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凌云志 卫国诉衷怀—开国少将胡炜的征战岁月/
赵东云
导语： 2018年6月20日上午9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开国少将胡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辞世，享年99岁。又一位百岁将军离开了我们，带走的是有形的躯体，留下的是伟岸的精神丰碑，还有对那个伟大时代的无尽思念。 追求光明 初入军旅
1920年农历八月，胡炜（原名胡守德）诞生于河南新蔡县胡营村一个耕读之家。胡炜6岁在本村读小学，12岁进入新蔡县立中学，后又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后改为开封初中）。1936年在他16岁时又升入河南省立开封高中读书。在开封读中学时，胡炜阅读了许多进步文学和抗战救亡书刊，思想活跃起来。初中时他曾与赵修业（赵紫阳）、宋锡性（宋健生）发起组织了“启茅文艺社”，编写《启茅壁报》，探讨读书做人、救亡图存的道路。
河南开封地近华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仅侵占东北三省，又步步紧逼华北，祖国山河遭强敌践踏，人民遭到日寇蹂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胡炜和同学们抗日情绪高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为声援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胡炜不仅参加了开封学生的卧轨请愿，还和同学们走向街头、乡村宣传抗战救亡。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内镇压抗日运动，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这使胡炜感到极为愤懑。
在河南高中读书期间，由于魏鸿运（魏烽）、孙国禄等同学和平津流亡学生会的吴祖彝同学（均为中共党员）的介绍、帮助，胡炜了解到，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都力求实现团结抗战，将来还要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使胡炜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很快燃烧到河南境内，开封中学也被迫迁移。胡炜跟魏鸿运、刘乃钊、李东暄等同学商议后，决定不再读书，而是去寻找党组织、担负救国的责任。胡炜等七位同学先去参加了中共党员范文澜、马致远（即刘子厚）等在河南大学创办的“抗战训练班”，不料一周后，国民党政府要把训练班收归“官办”，胡炜等不愿意留下，只得再找出路。
一天，魏鸿运联系到一位地下党员张同志，
据张同志介绍，豫南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正需要人，且已经派人来到开封。这个消息令一度感到迷茫的同学们喜出望外，大家商议后决定去豫南。临行前的那个夜晚，几名同学感到格外兴奋，他们取出字典为自己取一个带“火”字旁的名字，胡炜原名“胡守德”，这次给自己起来个“炜”字为名，表明自己矢志追求革命，向往光明。12月24日，胡炜等在关系人的引导下，辗转找到河南泌阳县邓庄铺，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从此，胡炜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革命征程。
东进抗日 首战奏捷
1938年2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时称“第八团队”），下辖3个营、1个特务连、1个侦察队，共1300余人。胡炜最初在团政治处担任民运干事，随部队赶到邢集参加整训，并很快被任命为六连指导员。胡炜后来回忆说：“一个刚参军2个月、入党还不到1个月的青年学生，竟然当上了连队指导员，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
经过一个月的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3月8日，四支队主力和8团分别在鄂东七里坪、豫南邢集誓师东进。在邢集，各界群众汇聚到誓师大会广场上，带来了大量的慰问品，战士们被热情的群众包围起来，周骏鸣团长以粗壮的声音代表全团誓言：“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子孙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在如此热烈的抗战氛围中，胡炜等八团将士备感振奋，决心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四支队两支部队分路东进，于3月中旬会师。高敬亭司令员看望八团指战员，对全团讲话，并让经理处拨专款给战士们每人做一顶军帽，极大鼓舞了抗日士气。随后，部队继续向皖中舒城、无为、巢县等地进发。
1938年的初夏，伴随着浓烈的抗战气息。继台儿庄大捷之后，新四军东进首战蒋家河口战斗获胜的消息又传遍江淮大地，八团将士们也跃跃欲试，希望早日到战场上歼灭日寇。6月24日，八团一部在舒城—桐城公路上的大小关 伏击日军，六连担任主攻，全团协同配合。新四军老战士黎立坚（王勋）回忆这次战斗时写道：“（我军）步枪手榴弹齐发，短兵相接，展开激战”，“打得日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弃尸满桥。”胡炜参加了这次战斗，他率6班的几名战士，击毙日军3名，还俘虏了一名日军。“别看六连指导员是学生出身，打仗可勇敢啦！”胡炜在战场上的表现，赢得了朱绍清营长的称赞。这次战斗，是八团东进抗日首战，狠狠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升了指战员们抗战比胜的信心。
