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沧桑解放碑/尹凌
导语：尹凌，本名周永林，1920年生于重庆市，1936年参加“重庆救国会”，投向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革命工作。后来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参加“重庆统战工作组”，从事工商统战工作。解放后，曾担任过经济、统战、政协领导职务。2009年，周永林先生以90高龄写成此文，嘱其子， “我们在，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不然我们死了，就说不清楚了”。作为亲历者，尹凌先生以历历在目的回忆，带我们重温了解放碑这一历史记忆的沧桑与变迁。
矗立在重庆市中心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流血牺牲，实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胜利象征。经过60余年的变迁，它又是重庆人的精神家园，重庆城的形象标志。
我1920年出生在重庆磁器口，1936年参加革命后，就常常在今天解放碑一带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就住在解放碑旁，虽几经搬家，但始终没有离开解放碑地区。可以说，我天天都听得到解放碑的钟声，目睹了它几十年的沧桑变迁。
解放碑的前身是“精神堡垒”，后来改为“抗战胜利纪功碑”。重庆解放后， 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时改建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直到今天。
目睹了解放碑的变迁，听着碑上的钟声，我从一个风华青年变成了耄耋老人，从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青年学生成长为旧重庆的终结者、新重庆的建设者。这些年来，关于“精神堡垒”“抗战胜利纪功碑”和“人民解放纪念碑”的话题屡屡被人提起，其中既有错讹，更有误解。多年前，我曾经著有《话说“精神堡垒”》一文，着重讲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与“精神堡垒”的关系。现在我已九旬有余，再次查考了档案文献，将“精神堡垒” —“抗战胜利纪功碑” —“人民纪念解放碑”的历史变迁系统地写出来，以纪念历史，以正视听。
“精神堡垒”的由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热潮的促使和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便成为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中国共产党也在重庆建立了南方局，与国民党合作抗战。但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2月，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提出有关“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议案，由议长蒋介石宣读通过，订于5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当然有抗战的因素，另一方面就其根本来说，则是为制造反共高潮提供理论和舆论准备。当时的国民党，坚持“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信条，因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以“政令”“军令”统一为旗帜，以此来达到“反共”“限共”的目的。
对于国民党的这一举措，中共既肯定其抗战的一面，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揭露其反共的一面。因此，中共中央于1939年4月26日发出了《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于5月1日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搞的这一运动的核心理念—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不同主张。
按照国民党的统一安排，5月1日这天，在国统区的重庆、成都、贵阳、桂林、兰州、昆明、吉安等地都召开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誓大会”。重庆的宣誓大会于当天晚上在林森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广场举行（今解放西路重庆日报礼堂前广场）。参加宣誓的有党、政、军、青、农、工、商、妇8个界别，各派代表100人。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五院院长、党政首要均出席。各界人士、社团代表、中外来宾参加观礼。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 长篇讲话，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参加宣誓的各界代表中有农民界别。但农民兄弟因劳动所累及住家分散，代表很难选出。政府当局便命令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学生充当。那年我19岁，正在该校念书，“承蒙指派，恭逢其盛”。为了把这100名莘莘学子装扮成地道的“农民”，当局也是颇费苦心，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行头，身穿一套油绿色布制服，要求挽起长袖，卷起裤腿，脚下穿上一双草鞋，背后再背上一个斗笠。经这番打扮，“重庆农民代表”就包装成功了。那天下午，装扮一新的我们便早早地从学校出发，按时赶到行营广场，等待开会。
