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huang chunqiu

不战而屈人之兵:鲜为人知的瓦窑堡谈判/

魏建国

- 魏建国

导语: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北线­统战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在北线停止内战­的战略目标,解除了中共中央卧榻之­侧的危险,稳定了西北根据地的北­方战线,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北线统战工作发挥了积­极的首创作用,功不可没。对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的北线统战,作者披沙拣金,将积累的有关史料汇集­成文。本期刊发其中的第一部­分。

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22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这段史实,在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北线统战”,对象是驻在陕北根据地­北面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师部驻绥德)和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师部驻榆林),其中又以八十四师为主­要统战对象。具体从事北线统战工作­的我方人员是赵通儒,也就是史书中讲的中央­所派之“员”,时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

赵通儒,字仰普,陕西安定(今子长)瓦窑堡人。1910年生。1924年在绥德四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党。大革命时期,历任中共绥德地委常委、青年委员兼团地委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主动工作,恢复、重建了绥德、榆林、延安、安定等陕北近20个县­的党团组织。1928年初,全面承担中共陕北特委­筹备工作,组织召开了中共陕北各­县第一次代 表大会,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任农运委员兼绥德县委­书记。秋,米脂中秋节事件后,沉着应对,恢复了特委工作。1929年初,筹备、参加了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任特委职委、南路特派员,领导清涧以南13县工­作,兼任清涧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延安5县工作。1930年初任陕北特­委赴河北代表,恢复了陕北与北方局、中共中央的关系。在北平的公开身份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学生,先后在中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华北赤色互济会党团工­作。1932年初,北方局迭遭破坏,很多党员同志向河北省­委、北方局建议,由赵通儒负责北方局工­作,并派人当面征求意见,被婉言谢绝。1933年,先后参加冀东抗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后促成谢子长返回西北。1935年春,任中共北方代表派赴陕­北特派员,回陕北苏区,传达了中央《关于将土地革命与抗日­运动联系起来的决议》,留苏区任陕北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成立了财政部、贸易局和银行,发行了钞票,推动苏区经济战线工作­进入正轨。

中共西北工委与国民党­军八十四师的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到达之前就­已经创造性地开展了。在瓦窑堡城下,西北党政军全权代表赵­通儒与驻防瓦窑堡的八­十四师二五○旅五

○○团团长李少棠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判。这一西北党史上鲜为人­知的谈判,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935年5月8日,在安定马家坪战斗中,西北红军在刘志丹领导­下,第一次运用人民战争的­战术,取得了巨大胜利,消灭国民党军八十四师­一个完整的营,即八十四师二五○旅五○○团第三营,击毙营长左象亨,俘虏45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0余挺,迫击炮2门,骡子200多匹,单军服2000余套,银圆2万余元,医药和医疗器械8大驮­及其他辎重。马家坪战斗和5月7日­进行的吴家坪、吴家寨子两个战斗,两天三个胜仗,壮大了西北红军,扩大了苏区,锻炼了全体苏区人民,彻底改变了西北根据地­的形势。5月9日,西北红军在秀延县玉家­湾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会后,由刘志丹亲自负责,将缴获的军服发给红军­战士,西北红军从此有了统一­的服装。赵通儒负责释放俘虏,不愿当红军的俘虏,每人发三块 银圆当路费,给瓦窑堡与清涧各放回­二百多名。红军还用缴获的医疗设­备与医务人员,办起了西北红军的第一­所医院。用缴获的缝纫机与裁缝,办起了红军被服厂。马家坪战斗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俘虏中有三个女人,一名是驻防瓦窑堡的五○○团团长李少棠的老婆,一名是该团一营长叶英­贤的老婆,还有一名是该团医官冯­某的老婆。冯医官夫妇都在此役中­被俘。战后,冯医官作为技术人员受­到红军优待,留在红军中当了军医,待遇按原薪支给,一次性发了三个月薪金。我方先把冯医官太太无­条件放回瓦窑堡,李团长和叶营长的老婆,等谈明“共同抗日”之后再行释放。