开拓淮南 屡担重任
作为一名开国将军，胡炜一生经历了无数战场洗礼，经历了无数抗战烽烟。1938年月9初，遵照党的指示，为配合正面战场武汉会战，八团受命率先东进越过淮南铁路，挺进至皖东敌后，在东山口、方老人洼、梁园等地打击日伪军。
这年年底，胡炜被调到八团教导队（后改为教导大队），先后任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指导员。在教导队工作期间，胡炜认真学习、阅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开阔了视野，也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军政素质。
1939年6月下旬，新四军军长叶挺巡视江北期间，胡炜带教导大队第一队学员前往肥东青龙厂，迎接叶军长到徐小集八团团部。在八团的干部会议上，针对此前不久发生的“金神庙事件”，叶挺严肃指出：我们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但要坚持独立自主，向国民党军队缴械，是革命军队、革命军人的最大耻辱！叶挺的讲话，使全军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
8月中旬，刚刚组建成军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奉命越过津浦铁路向淮南地区发展。支队司政机关向路东挺进时，胡炜率一队担当掩护任务。在沙河集过铁路时，遭到了日伪军的袭击，一队指战员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保证了司政领导机关的安全。
1939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皖东，他在不同会议上多次强调必须贯彻独立自主的
方针，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猛烈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胡炜基本参加了创建、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全过程。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年3月，桂系顽军调集6000余兵力，向我路西地区的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发起进攻，苏北的韩德勤部顽军也调兵遣将，准备向路东地区第五支队进攻。在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下，我军先集中兵力反击路西桂顽，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接着又挥师路东，打退韩顽，先后歼敌3000余人。这是胡炜第一次连续参加大规模的反顽战斗。
1940年5月，新四军第五支队第三次袭击来安城，司令员罗炳辉亲自指挥战斗。此时，胡炜担任教导员的八团一营参加了这次夜袭战。5月28日深夜，新四军兵分三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突入敌阵，胡炜率八团一营从北侧攻入城内，在歼灭大量日伪军有生力量后，及时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仅胡炜所在的八团一营就毙伤敌200有余，俘虏伪军30多名。
6月，桂系纠集顽军一三八师、第十游击纵队共4个团的兵力，向我路西大举进攻。在梁兴集的一次战斗中，在前线指挥的罗炳辉司令遭到顽军围攻，形势十分严峻，胡炜和吴华夺营长急率一营分两路侧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击退顽军，使支队首长化险为夷。罗炳辉高度评价1营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并要供给部为胡炜、吴华夺各做一套新军服以示奖励。
攻坚克难 政治保障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军队政治工作时曾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特色，也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共和国的一代战将，在这个过程中，胡炜经历了战场的淬炼和战火的洗礼，他深深懂得思想政治工作在建军、治军、强军中的巨大作用。
1940年10月，胡炜任第五支队十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十团在淮宝地区配合苏北新四军 作战。十团渡河后在平桥、泾河歼敌保安部队一个营，此后在宝应县黄浦镇担任防御任务，先后击退日伪军两次进攻，保障了攻击曹甸我军部队的侧后安全。受领任务后，胡炜及时召集营、连政工干部研究部署防御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由于部队进行深入动员，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活跃，将士们求战情绪高涨。战后政治处将十团的政治工作总结上报，支队政治部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并加上按语转发各部队供参考学习。
