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揭幕战/

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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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主政安徽后,万里说,安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

1977年6月20日,中央决定调整安徽省委领导班子,由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全面抓安徽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此万里曾说,原来是派他到湖北省给另外一个老同志去当二把手,可当他去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提出让他去安徽。

万里到安徽后,首先集中精力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事。在此过程中,万里了解到安徽好多地方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有些县、地区向省委报告说没有饭吃,要求调购粮食。

1977年8月22日,万里听取了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的汇报。这位干了几十年的“老农委”向万里讲述了残酷的现实: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听取汇报后,万里让周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自己则深入基层,走访了大别山区和淮河两岸,以进一步了解农村实际。

在一位农民家里,万里看见一位老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坐在稻草堆上。听生产队长说来的是省委万书记,老人赶忙站起来,身上一丝不挂。走访中,万里问一位农民:“你有什么要求?”那农民把破棉袄掀开,拍拍肚子,说希望肚子能够圆起来。

此情此景,让万里留下热泪。就连这样低的要求我们都没有满足,有愧!过去,老百姓对我们的贡献这么大;现在,他们却还这样艰苦,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万里痛心地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万里意识到,安徽不光是“四人帮”的问题,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大。他说,安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他要拿出80%的精力来抓农业。

安徽出台省委“六条”后,邓小平拍案叫好

经过调研,万里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要把农业搞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突破“左”的禁锢,以生产为中心,放宽农村政策的思路。

1977年9月,万里指示周曰礼召集各地市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充分讨论,并集体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六条”)。

出台省委“六条”的想法很朴素、很实在,农村“左”得太厉害,把老百姓都害苦了,要

搞几条实实在在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好处:要加强对人民公社的管理;要尊重生产力自主权;要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开发集成牧业……中心的内容是不能搞花架子,以生产为宗旨,农村不要搞别的,要好好搞农业生产,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

可是,这个“以生产为中心”,当时许多地方干部不仅接受不了,有的听后甚至还吓了一大跳。不仅地方干部感到紧张,某些高层的神经也被触动,有人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上上下下的阻力如此强硬,万里对此却“睁只眼闭只眼”。

就这样,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十多次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终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对此,《人民日报》曾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他说,现在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抓住抓紧现在的这个时机,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随后,邓小平在出访途经四川时,还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推荐。可以说,省委“六条”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到了启动、开创作用。

实事求是,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六条”实施、政策放宽后,群众开始活跃起来,改革也深入到生产队的问题。可是, 1978年9月,刚刚因为省委“六条”的传达而有所复苏的安徽农村,突然之间又陷入了绝境。

这一年,安徽省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六七月份,长江、淮河的支流都断流了。近十个月没有下过透雨,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 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全省夏粮全部减产,瘟疫流行。入秋后,旱情更加严重,秋种难以正常进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的土地将被抛荒。

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让安徽农村的经济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对此,万里在常委会上提出:该说减产就说减产,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离合肥近在咫尺的无为县是灾情最重的地区之一。9月23日,万里来到无为视察灾情时提出“借地种麦” —集体的地种不了的,谁愿意种,就去种,谁种谁收谁有。

这时候,肥西县山南公社也在琢磨“借地度荒”的事。有人说,用60年代的老办法,搞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

时隔多年,山南公社书记汤茂林(外号“汤大胆”)又想起了这个办法。他说:“为了不饿死人,为了弄粮食,咱们就包吧。”就这么包产到户了。肥西离省会合肥很近,借地给农民这一个大胆的应急政策很快传遍全安徽的广大农村,口子越开越大。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全国广大农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冻。但全会通过的文件里还留了个“尾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2月,根据中央要求,周曰礼率安徽省农委工作组到肥西考察。周曰礼从山南返回合肥后,向万里反映老百姓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万里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

不是照抄它的字句,找一个公社试验一下……

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现在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就是要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大的政策已经有了,要解放思想,百花齐放,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不到一个多月时间,包产到户试点席卷肥西大地。

“张浩来信”事件后,邓小平对万里说: “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然而,对于山南区的包产到户试点,事态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艰难曲折得多。面对质疑和担心,万里说,省委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我们负责。

然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又在全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1979年春耕时节,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七省三县座谈 会。期间,《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这封署名张浩的来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而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在这次会后所批转的会议纪要中,也明令“不许包产到户”。

这封来信给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浇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

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针对各种争论,万里提出了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心

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牵着耕牛走在田间

1978年,万里在安徽和农民一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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