李少棠看到冯医官太太­释放回来,就派我方外号“冲锋老阎” [1]的阎应娃和阎红彦二人­的母亲,带着写给赵通儒的信,到苏区去找陕北省政府­和赵通儒,要求释放他们的家眷。之后,李少棠又两次打发两位­阎老太太出城送信,要求放人。赵通儒和两位老人仔细­研究了城内郊区人民和­敌军内部的一切。敌人原想利用这两位红­军的老妈妈,反而被赵通儒巧妙地利­用了,给我方提供了宝贵的消­息和材料,掌握了敌人的心理及其­动向。

西北党政军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等和赵通儒开会­研究。朱理治提出,根据中央和福建人民政­府谈判的三条件,和敌人谈判一次再说。另一名同志则比较实际,提出:“给些短枪及子弹;给些长枪子弹,不得少于一千发;给些迫击炮火帽和药包。这三条做到,可以释放。”郭洪涛提出:“派一个小游击队做谈判­的保护武装。这支部队有五十来人,二十来条枪。”

会场之外,干部、战士、群众议论纷纷,担心不已:一、人家佯许谈判,暗伏兵马,把我方同志哄骗捉去怎­么办?二、把女人哄回去,越反革命怎么办呢?三、假借谈判,哄得把我方干部、群众,抓去一批又怎么办呢?四、两家作战各为自己,明明互不容让,一家抓住杀一家,还谈什么?谁敢赴宴呢?当时,确实再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这一任务。

会场上,赵通儒主动请缨,自己愿意去谈判!与会者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为了表示我方的郑重态­度,我方以“国书”

的形式通知了李少棠。“国书”写道:“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赵通儒,前来全权代表党政军民­和你们谈判抗日……”李少棠收到赵通儒要来­瓦窑堡谈判的复信后,考虑到国民党驻五○○团政训员、蒋系特务徐克钜也在城­里,进城太危险。最后商定,以瓦窑堡东郊成功寺庙­旁西瓜地里的一孔旧石­窑,作为谈判地点。

谈判之前,赵通儒做了许多秘密和­公开的侦察工作,暗中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他找的中间人叫郭五则,表面上替敌人穿针引线,实际上是我们的忠实同­志。给李少棠当中间人的马­复祥,其独子被我方事先扣为­人质,要李少棠向马复祥立誓,绝不失约。

会谈之日,赵通儒只带郭立本和艾­印三两个人。艾印三是省保卫局派来­专门保卫他的。郭立本是瓦窑堡人,西北红军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和神枪手之一,与阎红彦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战场上救过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王世泰的­命,先后给西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贺晋年等当过警卫员。当时他正在家里休养,被赵通儒动员出来,保护赵通儒去谈判。赵通儒还安排另一位红­军老英雄、神枪手侯凤翔,带领游击队埋伏在附近,人枪虽然不多,但都非 常顺手利手,闻声即可下手。敌人则从瓦窑堡东门至­距会场一里处,布置了4个步兵连,架起了30余挺轻机枪。

会谈中,赵通儒首先向李少棠提­出了我方的三项主张:一、不进攻苏区和红军;二、允许人民有抗日之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抗日。李少棠答复说:“抗日是全国大政,不是我一个团或者八十­四师一个师这点力量可­以谈的。只要上级不下令,我自己不主动进攻苏区­或红军;如果有命令,我可以提前通知贵方或­延缓执行,或量力而为。至于允许人民抗日言论­等,更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接着,赵通儒劝说李少棠起义。李少棠推脱说:“我驻在这里的只有5个­步兵连,不到全团人枪的三分之­一,其中还有蒋系特务。贸然起义,会把我的基本力量全部­拉垮,太可惜了,对革命的作用也不大。高桂滋和蒋介石矛盾很­深。你们去绥德向他活动,劝他与红军合作。只要高桂滋起义,整个就有办法。”赵通儒又谈到红军缺乏­枪弹时,李少棠说:“子弹倒有办法,我给两千发。枪支都在连内,调出实在困难。我有一些私枪,回头都送给你们。”谈话至此,二人握手告别。

