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名角南下记—周福珊在抗战中的流离生涯/周康梁
—周福珊在抗战中的流离生涯
导语：周福珊，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曾是金陵名角， 1937年底率家人和伙计共8人离开南京，艰难辗转苏州、杭州、武汉、衡阳等地，历时3年多，后定居云南。因为战乱，他的命运和艺术轨迹被迫改写。而他在战乱中的执着坚守，可以说是战时无数艺人的缩影。 上海学艺，南京安家
周福珊1906年出生于天津，小名“小三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饭店掌勺，在他儿时去世。他的几个姐姐相继远嫁各地，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生存，母亲带他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投奔在戏班里当“武行头”的姐夫。母亲靠缝补浆洗抚养幼子，生活常常难以为继，让小三子上学读书更是奢望，只盼小三子尽早掌握一门技艺，挣钱养家。
1914年，经人介绍，母亲带着8岁的小三子来到豫园西首劝业场的孙家科班。这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京剧科班，开办于民国初年，因班主姓孙而得名。聘请的教师多为上海新舞台的演员，如夏月恒、邱治云、马飞珠、赵君玉等， 1918年春，正式在劝业场舞台公演，以擅长角色齐备的武戏为主要特色，深受上海观众欢迎。因学员以“福”字排名，又称“福”字科班。
孙家科班前后共招收过80多名艺童，学员艺名中都有个“福”字，小三子也有了艺名“周福山”。他天庭饱满、脸庞端正、眉目清秀、身材匀称、嗓音清亮，老师觉得适合文武老生行当。就这样，周福山跟着师兄弟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凭着刻苦用功和悟性，进步很快。
但就在这时，母亲突然中风瘫痪在床，周福山只好白天在科班练功学戏，晚上回家照顾 母亲，还要打些零工以维持生活，他小小年纪尝尽了世间百态，人间冷暖。一天，一位邻居突然找到戏班，带给周福山一个噩耗—他母亲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穷人毙命犹如树叶飘落，旁人只好劝慰周福山说，这也许对他们母子都是一种解脱。在闻讯随后赶来的师兄弟们的资助下，周福山买来白布，凑了四块板子埋葬了母亲，从此开始孤身一人闯天下。
母亲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财产，但因为把他送进科班，让周福山有了安身立命的“手
艺”。1922年， 16岁的周福山带着科班给的“靴包”（通常就是一双靴子，一条彩裤）出科了。他除了主攻文武老生戏以外，还掌握了其他行当很多戏码，出科后从跑龙套开始，表演细腻、台风严谨、嗓音宽厚、韵味十足，生旦净丑样样拿得起，在上海梨园行里崭露头角。一位同行前辈觉得他名字中“山”字笔画太少，写水牌不好看，便给改成了“珊”。他的师兄弟陈福赉、徐福生、王福英、朱福瑞、陈福强、赵福利、何福贵等后来也都成了各个戏班挑梁的角儿。此后，周福珊和素有“江南梅兰芳”之称的刘筱衡戏班，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芜湖、蚌埠、九江、湘潭等地演出，一举成名。
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1928年，经南京梨园联合会会长乔洪年介绍。王桂英的父母看中了在舞台上生龙活虎、气宇轩昂的周福珊，把女儿嫁给了这个天津小伙子。因为家在南京，周福珊随妻子回到南京定居，他主外，妻子主内，夫妻俩配合默契，省吃俭用外加“打印子钱”（即借高利贷）一点点置下了自己的“私房行头”。周福珊性格温和，为人周全，仗义公正，吃苦耐劳，凭本领搭班唱戏、挣钱养家。虽然时局仍然动荡，但生活过得还算安稳，逐渐买了房产，过上殷实生活。