当天的大会会场“布置得像教堂一样，庄严肃穆”（次日《大公报》语）。以广场正面军委会大礼堂前沿为主席台，背景是军委会礼堂的尖顶，上面镶嵌着国民党的党徽。房顶竖立着蒋介石戎装佩剑巨幅半身像。广场中央设置了高大的“火塔”，塔身用玻璃搭成，共分三级。第一级为三角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大目标；第二级为四方形，分别写上“礼”“义”“廉”“耻”；第三级为八角形，分别写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围绕着火塔依次排列。
大会开始于晚7时半。当天的会议由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黄仁霖司仪，首先是为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接着是献金，然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读训词，最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带领全场人员宣誓。这时火塔顶端光焰四射，各队派代表3人上塔引火，分别传给所属界别同仁点燃火炬，火炬用纤藤杆做成。然后以队为单位，反复齐唱《国民公约宣誓歌》《领袖歌》和《抗战到底歌》，并在场内就地游行。
我记得当时的《宣誓歌》歌词就是当天的誓词：“我们各本良心宣誓，遵守《国民公约》，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领导，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倘有背誓行为，愿受政府的处分。谨誓。”这首歌由《赞美诗》的曲调填词而成，就在开会的前几天，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会专门派出教官到我们学校教唱。大会最后由
蒋介石向全国民众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广播讲话，直到深夜10点左右才散会回家。
宣誓大会之后，国民党当局又明令各机关、团体、街道、学校普遍订立《国民公约》，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精神总动员月会”，政府指派专人作“精神讲话”，唱《精神总动员歌》。大中小学则用每天早晚升降国旗的时间进行，“精神讲话”则由学校的训育老师担任。
与此同时，在市中心区繁华地段的原都邮街与小梁子的十字路口，辟一广场，建造“精神堡垒”，以资纪念。
“精神堡垒”于1940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落成。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底座为八角式，分别写着“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中部呈圆柱形，面临民族路一边，题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上面为五角状，临民族路一面绘有一大盾形标记，中间是蓝底红边，内有一指南针（即“新生活运动”会徽）。其余四方，分为“礼”“义”“廉”“耻”。顶端周围为城堞式，端顶设有标准钟和风向仪、风速器、指北针等测候仪器与警钟。中央设一个大大的深蓝色瓷缸，里面贮满酒精棉花。举行落成典礼那天，缸内火焰四起，以壮声威。当时，正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最凶的时候，为了便于防空，“精神堡垒”被刷成了深灰色。
日子一久，这座“堡垒”经过日晒雨淋，水泥脱落，木板也慢慢腐坏了，长期失修，最后全部倒塌。对于国民党当局搞的这套玩意，广大民众本来就不感兴趣，也就没有再去复修。后来干脆把它撤除，利用原地辟成街心草坪，当中立上一根旗杆，悬挂国旗。所以抗战后期来到重庆的人在这里看到的只有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对于“堡垒”这一称谓很不理解，原因即在于此。
“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建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据档案记载，抗战胜利后重庆市参议会提出，“主席蒋公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提请重庆市政府分别为蒋介石塑像、立碑、建筑朝天公园、修建两江铁桥，“以资隆重纪念”。
随后，重庆市参议会经与重庆市政府工务局商议，另定为四项：一是在都邮街广场塑蒋介石铜像（即当年“精神堡垒”处），二是在复兴关建纪功碑，三是将“黄山”改为“中正山”，四是建筑两江铁桥。
此事报到行政院，蒋介石逐一作出批示，对在都邮街广场塑铜像一事，他批示“不可行”；对在复兴关建纪功碑一事，他批示“可办”；对将“黄山”改为“中正山”一事，他批示“不必”；对建筑两江铁桥一事，他批示“以林森命名为宜”。
于是建设纪功碑的事宜便正式提上了日程。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促成了纪功碑的建
立。一件是根据1945年12月蒋介石的指示，重庆市政府制订了《陪都十年建设计划》，纪功碑进入了建设计划之中；二是为了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 1947年10月31日），陪都各界发起祝嘏（祝寿）献金，市长张笃伦提出将全部献金用于修建纪功碑，并成立了“胜利纪功碑筹建委员会”。
纪功碑由都市建设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策划，由该会建筑师黎伦杰设计，工程由天府营造厂中标承造。1946年10月31日（蒋介石59岁生日），在市长张笃伦的亲自主持下，纪功碑奠基开工。一年后， 1947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时，纪功碑竣工落成。共耗资经费2 . 02亿元（其中工程费1 . 83亿元、设备费0 . 19亿元）。