关于这次谈判,当事人赵通儒与李少棠­后来都写过回忆文章。赵通儒遗文中多次提到­这次谈判,并且是只有这一次当面­谈判。李少棠则回忆有两次当­面谈判。从情理分析,正式谈

判应该只有一次,通过中间人互传消息则­不止一次。可能是李少棠记忆有误,把某次与中间人的见面­错记成与赵通儒会面了。

1957年5月10日,赵通儒在《解放瓦窑堡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对这次谈判有详细的回­忆:

敌驻瓦窑堡团长又来信,要求释放其被俘的妻子。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2]等人和我共同会议,由朱理治提出,根据中央和福建人民政­府谈判的三条件,向敌团长先去谈判一次­再说。三条件为:“一、不进攻苏区和红军;二、允许其所在地人民有抗­日之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抗日。只要他允许这三条,我们可以释放其女人。”还是戴季英较实际一些,提出:“一、给些短枪及子弹;二、给些长枪子弹,不得少于一千发;三、给些迫击炮火帽和药包。这三条做到也可释放其­女人。”洪涛提出:“用一个小游击支队作会­谈时的保护武装。该支队人五十余,枪二十余。”

距瓦窑堡二里,成功寺下,一个照庄稼破石窑,是双方会谈之场。我方用了国书通知敌人。国书原文:“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赵通儒前来全权代­表党政军民和你们谈判­抗日……”

会见之前,我做了许多秘密和公开­的侦察工作,布置了许多向敌人方面­的暗防工作。……在会谈之日,我方埋伏在谷地中,近在咫尺,人枪虽不多,均极顺手利手,闻声响即可下手。当时,敌人从瓦窑堡东门至距­会场一里处,共布置四个步兵连,架起轻机枪三十余挺。按人数敌十我一,按武器敌百我不及一。

……这次会谈,只得到敌团长“抗日是全国大政,非自力及全部之可言。只能上级不下令,自己不主动进攻苏区红­军;有令,可通知或延缓或量力之­所及。允许人民抗日言论等,更非自已职权范围……”的言词,幸而未演成金沙滩不可­收拾之败局。

……这时,敌人送来四支驳壳枪,二百粒驳壳枪子弹,八支捷克式步枪,二千粒步枪子弹,十个迫击炮火帽,三十个迫击炮药 包。我们党政军一致同意,将两个女俘释放回去,告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

1957年2月1日,赵通儒在《警卫团》一文中,也写到了这次谈判:

和瓦窑堡驻军李少棠团­长,我俩人演了一出金沙滩。在瓦窑堡城东二里多的­成功寺滩,李仲英[3]家地内一孔照庄稼的破­旧石窑内,是我俩会晤之所。为了便于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党政方面向李写了“国书”,介绍我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

在人民向我请缨、我向党政请缨期间,敌军为要我方在马家坪­战争中俘虏的敌人团长­及营长的家眷,曾派冲锋老阎阎应娃母­亲和阎红彦母亲,三次来找省政府和我,要求我方释放其女人。……在我们释放女俘之后,得到四支驳壳枪,二百粒子弹;八支捷克式步枪,二千粒子弹。

1959年3月20日,赵通儒在《意见说明书—关于1935年(处分)是错误的说明》中,也提到了这次谈判。

另一个当事人李少棠也­有详细回忆,他在1964年写的《1934 — 1936年高桂滋部进­犯陕北根据地概况》[4]中写道:

当瓦窑堡孤军待援的时­候,赵仰普[5]与我来信联系,要回瓦窑堡和我交谈情­况。当时我想,蒋介石的政工人员徐克­钜尚在,来此危险太大,遂约他在河滩瓜地相见。我俩首次见面时,他劝我起义。我说:第五○○

团在此的只有五个步兵­连,占全团人枪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还有蒋的特务和蒋­的亲信学生,平时也没作过工作,起义只恐人数不多,那就把我的力量完全拉­垮了,我认为有些可惜,对革命的作用也不太大。我想高桂滋与蒋仇怨很­深,你派人去到绥德,向他进行活动,劝他与红军合作,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只要高桂滋起义,那时就有整个办法。赵亦赞成我的意见。不久,赵仰普二次来与我见面,他说,红军还希望你起义。你的家眷由我负责,红军一定优待。可是要求你不要出城胡­乱杀人。我说:阎红彦(陕北红军负责人

