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 —刘愿庵给妻子的信/
徐光熙
我最亲爱的婉：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我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所不释然于心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恶。我虽然死，但对党还是应该受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而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原谅，只是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地、很致密地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地问过你，你曾经很勇敢地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地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儿女子态的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地懈怠、消极。你必须要象《士敏土》中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我如此算了，我偶然想起，觉得有点可惜，我的某部分过人的精神和智能，若是不死，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许多贡献（虽然我一方面有许多弱点）。然而现在是不可能了。我饱受了一切创痛，我曾经希望我们有一个小宝宝，我当以我的一切经验教育他、指导他，使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也尽成虚愿了。所唯一希望的，只是你，我唯一亲爱的人，我的同志，希望你随时记着我的一切，记着我某一些精神和处理工作的作风，继续我的工作，同时也随时记着我的一切弱点，我俩共同的弱点，努力去纠正—挽救我的罪过。关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去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算真正地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诚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你的信爱，望你决不要错认了！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无量数中之一份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为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如有力，望于可能时给父亲
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捏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尤其两年来一切同居的快乐，更不要无谓地去思量留恋，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工作，工作，工作。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地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言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这是刘愿庵写给爱妻周敦婉的诀别书。刘愿庵（ 1895 — 1930），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学奔赴南京，拥护孙中山。1923年初，参加恽代英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1925年被推举为叙州（今四川叙永）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共产党。1926年初任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同年冬，在川军中开展兵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顺起义。1927年9月起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任、宣传委员会书记。1928年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6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2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刘愿庵传达党的六大精神，被选举为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4月，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6月，领导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发动遂蓬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
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据点—重庆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议。时任省委秘书处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任陈茂华，此前因执行送钱款营救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的任务时，拖延误事，使营救计划夭折，受到刘愿庵的严厉批评，心怀不满。他找人向附近的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条，说裕发祥有共产党集会。当时党的地下工作缺乏经验，没有做好防范和应变准备。警察一到开会现场便实施扭打，混战中刘愿庵被捕，5月7日英勇就义，时年35岁。
牺牲的前一天，他给妻子写下了这封信。遗信不仅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挂念与不舍，更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担当和坚定信念。
共产党人的革命担当
盘踞重庆的刘湘是“四川军阀中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一人”，他打败了四川各路军阀，追随蒋介石反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刘湘就在重庆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三三一”惨案。此后，反动军阀在重庆的活动更加猖獗。1930年3月至4月，重庆及周边地区陷入空前的白色恐怖中，刘湘组织的特务侦缉队，在叛徒带领下四处抓人，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入狱，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各部委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3月下旬，中共党员易觉先叛党投敌，共青团四川万县县 委党团干部召开集体会议时，7人被捕。3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青在重庆城内被捕获。4月5日，重庆军警查封中共四川省委地下联络点九七书店和南来燕咖啡店，逮捕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干事、九七书店经理戴治安和共青团重庆中区宣传干事、书店店员王树荣。之后，中共重庆中城区区委书记陈泽煌被捕；中共重庆中城区委干部王西北、覃文住处被搜查；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军委书记李鸣珂被逮捕，19日被枪杀。5月5日，刘愿庵在重庆因叛徒出卖被捕。5月7日，刘愿庵与程攸生、邹进贤两位省委重要成员被押至巴县衙门前枪杀。
巴渝地区的复杂局面与全国革命运动紧密相联，作为党的六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的刘愿庵，深知党的奋斗目标和所面临的困境。
特别是重庆地区，这种势力的悬殊非常明显， 1929年下半年，重庆北、南、中3个区党员人数，中区有60多人，其中20多名是工人，南岸有3个支部，江北组织不健全，只有六七个同志，城南有一个1000多人的兵工厂，组织了一个工会，有20多名会员。党的组织状况不理想，多数支部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党内还存在恐怖主义、拼命主义及无原则的党内斗争，以致部分党员工作消极甚至脱离组织，使得刘湘得以收买叛徒进行破坏，从省委到区委、支部都几乎坍塌。刘愿庵就是在四川地方党组织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并坚持到最后时刻。信中他写道，“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并告诫：“所唯一希望的，只是你，我唯一亲爱的人，我的同志，希望你随时记着我的一切，记着我某一些精神和处理工作的作风，继续我的工作，同时也随时记着我的一切弱点，我俩共同的弱点，努力去纠正— 挽救我的罪过。”
事实上，全国革命形势“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这正是刘愿庵领导的四川地区革命活动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开展地方武装斗争所呈现出来的共同特点，革命斗争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在全国“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它们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这也是重庆及四川地区的总体形势和面临的最大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当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尚且如此，作为地方党委书记，在势单力薄、未能完全把握全局的情况下，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自己，体现了艰难曲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员的崇高政治品格和革命担当。
毫不修饰的坚定信念
刘愿庵牺牲前被敌人轮番审讯，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
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刘愿庵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革命担当正是来源于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乐观主义精神。而其坚定信念的树立，与他全程参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镇压，以及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会议地点几经酝酿，经共产国际同意，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刘愿庵是出席中共六大的四川省的两位代表之一。
中共六大召开前，共产党在如何认识这一阶段以来对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和争论。中共中央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讨论与酝酿，并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1928年月6 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分析了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全党基本上统一了思想，对克服党内“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共六大后，刘愿庵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1928年10月中旬，刘愿庵带着中共六大的精神回到重庆，领导四川地区党组织和人民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当时的四川省委几乎难以正常开展活动，“仅有在渝未被捕之常委女同志一人”（即刘愿庵妻子周敦琬），而且“常委之女同志，屡被通缉，不敢上街。……因此工作困难仍十二万分”。此种情况下，刘愿庵仍千方百计召集了在渝的党、团省委委员开会， 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并组建了临时中共四川省委和巴县临时县委，随即领导全川及中共川东特委开展工作。1929年春，创办《新社会日报》刊物，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当局的罪行，并联合各报向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川东特委还在重庆城内开设了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南来燕咖啡店等，成为中共在重庆发行进步书刊、传递消息和接待往来人员的秘密据点。４月，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６月，领导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共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1929年6月7日至11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选出了新一届四川省委，刘愿庵、穆青、刘披云、李鸣珂、陈惠为常委，刘愿庵任书记。1929年，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六大精神，总结了四川革命运动的经验，不再普遍组织武装暴动，而是着力开展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抓紧进行学运、工运、农运、军运，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和发展了各县市委和基层支部，四川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得比较顺利和迅速。
刘愿庵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与党的六大奋斗目标完美契合。在赴刑场前，他牵挂父亲，同时也牵挂和父亲一样的无数老人，“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无量数中之一份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为此”。他用生命去践行着革命的信念，死后希望妻子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惟望你能够践言，把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敌人诱惑他退党时，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一封诀别书，鲜明地呈现出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