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民众献金运动/王浩
—抗战大后方民众献金运动
导语： 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在后方，不同地区的民众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但连年战争使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资金匮乏，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为支援抗战，不论贫富，不分阶层，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积极地节约献金，抗日救国。大后方民众的献金运动，在物质上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精神上鼓舞了前方士气，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盛况空前
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 1938年月7 7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更广泛地发动民众，唤起全民族抗日的意识和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支援前线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决定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活动的主要内容。1938年7月2日，由武汉各界组成的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发出通知，决定7月7日至9日在武汉三镇设置献金捐款台，进行为期3天的抗日献金活动。当
天，筹备会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汉口中山路水塔旁、汉阳东门码头等处搭起6座献金台，并设置献金箱。
1938年7月7日早上9时，献金活动开始后，黑压压的人群就把各献金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民众纷纷上台献金。
一位名叫黄泽盛的中年男子，背着38把大刀快速冲上献金台，他说：“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送上几把大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来的年近六旬的衣衫褴褛的难民，拄着棍子，一天竟来了3次，第3次献金后，他还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说：“我是从河北省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登上献金台，捐款后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
几个工人把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放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捐一角钱后，又捐了两包糖； 74岁的老乞丐周德义捐献了他半月乞讨 来的钱；水塔旁献金处，一个8岁的陈姓小妹妹，在人们的带动下，捐出了自己买糖的钱。
一位老妇人坐人力车专程赶到献金台，捧出一些古老的银项链、银戒指、银手镯和银币。她担心工作人员不收这些东西，便说：“我没有更值钱的东西，就这些银器给你们献上变钱，也算尽了一份我的心。”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把自己的棺材卖了去献金。他儿子不同意，说：“你百年之后怎么办？”老人生气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万一武汉沦陷都死无葬身之地，还要什么寿材？我死后用芦席一卷就可以了，听我的话卖掉棺材就是孝，不卖就是不孝。”最后儿子听从了父亲的劝说，把棺材卖了，将钱捐了出去。
在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人也冲在了捐款献金的前面。
1938年7月9日下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献金团”，来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
献金台上，周恩来献出了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等，将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7月份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捐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代他捐出了其任
参政员的350元薪金。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省出来的1000元。最后捐款的是叶剑英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捐出了当月薪金。
献金捐款活动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各界民众纷纷要求延长献金时间，组织者不得不把献金日延长两天。7月11日，武汉三镇的献金运动圆满结束，献金人数达50万人以上，捐款总金额超百万元。
重庆各业献金竞赛如火如荼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然而，随着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的接连失守，大量工厂被毁，国民政府经济愈加困难，财政收入几乎无力保障巨额的军费开支。为挽救民族危亡，支援前方抗战，重庆决定举行各业献金竞赛活动。献金办法为“节约献金竞赛各界各业分别举行；参加献金竞赛无论集团或者个人，均以至少贡献一日所得为标准”。献 金活动的时间从1939年2月26日开始，至3月12日止。
献金竞赛首日，电影、娱乐、旅馆等行业捐款4896 . 86元。
3月2日，银楼业首先捐款1012元；保险业捐款1119 . 54元；一个戏院的代表孔能到场，代表该团全体同仁捐款1000元，加上之前的200元，共捐款1200元；电力公司捐款1000元……在热烈的献金捐款氛围中，各行各业被鼓舞起来，形成竞赛。银楼业首先捐款500元，保险业再次捐款200元……当日献金总数达35377 . 65元。
3月3日，是银钱、图书等行业献金日。中国银行捐款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捐款10万元，交通银行捐款也达10万元，加上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捐款200元等，当日捐款总额达
605172 . 69元。
