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抗争/徐光煦
—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抗争
导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教育等机构相继迁渝。重庆成为精英荟萃之地。在国共合作抗战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应运而生。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推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成就了抗战进步文化的黄金时代。 高擎明灯聚群贤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根据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变化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的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抗战时期，进步文化运动是配合军事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南方局成立后，为加强文化界统战工作，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书店组、社会科学组、文化组、文艺组、宣传组、新闻组等机构。武汉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着国民政府中枢机构的迁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所属各类文化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相继汇集重庆。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精神，加强与各文化机构、团体的联系，团结争取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文化运动，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中共成为主导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宣布解散国共合作重要舞台—国 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并要求其全体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削弱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影响。此举严重影响了迁入重庆的文化机构团体
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时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得知情况后，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周恩来及时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交涉，指出“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不要，我们要”。在中共抗议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答应在政治部里另成立一个部门主管文化工作，仍然请郭沫若主持，并延留原三厅人员。其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的一个新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任副主任。一批文化精英重新聚集起来。虽然，国民党只将文工会定为研究机构并限制其活动，但文工会中的共产党人遵照周恩来跳出圈子去活动的指示，充分利用各文化机构和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举办讲座、演讲会、报告会等，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文工会成为战时大后方文化界最重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为推动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高地，推进抗战、增进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各类文化机构团体的内迁，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及科研工程技术人员等，也来到重庆。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郭沫若为代表，南方局聚集了阳翰笙、沈雁冰、田汉、洪深、翦伯赞、胡风、陶行知、老舍等精英，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的
团体，促进了围绕抗日救亡开展的抗战文化事
业的发展。
汹涌磅礴的抗战民主文化运动
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始终围绕抗战与民主两大主题开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顽 固派的反动文化政策，抗日民主文化活动的开展充满曲折。由于南方局在重庆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不同党派、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紧密配合，并肩战斗，谱写了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光辉篇章。
“雾季公演”造就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1938年10月，以全国抗敌戏协举办第一届“戏剧节”为起点，戏剧演出不仅成为展示与传播抗战进步文化新途径，也成为南方局在大后方开展文化统战工作、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手段。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政治迫害，强化文化统治，重庆成了一座“死城”。1941年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重庆这座“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南方局分析抗战以来重庆文化活动情况，认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较大。同时结合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雾季气候，不利日本飞机空袭，
南方局可团结文艺界朋友，在重庆发动雾季戏剧运动。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这个南方局支持下的民办话剧团在重庆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演出，打响了“雾季公演”第一炮。随后，中华剧艺社和中国万岁剧团先后演出了几个话剧，在民众中反映良好。阳翰笙创作的历史剧《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题材，以古喻今，寓意加强团结，反对分裂，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每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自相残杀”时，观众席中总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该剧共演出25场，观众达2.2万人。其他剧团也相继上演了一些进步话剧，沉寂的戏剧舞台活跃起来，好作品争相问世。这年冬，南方局文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了一次招待文艺界的作家、编导和演员的会议，阳翰笙、陈白尘等百余人到会。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文化运动，以话剧为先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和禁锢，取得了第一个雾季大演出的胜利，至次年春，先后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达到百出，史称“雾季公演”。1942年月4 3日，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次演出，轰动山城，它使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的愤恨得到了宣泄。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郭沫若、夏衍应邀赴会。席间，周恩来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顽固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 了一个缺口。” 5月13日至15日，又举行第二轮公演，前后两次共演出22场，观众32000人。
“雾季公演”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四年雾季中，上演剧目达200余出，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许多著名作家、演员积极参与。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还在国统区的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造就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重庆雾季戏剧活动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但还是演出了数量众多的内容进步且富有战斗性的话剧，对冲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坚持团结抗战、开展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援救文化人士，凝聚文化抗战生力军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反共的同时，亦加紧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为保护民族文化的斗士们，根