在十团工作期间，胡炜和政治处的同志经常研究领导艺术、工作方法，重视和参谋处、供给处等单位的联系、配合；在具体工作上，除了抓例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外，重点抓党支部建设和干部学习。政治处规定党小组也是干部学习小组，每周须集体学习一次，讨论上级讲授的军事、政治课内容，学习上级下发的各类学习材料。通过这些工作，密切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干部的军政素质有了较大提高，部队更加团结，战斗力也大为提升。皖南事变之际，由于部队领导和政治处坚持对指战员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揭露了顽固派的阴谋，使战士们了解到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也使部队保持了稳定。
1941年4月，第五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原来的十团改编为五旅十四团，胡炜受命担任十四团政治委员。胡炜除主抓党政工作外，还积极配合团长宋文做好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工作。部队改编后，十四团在淮宝地区的朱家坝集中，开展军事练兵。不久，罗炳辉副师长率学兵连来朱家坝，检查十四团的练兵情况，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团：要技术过硬就得苦练本领。在罗炳辉的示范、要求下，部队掀起了苦练技术的热潮，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
这年5月，新四军军部电令五旅十四团、十五团进入皖东北，协同新四军三师巩固、发展皖东北地区。十四团在泗南、泗宿地区活动，先后攻克旗杆杨、霸王城、苏家圩、双蔡圩等伪顽据点，歼敌800余人。8月下旬，五旅、九旅协同进攻伪军占据的张楼。张楼位于泗县、睢宁之间，伪军张海生部1500余兵力分驻于前
张楼、后张楼、刘宅子3处，是日伪军嵌入我淮北根据地的大毒瘤。在这次战斗中，十四团作为主力担负攻打前张楼、刘宅子的重任。战斗打响后，十四团当夜就攻占了刘宅子，歼伪军一个大队。天亮后，团主力突进进入前张楼，但敌首领张海生以500余兵力凭借碉堡、炮楼等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敌援军从周边地区本来救援，我军兄弟部队多路阻击，战斗尤为激烈。下午2时，敌南路援军突破我十五团防线，向张楼急进，形势异常严峻。胡炜急令团预备队第七连到张楼南面的何宅子阻敌前进。七连在彭加祥连长带领下，与迫近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相搏，最后全连仅剩13人，战况可谓惨烈。鉴于敌大量援军逼近，我军主动撤离，这次战斗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歼灭了敌大量有生力量，沉重打击了日伪势力。
孟良崮上 再立新功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挑起内战，在其全面进攻遭到挫败之后，于1947年春又向山东、陕北发起重点进攻，仅山东战场蒋介石就调集了24个师60个旅的兵力，组成三个军事集团，在顾祝同指挥下向我大举进攻。孟良崮战役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决定山东战场局势的重要战事。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胡炜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因师长朱绍清生病，他与政委高志荣率部与兄弟部队紧密协作。当时野司令四师所属的第二纵队，协同第七纵队切断敌整编八十三师、整编七十四师之间的联系。5月13日，我四师与第八纵队一个师，并肩向青驼寺进击，插入敌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之间，我军在高磊山、高枉山、鼻子山、桃花山、大齐庄等地与敌八十三师连日激战，顽强阻击。敌八十三师在蒋介石严令和催促下拼死出击，且距离敌七十四师只有5华里，但终究难以逾越雷池一步。我四师以顽强的战斗、重大牺牲，成功阻击了敌之强援，为孟良崮战役全歼整编七十四师作出了重大贡献。
孟良崮战役之后，由于伤亡较大，指战员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部队转入休整后，胡炜 根据部队反映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工作，他及时传达华野坡庄会议精神，使干部战士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增强了全局观念，部队的战斗情绪很快又高涨起来了。
雄师南下 横扫江南
1948年11月，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拉开帷幕，胡炜所在的四师经历了整个战役过程。11月中旬，四师击退敌七十四军，粉碎了敌妄图从南侧增援黄百韬兵团的行动；该师十二团与中原野战军十一纵一部，在玫瑰山地区歼灭敌二六一师；在文庙、王塘、李村连续歼敌，逼近敌机场，直接威胁徐州，使黄百韬兵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黄百韬兵团就歼后，第二纵队四师、六师先后攻占湖沟、高口集，切断了黄维兵团与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之间的联系。12月上旬，四师占据大回村、黄沟崖、赵楼等地，堵住难逃之敌，华野各纵队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起来。1949年1月6日，战略决战开始，四师和兄弟部队奋勇进击，横扫战场，敌人悉数被歼，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淮海战役前，四师开展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指示精神的学习活动，通过学习、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在解放战争发展到战略决战的新形势下，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政策，统一纪律，部队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才能最终战胜敌人。
