炮弹药的原材­料,没钢没铜没炸药,就用铁轨代替钢造枪管­炮筒;创造焖火法把白口生铁­变软,解决了炮弹壳原料的问­题;到民间买铜钱铜锅和肥­田粉,奖励群众养硝熬硝,解决造炸药、炮

弹的原料。灾年缺少粮食,就吃树叶充饥,造枪造炮一点儿也没停。敌人来“扫荡”,就迅速把机器埋藏起来,敌人走了挖出来再干。

我们的枪炮,是很多老军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为造硫酸,很多老军工皮肤被烧,终身落下气管炎等病痛。由于生产设备简陋,没有准确的计量检测仪­器,要测试炸药性能、测试炮的命中率是否符­合要求,必须反复进行实地检测。一位叫教逢春的爆竹匠,一家7口都是做爆竹的,为了抗日,全家参加了八路军。在炸药的试制和测试中,全家5口人陆续牺牲,但他没有退缩。还有老军工魏振祥,面对新炮可能发生镗炸­的危险,他推开要亲自试炮的刘­鼎,坚持自己试炮,不幸被炸断了一条胳膊。但他毫无怨言,反而要求以后专干试炮­工作。

当时各种武器规格不统­一,总部提出要制式化。我们没有武器专家,没有产业工人,便把知识分子、技术人员、银匠铁匠石匠土枪匠等­手工业匠人及农民、战士组织起来,先办培训班,又建起太行军工学校,学文化、学技术知识、学操作,边学边干。不断研究战斗类型,研究敌人的武器技术,培训新工人、组织新工艺、创建新工厂、设计制造新武器,不仅造出了大批量有威­力又价廉的武器军火,还造出了敌人没有的武­器—“土飞机、土坦克”加重炮弹。

从“一把菜刀闹革命”,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太行军工从无到有,在困难中诞生,又在困难中发展。在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上,与人民军队并肩走来的,是奋力改善我军武器技­术装备的老军工。他们无私奉献、尊重知识、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郝雪廷:战火中签下的生死合同

40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面对连年饥荒,为寻求出路,秘密签订了分田到户的­契约,这一冒险尝试无意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一壮举,可谓人尽皆知。早在76年前,在山西武乡申良沟村,42户村民在日寇屠刀­的威胁下,自发签订了保卫根据地、不暴露消息、不做汉奸、爱护八路军的生死合同, 这一民族义举,却还鲜为人知。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进行扩张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在占领区加紧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以求“以战养战”,一方面集中兵力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至1942­年,日寇接连不断地疯狂“扫荡”太行山,兵力超万人的“扫荡”就达8次之多,对根据地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群众不了解八路军­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分散游击,情绪受到很大打击。一些坏人趁机散布谣言,抵毁“八路军不打日本光开会”,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使部分群众产生“怨八路”的情绪。为此,中共武乡县委号召各村­党支部向群众宣传强调: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游击战打­击敌人,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打退日寇。并在群众中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宣传日寇屠杀武乡群众­的事实,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帝国­主义妄图将中国“亡国灭种”的实质。

日伪军威逼百姓进行“维持”,建立傀儡政权,不然就屠村。此种局面下,1942年10月21­日,申良沟村共产党员、村干部王云魁和禹树堂,组织村民签立合同,商定各家以全家性命担­保自家不出现汉奸和投­敌行为,如有汉奸行为,立即执行枪决。村民纷纷响应,全村42户全部在合同­上签名按手印。

一个个红手印,代表了全村200余人­在危难之中相信党、相信人民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中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而这正是太行精神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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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党史办研究员­巨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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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戴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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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之子刘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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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郝雪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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