日寇围城前离开南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南京的人们纷纷逃难。到了9月，整个南京市已成半个空城，戏园子更是门可罗雀。战 事吃紧，周福珊也决定南下，他请亲戚帮忙照看房产，把一些贵重衣物托付给朋友，在12月
1日日寇围城前，带着家小和王桂英的弟弟王佑鑫夫妇，以及跟包的老伙计徐金贵加入逃难人群。那一年，他的大女儿6岁、二儿子4岁、四儿子1岁，因为上路的人太多，怕照顾不过来，只好把二女儿留在南京姥爷家。
在为数不多的行李中，最重要的服装、帽笼、翎子桶、枪杆等演出行头由徐金贵负责照管。周福珊对辛苦置下的服装道具呵护有加，一旦在后台穿上行头便不再随便坐靠，怕糟蹋了行头，这种习惯后来延续到了国营剧团里。在这些老一辈艺人看来，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公家的行头都要倍加爱惜。
在躲避战火的途中，还有一本近800页， 1930年首版、1937年第12版的《大戏考》是周福珊自己随身携带。在路上，他用当时的报纸对封皮进行一次次修补，而报纸上登载的内容是“我军将在缅甸协同英军作战”“滇西战况激烈，怒江沿岸正炮战中”“奉新秩序业已恢复，晋境近日仍有激战”等。此后多年的辗转颠沛，很多东西都丢失遗弃，但这本《大戏考》始终被完好地保存着。周福珊无意间留下了一份带有抗战信息的珍贵资料，让我们透过这些发黄的纸片感受到全体中国人共同经历的烽火岁月。
流亡路上兵荒马乱，周福珊拖儿带女饱尝艰辛，一岁的四儿子常常是由六岁的姐姐抱着、背着走。途中，他们从口耳相传的消息中得知，南京于12月13日沦陷。再后来，他们听说那里发生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本来只
是打算暂避风险的一家人只好继续辗转南下，就这样走走停停，先后经过武汉、衡阳、长沙、湘潭、桂林、贵阳、安顺等地，一路搭班演戏维持生活。
当时，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逃难来了很多名角和演员，大家组织成临时戏班。不少南撤“大后方”的人也是戏迷，所以戏班途经之处，经常演出，因演出质量高，上座率不错。1939年，战事一再吃紧，他们一路南迁，历经磨难抵达云南昆明，因局势紧张，又辗转去到曲靖。身心疲惫的周福珊想在此地多待一段时间，看看局势再做打算。此时，昭通一位戏院老板听说曲靖聚集了一大批名角，便派人前来邀请他们去那里演出。但当时的昭通地处云贵交界，气候不好，没人想过要去那里谋生。“邀角”的人在周福珊住处说明来意后，遭到婉言谢绝。出人意料的是，来者居然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这让一旁的周福珊妻子吓了一跳，连忙答应下来。
待对方走后，她对丈夫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况且我们还是外来的，在哪儿都是唱戏吃饭，别因为得罪了人丢了性命，那就不划算了。”一路逃难过来，能活下来已属不易，不用整日担惊受怕就已经是万幸了。于是，一家人启程前往位于滇东北的昭通演出。据老戏迷回忆，周福珊的打炮戏是《追韩信》，萧何三次上殿奏本，换了三套蟒袍，观众为其叫好三次。
周福珊应工老生，又可演花脸、小花脸、老旦，并能教授花旦和青衣戏，“三斩一碰”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全本《九里山》中前演张良、中演项羽、后演韩信；《胡奎卖人头》中演胡奎，全本《宋江》中，他前演宋江，后演阮小二；《三打祝家庄》中，前演钟离老人、后演铁叫子乐和；全本《甘露寺》，前演乔玄、中鲁肃，后面还在短暂时间里，双手勾脸赶张飞，《野猪林》饰演的鲁智深粗犷直率，“救林冲”一场，还未亮相，幕内一个“哇呀呀”常常赢得观众的喝彩，他的这些南北剧目令戏迷观众津津乐道，大呼过瘾。台下的周福珊为人正直，深得同行信任，有很强的号召力。1940年，素有“南方梅兰芳”之称的赵君玉在昭通病逝，周福珊牵头募集了棺木将其落葬。
定居昆明