淮海战役结束后，四师奉命到徐州以北的利国驿地区休整，并进行各项战后工作和为
新的军事行动作准备。休整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进行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华野第二纵队编为第二十一军，其所属的第四、五、六师分别编为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师。胡炜被任命为第61师师长。
1949年2月，胡炜和政委王静敏参加了第三野战军在淮北贾汪召开的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上，陈毅司令员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并作了党的新区政策的报告，粟裕副司令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有关问题的报告。与此同时，六十一师部队已乘火车南下至合肥以南中派河地区。胡炜、王静敏回到部队后，立即传达贾汪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教育，将士们对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充满了信心。
3月中旬，军部向所属部队下达战斗任务：六十一师、六十三师为渡江突击师，六十一师的任务是，从贵池县下江口至梅埂段，突破敌人江防，抢占隔港湖南侧山地，掩护后续部队渡江。
4月20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上级令枕戈待旦的百万大军4月21日夜全线突击渡江。当晚9时半，胡炜令炮兵发出开船信号， 1发榴弹炮照明弹在对岸五更矶上空发出耀眼的光芒，我突击部队船只即刻升起船帆向南疾驰，半个小时后我登陆船即全线靠岸，炮火向敌之纵深延伸。我突击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和反扑，俘虏了一批批敌人，并抢占了铁路桥，为后续部队开路。至22日晨，六十一师全部进入隔港湖南侧山地，在完成渡江作战任务之后，部队又继续向皖南、浙北挺进。
1949年5月，胡炜接到抢占溪口、奉化的命令。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指战员们对蒋介石普遍有痛恨情绪。行动之前，胡炜在部队中传达上级指示，加强部队纪律教育，要求部队秋毫无犯。六十一师进驻奉化、溪口后，师部机关就驻在蒋家的丰镐房，蒋家的精米白面、腊肉火腿，山珍海味等，部队一概不动，睡觉前，战士们先将室内精致的地毯卷起来，以免损坏，然后才在地上躺下。部队模范地执行纪 律，令当地士绅、群众备受感动，他们抬着米面、猪肉、鸡鸭等来部队慰问，不住地夸赞说： “贵军真是仁义之师！”
战友情深 岁月见证
胡炜是情感细腻、真挚的人，越到晚年越加思念昔日的战友、同志、同事。魏烽是胡炜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对魏烽早年给他提供的指导和帮助，满怀感激之情。胡炜以“师友情谊深”“吾痛失知己”的诗句，缅怀曾经与自己共事的老首长、老战友腾海清、王静敏等同志。他以撰写纪念文章的形式，记录下与朱绍清、殷绍礼、吴华夺、徐国贤等同志那朝夕相互的点点滴滴，情真意切。
晚年的胡炜家中，昔日的老战友、老部下经常来探望、做客，家中经常传出亲切、热烈的谈话声、喧闹声。2015年11月，经北京市新四军研究会联络，昔日战友朱茂绪的后人到北京301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胡炜，当谈及往日的战友事迹时，老人家早已模糊的眼中噙满了泪水。2018年6月，病榻上的胡炜托人将自己在战争年代使用过放大镜等物品赠送合肥市党史纪念馆，在老人家的心中，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曾长期战斗过的江淮大地和那里的人民。
胡炜与妻子吴旸相识于东南沿海的桃花岛上，1953年1月入朝参战前夕结婚，夫妻之间60年来相亲相爱，同甘共苦。胡炜在吴旸的日记本上写道：“让生活永远热烈，感情永远年轻。”
胡炜对党忠心耿耿。他不能容忍有损于党的形象，特别是诋毁党的言论；对党内的腐败现象、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鄙视那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丑恶行为。胡炜生活非常俭朴，保持了革命年代的优良传统，一件白的确良衬衣穿了几十年仍不舍丢弃，他从不愿在穿着、饮食、陈设上花费过多，他对妻子说： “我是小摊上的顾客。”
胡炜将军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宛在，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永远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