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对一些进步
文化人士进行疏散转移。1942年月5 28日，郭沫若得知国民党反动派拟屠杀中
共党员、逮捕左翼文化人士的消息后，立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在渝左翼
文化人士侯外庐、邓初民、夏衍、郑伯奇、阳翰笙、陈望道等开会，决定“在渝左翼文化人应常在报章杂志露名，使
社会皆知在渝”，“如有人被捕即发消
息，并尽量营救”，“在文坛地位稍低或过于暴露者，应立即离渝”，“分别通知各地左翼文人注意防范”。
南方局除指示各级党组织密切注意他们的安全外，还尽力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文化人士送往延安、解放区、香港及南洋等地。这些文化人士撤退疏散的去向、路线、行程及时间，大多是由南方局文化组征得本人意见后研究决定的，所需路费亦大多由南方局的特别经费支付。南方局指示香港中共党组织和文化人士中的党员，团结、帮助到香港和南洋的文化人士继续投身抗战民主文化活动，在那里开辟宣传阵地。大批文化人士到达香港后，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帮助下，立即投入文化宣传工作，继续战斗。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在香港创刊，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茅盾主编的文艺刊物《笔谈》和《时代文学》、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图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纷纷问市。这些进步刊物刊载了许多反映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进步的文艺作品，香港文化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即给周恩来和廖承志、潘汉年等发出电报，对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真诚的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作出五条指示，其中第四条就是“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周恩来亦于当天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情报与统战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港中存款全部取出，一切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其间，南方局从香港营救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有800多人，其中有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等；文化界人士有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范长江、乔冠华、胡风、高士其、宋之的、廖沫沙等。此外还接应了2000多名寓居海外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组建“青科技”，孕育科技人才新火种
年冬，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
南方局文委徐冰领导从延安来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简称“青科技”）。南方局要求以中共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广泛团结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钻研、交流科学技术的同时，提高政治觉悟，逐步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的群众团体；要求在广泛的公开活动中建立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安置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培养和吸引一批思想进步的科技青年，根据需要送去延安解放区或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准备人才。1940年5月，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此后，在成都、贵阳、桂林、遵义等地筹建了分会。皖南事变后，各地白色恐怖严重，南方局遂指示“青科技”暂停公开活动，骨干与会员之间改用个别交友方式保持联系，开展一定的思想影响工作；一部分骨干改做党的秘密或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南方局指示恢复“青科技”的公开组织工作，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后来为了扩大会员和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青科技”改名为中国建社。随着国民党统治中心东迁，中国建社成员也转移到华东、华北，在上海、南京、天津、无锡等大中城市建立分支机构。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各地白色恐怖加剧，中国建社组建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中国建社成员都与中共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
抗日战争后期，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党员和“青科技”成员到美国留学。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定协议，以“租借方案”和自费留学方式，派遣一批大学毕业生和技术骨干去美国留学或实习，前后有1000多人出国，加上此前出国的，数量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南方局决定抓住这一机会，通过不同渠道，安排一批各有专长的党员通过官方考试或自费赴美留学，并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广交朋友，为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作准备。
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和“青科技”成员遵照南方局的指示，一面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一面广交朋友。1945年夏，董必武到旧金山出 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在纽约主持成立了以“星五座谈会”为代号的中共在美领导小组。在该小组领导下，从1946年初到1947年，在美留学、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在留美科技人员集中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大中城市，建立了“中国建社和类似的小型科技组织”，而后又在美国中部、东部、西部建立了“美中”“美东”“美西”等地区性中型科技团体。至1950年3月，会员发展到700多人，建立区会32个，同时编辑出版了《留美科协通讯》，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抗战时期寓进于退，变逆境为机遇，为新中国建设培育了一批科技火种。
运筹帷幄，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栋梁之才
在中共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指引下，南方局紧密团结国统区的文化界人士，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文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南方局领导下的文化精英大多数仍然战斗在文学艺术战线，不少人担任了国家或省级文联、作协、剧协、音协、
美协等团体和各种文艺刊物的负责人，如郭沫若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老舍、巴金、田汉、欧阳予倩、蔡楚生、何香凝、马思聪、阳翰笙等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为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新闻宣传、出版等战线上，也活跃着一大批原南方局文化队伍的精英。著名记者范长江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胡愈之担任了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和南方省级的宣传、新闻、广播、出版部门的许多负责人和骨干，也曾是南方局文化队伍的成员。
抗战时期南方局把目光投向未来，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了人才。南方局文化队伍中的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和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大部分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行。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国外留学或工作、造诣很深的高级科技人员相继回国，形成了一次次高级科技人员回国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等，都在这一段时间内先后回国。他们在高等院校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各方面急需的专业人才；在国家财力和科研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成果。在新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等战线上，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默默奉献，开创了许多新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南方局在国统区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南方局老同志宋平在谈到南方局的历史贡献时说：“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