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读书用书之道
导语：毛泽东酷爱读书，并且是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攻书到底”。对经典的和重要的书，他会反复读；对相同题材的书，他会把不同的甚至是相反观点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毛泽东读书还习惯“手到”并注重讨论。他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把书读“活”。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及在各种场合关于读书的谈话，已成为他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刻也停不下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因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 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著作《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毛泽东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十 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了。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作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去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 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
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仅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 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二、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拥有渊博的学识，同时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并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
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
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
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
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不作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
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
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
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 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启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诚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