1939年3月5日，是重庆妇女界竞赛献金日。这天，有出征军人家属、各工厂女工、朝鲜妇女队、女学生、女护士等重庆各界妇女
1000多人参加竞赛活动。妇女界竞赛献金引起
了各界群众的广泛关注，为打破3月3日银钱、图书等业的献金记录，重庆妇女献金献物，热情高涨，最大的一笔献金达153397元，万元以上的献金就有10起。献金过程中，有27位出征军人家属捐款4 . 25元。《新华日报》报道：“这数目是由一分、二分、五分、一角叠起来的，这四元二角五分在众人心里起的反应甚至超过了十五万元，这是他们送走了生产者丈夫、儿子以后的生活费中抽出来的。”
妇女界竞赛献金的热烈情绪不仅感染了重庆市民和社会各界，也感染了现场采访的西方国家记者，他们临时决定捐款140余元。威利银行捐款10元，国际妇女会捐款63 . 5元。当天重庆妇女界共献金632359 . 36元，不仅打破了前7日的单日献金记录，也打破了3月3日银钱图书等行业献金记录，妇女界献金总数为重庆各行各业献金之最。
在妇女界献金竞赛的同时，重庆妇女界组织两辆流动献金车、8个街头宣传队，沿着预定路线到重庆市各街区募捐。流动献金车上方悬挂“流动献金台”的旗子，车身悬挂的标语分别是“妇女节约献金是真正爱国精神的表现”和“妇女节约献金是最大的光荣”。车上化了妆的女孩子高唱抗日歌曲，一路宣传，一路演讲。仅4个小时，便募得捐款20027 . 47元，还有一些金银戒指。
行业捐款竞争激烈，重庆各界民众也踊跃参加捐款献金活动。
一个名叫林少筠的小女孩把省下来的2元糖果钱送到献金台，正巧被4岁小男孩钱正钧看到，也让爸爸抱他到献金台捐款50元，并向现场的群众敬礼。只身一人逃难到重庆的合肥难民温栋臣年过六旬，把仅有的5 . 25元投入献金柜后，说：“我个人从战区逃出来，亲见同胞被敌人残害，皆无家可归。现在自己虽然年老，不能上前线作战，但亦表示爱国热忱。”市民章启元捐款13 . 5元后，无钱可捐的他把一只母鸡也捐了。战区青年工作团的黄瑞纶、伍安纶组成擦皮鞋队，把擦皮鞋3日所得的23 . 6元全部捐献。
一个名叫华荣生的男青年参加献金活动时，把戴了8年的结婚金戒指捐出来，慷慨激 昂地说：“因为它同我有过八年的关系，所以在同它分手的今天，心里免不了有一点恋恋不舍。但是，我想起前方的将士，为了国家，为了争取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他们且不惜牺牲头颅，我这一点点物质上的牺牲，还有何可惜呢？我又想起后方被敌机炸死的同胞们，可怜他们的身体常常被炸得四分五裂……于是我更加替我的金戒指庆幸，因为它将要发生最有意义的作用—就是要从一个装饰纪念品，一变而成打击敌人的子弹。”
在重庆各业节约献金活动中，重庆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幼均积极参加，共募得现金2465105 . 62元，这还不包括募得的金银器皿、首饰、银条、银块等。
重庆各界春礼劳军热情高涨
1940年，中国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针对这种情况，全国慰劳总会发出号召：为表达后方同胞对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的慰问之情，请同胞们将准备在春节馈赠亲友的礼品转赠前线的抗战将士、伤病官兵、壮丁新兵以及抗战家属，以此来解决战时财力物力匮乏的困难，同时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使命感和责任感。春礼劳军活动所征集礼品以便于携带、经久不坏为原则，如日常用品、药品、食品、图书等，目的是鼓励前线将士勇敢杀敌，增强抗战决心。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三上午9时，重庆各界春礼劳军运动开幕大会在川东师范学校内举行。会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发表讲话：“我们不仅要在物质上来慰劳前方将士，还要准备下决心，要准备一切来奉献给国家民族。”日本反战同盟会代表山本、植进也先后登台演讲。山本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和中国民族站在一起参加春礼劳军是非常光荣的，劳军的意义在哪里呢？在中日两民族携起手来，为求东亚和平而打倒日本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会者的情绪被调动起来，气氛高涨。开幕大会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和日本反战同盟组织了化装送礼队参加游行宣传活动。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日本间
谍》和《东亚之光》两部影片，他们决定利用现有的服装道具组成“日本间谍”和“东亚之光”两个化装送礼队。于是，参演人员有的化装成扛着步枪的侵华日军，有的装扮成潜入中国的日本间谍，有的则扮成西方人，非常引人注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献金活动正式开始后，各献礼台前人山人海，送礼者络绎不绝。
在都邮街送礼台前，一位赤脚的黄包车夫连续捐款几次，他说：“我是2074号人力车夫，不会写字，我叫熊炳云。我看见今天大家都给杀鬼子的兵来送礼，我没有钱，我就决定出半天的力来献金，我拉好多就送上好多，拉到哪个礼台就送到哪个礼台。两路口、都邮街都送过了，现在又送来4毛5分。”不久，他又送来两毛钱。有人坐车，他说请先等等，请先付车钱 以便送礼劳军。他还鼓励同胞有钱的多送点儿，不要做亡国奴。
在道门口送礼台，一个小朋友把自己的泥娃娃拿到送礼现场拍卖，引得在场的许多单位和个人争相竞拍。最后，这个孩子将拍卖所得的227元全部捐献。从沿海内迁重庆的工人们多次捐款后说：“我们虽然已在不久前的寒衣捐献中捐助了四五千元，但我们这次并不吝啬，平均都能或多或少的拿出血汗钱来。”湖北油商刘辉堂捐款最多，达
10000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生活清苦的抗战将士家属抬了一头大肥猪去捐赠后，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干脆把省下的钱装在48个印有“精忠报国”的红包里，再次捐献。豫丰和记纱厂的女工代表捐款
1000元。一位以帮别人洗衣为生的万姓贫苦妇女深受感染，捐出了自己辛苦攒下的钱……
新华日报社组织工作人员参加春礼劳军活动，一部分人员携同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春礼劳军送礼队参加重庆各界春礼劳军开幕大会。另一部分人员由新华日报社印刷公会组成，他们携带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的献金以及代收读者的春礼送金和慰劳品到送金台捐献。春礼劳军运动期间，渝鑫铁厂的工友委托新华日报社将452 . 4元捐款以及后来该厂冷作、红炉两部门工友捐赠的70元转送全国慰劳总会。四川合众轮船公司和国际饭店的工友分别委托新华日报社将500元捐款和1 . 21元捐款转送全国慰劳总会。
整个献金活动，重庆各界民众共捐献礼金
60余万元，毛巾、布鞋、草鞋等物品数量更是远远超出预计。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所捐物资，虽不能彻底解决处于抗战艰难时期的前线将士所需，但其产生的精神力量却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