抗战胜利纪功碑选址于都邮街广场原“精神堡垒”旧址，为八面塔形高层建筑，分碑台、碑座、碑身及瞭望台。
碑台直径20米，台高1.6米，台阶有花圃。碑座由八根青石砌结护柱组成，上有石碑八面，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其上刻了6篇碑文，分别为：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兼代主任张群等人具名撰写的4篇“恭祝”蒋介石60大寿，“恭送”蒋介石胜利还都的颂词。
碑身高24米，直径4米，外为八角形。朝民族路方向，刻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大字，由市长张笃伦题写。内部为圆形，内有悬臂旋梯140步，直升至顶部瞭望台。沿旋梯设抗战胜利走廊，廊上挂抗战英雄、伟大战绩及日本签降等油画，下则嵌藏各省市赠送之纪念碑石、社会名流题赠之石碑。
瞭望台底部直径为4.5米，可容20人登临游览。碑设标准钟一座，四面可见。环绕钟之四面为纪念抗战之陆海空将士和后方农工生产之劳绩的浮雕四块。瞭望台之顶设风向仪、风速仪、指北针等测候仪器，顶悬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及报警之用。
碑顶有八根水银太阳灯环绕，内部每层有水银太阳灯一根。外面用八盏探照灯从八方投 射碑身，一到夜间更显华伟。
“人民解放纪念碑”由纪功碑更名而成
1949年冬，按照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大西南。重庆解放之后，市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上，人民代表纷纷要求更改旧有地名，形成了提案，上报市政府。1950年3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重庆市人民政府请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批准更改。6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复重庆市人民政府“现各方对更改旧有街巷路名提意见的人很多，希即根据前本会军政秘字第0479号函示各项，迅饬所属承办单位早改为要”。6月29日，重庆市公安局向市政府送了关于《新拟更改街巷名称一览表》的报告，市政府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
1950年7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布告（府秘字111号）：
兹为执行本市各界人民的提案建立本市解放后新的市容起见，决定对部分马路街道的反动名称予以废止，现特将中正路改为新华路，中正街改为新华街，林森路改为解放路，岳军路改为建设路，国府路改为人民路，国府村改为人民村，中央新村改为光明新村，中美村改为富强村，林园路改为新建路，地主宫改为幸福宫，德邻街改为前进街，中正路（黄桷镇、澄江镇、白庙乡、文星乡）改为民主路，中正亭改为新华亭，抗战胜利纪功碑改为解放碑，中央公园改为人民公园，饿鬼凼改为滨河坝，复兴关仍改为浮图关。希全体市民周知！
此布
市 长 陈锡联副市长 曹荻秋公历一九五零年七月五日布告发布之后，改名之事便进入操作程序。1950年9月18日，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文字“究应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
纪念碑’”。几天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1950年10月5日，重庆市政府建设局实施了纪功碑改为解放碑工程动工。9日，重庆市政府请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转呈刘（伯承）主席赐题，以示纪念”。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笔题写了“人民解放纪念碑”和“刘伯承敬题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两张，均为竖写。1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函复重庆市人民政府并送交了刘伯承的题字。随即，由重庆市政府组织刊刻。
至此，“抗战胜利纪功碑”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一事得以完成。这是新中国代替旧中国，革命代替反动，人民战胜敌人，山河重光，大地增辉的胜利标志。
当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既没有将此碑定名 为“西南解放纪念碑”，也没有定名为“重庆解放纪念碑”，而是定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特别是刘伯承主席在题写碑名时将落款日期署为“一九五零年国庆节”，这些都应当是有深意的。这里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相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而言的，它不仅仅是指重庆或西南地域的解放，更是指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因此，重庆的这座解放碑是全中国范围内唯一一座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同时，1950年国庆节时，新中国除台湾和西藏外的全部领土都已经取得了解放，因此，纪功碑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并由刘伯承题写碑名，是对全中国人民解放最好的纪念。
今天，当我们看到解放碑时，就很自然地知道这就是人民的新中国，人民的新重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