1945年8月下旬，传来日本人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没有什么比这更令离乡背井的人欣喜若狂的了，大家纷纷开始筹备返家。因为人多，统一行动不便，周福珊让小舅子一家带着四儿子搭乘一辆卡车先期回南京，他和剩下的人稍后经昆明返回。他们乘木炭车在云南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了三天，来到因抗战而繁华一时的昆明。早就听说周福珊大名的西南大戏院老板殷汇洲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当时他们正排演连台本戏《封神榜》，纣王没人能演，而周福珊对这出海派戏并不陌生。在殷老板的盛情邀请下，他答应帮忙，把纣王演得惟妙惟肖，被观众赞誉为“活纣王”。结果因为剧目很受欢迎，久演不衰，一时走不了。京剧当时在昆明很红火，名角多、观众热情、剧目丰富、演出质量高，在老昆明城不大的范围里有六家京剧团同时献艺，票房都还不错。
1949年12月9日，昆明和平解放后不久，经营戏院的殷汇洲被列为“资本家”，遭到逮捕
判刑，另一家春明大戏院的老板也有类似遭遇，两家戏班的人员便解散了。然而大家拖家带口总要生存下去。于是，1951年10月，大家重新聚集在一起，成立劳动人民京剧团，由武净演员刘奎官（ 1894 — 1965）担任名誉团长，周福珊担任负责具体事务的团长，带领大家演出。当年，云南省第一次举行戏剧艺术工作评奖，他就荣获了最高级别的“特殊奖励”。
此后十年，昆明主要有云南军区政治部京剧团、云南大戏院、劳动人民京剧团三家京剧团，东北的唐韵笙剧团也曾经与几家剧团联合演出。因为水平高，戏码丰富，各剧场天天上演，鲜有歇业，当年经济不发达，生活不富裕，但演出市场却很繁荣，遗憾的是其中很多戏现在已经不见舞台，甚至无人会演了。
1960年6月5日，昆明的两家戏班和部队文工团合并成立云南省京剧院，周福珊担任二团主管业务的团长。在周福珊的带领下，二团排演了很多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戏，还常年到云南各地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海派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一至四本，轰动一时，常演不衰。《闹龙宫》《闹天宫》和《闹西天》三出武生戏构成的《孙悟空三闹》以及《百凉楼》《扫雪打碗》《饿虎村》《驱车战将》《走麦城》等剧目都很叫座。
作为团长和主要演员，周福珊总是以身作 则，有演出时很早就到后台，严格按照规范扮戏，先换鞋、换水衣彩裤、穿厚底、洗脸、化妆、披胖袄、搭护领、然后第一个下剧场，待要上场前，开始勒头、穿行头、戴盔头、髯口，一板一拍，有条不紊，不仅言传，还用身教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他甘当配角，不计较名利，心甘情愿为年轻演员配戏，帮助他们提高技艺。到厂矿、农村演出，通常用货车拉演员和服装道具，因为周福珊岁数大，照顾他坐驾驶室的副驾驶位置，但如果碰到有怀孕的女演员和体弱多病的同事，他都让出这个相对舒适的空间，与其他人一起挤在卡车车厢里。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当团长，周福珊都受人尊敬和信任，有很高威望。
1964年，云南京剧院二团上演由张家口京剧团从同名话剧移植的《八一风暴》，周福珊饰演剧中的地下党员陈老师。7月1日这天晚上，他在去剧场的路上有点头晕，刚上台就感觉身体严重不适，多年的舞台经验支撑着他演完了这场戏，没让台下的观众看出异样。但刚回到后台，他就躺倒了，来不及卸妆便由一位年轻学员借了辆三轮车将他送回家。其实，这种头痛是高血压和脑溢血的前兆，因为没有及时就诊，回家后，周福珊病情加重，当晚中风造成偏瘫住院治疗，两天后的《关公走麦城》也临时更换了演员。据说周福珊生病期间，很多同事去医院探望，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连医生都感叹“很少见过这么多人探望一位病人”。
遗憾的是，周福珊从此再也没能登上舞台。经过治疗，病情有所缓解的他一开始还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他常常独自步行从华国巷去三、四公里外的诊所扎针灸，随着病情的加重，行走的距离越来越短，最终卧床不起，直至1976年7月21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