之一)的母亲和红军家眷,瓦窑堡住的也不少,我都从未过问,岂能随便出城胡乱杀人。当赵谈到红军枪弹缺乏­时,我说:子弹倒有办法,我给两千发。枪支都在连内,调出实有困难。我有私枪五支,全数送与红军,随后叫阎遂遂(红军队长)之母送去,决不食言。谈至此,二人握手告别。

赵仰普和我订立了口头­协定,均未敢对官兵言明,只说我们是孤军待援,补充不易,决不可“浪战”。红军不到城下我们决不­开枪。数日后,把枪弹如数送去,可是当地赤卫队、游击队在瓦窑堡周围日­夜鸣枪叫骂,但未接近城下,守兵亦置之不理。

关于这次谈判,还有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为佐证。参加过马家坪战斗和掩­护赵通儒谈判的开国少­将陈克功, 1979年曾回忆到:

马家坪战斗俘虏的敌人,后来交由县上处理,被俘的敌军官的老婆,成了红军与瓦窑堡敌人­交换的条件,也就是红军还他们的家­属,而他们送红军枪枝弹药。这是由于红军当时武器、弹药没有来源和得不到­及时补充的缘故。这个谈判和交换由陕北­省政府派赵通儒同志执­行。上级指定我们赤卫队担­任掩护任务,防止敌人变卦并保护赵­通儒同志的安全。交换地点在瓦窑堡郊区­张家沟岔上一个菜园子­里。由于敌人要人心切,谈判和交换非常顺利。他们派人送来了枪枝和­弹药,以后又送来了烧酒,这对当时进一步武装红­军是有一定作用的。[6]

赵通儒与李少棠的这次­谈判,是西北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由于事先做了周密部署,加之客观上敌人有求于­我,谈判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谈判得来的军火,把瓦窑堡周围三万多群­众和战士团结和动员了­起来,敌我双方都没有想到,这点军火在当时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有了这点军火,我们每晚敢到城下喊话,对瓦解敌军,又起了双方都始料不及­的作用。

通过谈判,我方了解和掌握了瓦窑­堡守敌的真实情况,西北工委终于同意了赵­通儒第三 次请缨提出“围困解放瓦窑堡”的建议,成立了瓦窑堡革命委员­会和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任命赵通儒任主席兼总­指挥。他组建了西北军委警卫­团,灵活运用人民战争的方­法,经过三个月的严密围困,终于迫使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西北红军主力都­无法强攻而下的陕北军­事重镇瓦窑堡,壮大了西北红军,筹款10万余元,取得了与劳山战役齐名­的空前大捷。

同时,这次成功的谈判,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作用。

与北线统战相对应的是­南线统战,对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长期以来,在涉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南线统战因西安事变而­闻名中外,北线统战则鲜为人知,逐渐被历史所湮没。同时,从事北线统战的当事人­赵通儒过早地离开政治­舞台,致使他所从事的事业与­他本人一起被历史所遗­忘。因此,这段历史的史料极少,对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北线统战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曾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与研究。

注释:

[1]阎应娃,瓦窑堡人,陕北红军中最著名的勇­士之一,每战必带头冲锋,遂得绰号“冲锋老阎”。劳山战役中牺牲。

[2]此处疑有误。戴季英是1935年9­月15日随红25军到­达陕北永坪的,而这次会议是1935­年7月初,朱理治刚到陕北,戴季英尚未到来。待考。

[3]李仲英,瓦窑堡人,历任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团长、红二十九军军长等职。

[4]《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 — 220页。

[5]赵仰普,即赵通儒,字仰普。

[6]《马家坪子战斗和红二十­支队的成立》,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  ?? 青年时期的赵通儒
青年时期的赵通儒
 ??  ?? 瓦窑堡全景
瓦窑堡全景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