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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破冰第一人胡秋原/谢远笋

- 谢远笋

导语: 1988年4月,面对海峡两岸日益涌动­的统一浪潮,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胡秋原审时度势,在台湾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不顾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偕夫人敬幼如及长女胡­采禾,从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回到了阔别四十载的祖­国,以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身份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事实上,胡秋原此举与他早年的­反蒋抗日经历和与共产­党的接触合作颇有渊源,本文作者籍由追溯他赴­台前后的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胡秋原以­民族大义为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的­人生境界。

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胡秋原是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1988年的这次交流­活动,在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华人中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而胡秋原却在返回台湾­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某些台独分子甚至公开­扬言要求“法办胡秋原”,叫嚣要判他“死刑”。面对这些声音,他说:“秋原一介老儒,平日服膺横渠四为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倡三大尊严(‘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八十老翁,除中国之富强、同胞之幸福之外,尚复何求?”[ 破冰之旅”当是他个人信奉的立身­于道统、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最好诠释。

胡秋原是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毕生以“文章报国”,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造诣精深。而他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问家,还是一个积极参与、批评、指导现实政治的知识人。他与共产党渊源颇深,曾公开反对蒋介石,并长期与共产党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他又是长期在国民党当­局任职,并于1948年当选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但他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步调又并非完全一致。笔者认为,综合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理解胡秋原的政治生­涯,特别是他于1949年 离开大陆,经香港辗转赴台的全过­程。

反蒋抗日

1933年1月,日寇开始向热河及华北­进犯,大片国土被蚕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南京国民政府却妥协退­让,消极抗战。《塘沽协定》签定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及军长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正是十九路军将领与蒋­介石在抗战主张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福建事变的­发生。

而胡秋原与十九路军将­领的关系,源于神州国光社与《读书杂志》。神州国光社创办于19­01年,最初以影印书画、字帖、金石、印谱为主。此后,该社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陈铭枢是蒋光鼐和蔡廷­锴的老长官 。1928年他出资买下­该社,由王礼锡任总编辑,并创办《读书杂志》。神州国光社虽由陈铭枢­个人出资购买,但实际上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也确立了它与十九­路军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神州国光社日渐由一个­单纯的出版机构,转变为文化乃至政治团­体。

1933年,胡秋原出任《读书杂志》主编。当年6月,胡秋原应刘叔模(刘叔模早年留学

法国,当时是陈铭枢和十九路­军驻沪代表)的要求,将陈铭枢的讲稿《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刊于《读书杂志》第6期。此文是陈铭枢5月27­日在福建各界欢迎会上­的讲辞,文中主张言论自由及全­民抗日,并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命令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寇,反对妥协退让。就在刘叔模要求胡秋原­将陈铭枢的讲辞发表于《读书杂志》后不久,李济深和陈铭枢又拍了­一封密电给刘叔模和胡­秋原,要他们面请蔡元培和杨­杏佛赴港议事。不料没过几天, 1933年6月18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杨杏佛被刺,当场殒命。正是因为胡秋原与王礼­锡、陈铭枢之间一连串的关­系,在坚决抗击日寇的共同­主张下,他与十九路军走到了一­起。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下,鉴于与神州国光社及《读书杂志》的关系,胡秋原为此不得不 避难于香港,而当时他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

1933年7月间,胡秋原短暂回到上海,将《读书杂志》第7期编辑出版,并宣布《读书杂志》脱离神州国光社,他本人亦发表声明辞去­主编职务。在处理完《读书杂志》善后工作后,胡秋原奔赴香港。11月初,胡秋原与刘叔模等一行­人来到福州。神州国光社的许多编辑、特约编辑,也应陈铭枢之邀,先后入闽,参加了事变的筹划和运­作,他们和陈铭枢一起在福­建事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胡秋原到福州后,福建省政府就请他担任­福州《民国日报》的社长,由他出面主持文宣工作。不久,李济深、陈铭枢等也相继抵达。1933年11月中旬,十九路军将领召集鼓山­会议,最终决定在20日宣布­成立新政府,并决定改变国号为“中华共和国”。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正式爆发。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随即建立了由陈铭枢兼­主任的文化委员会,王礼锡以秘书长名义实­际主持,胡秋原、梅龚彬、程希孟等神州国光社成­员负责具体运作。原《民国日报》改组为《人民日报》,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机­关报,由胡秋原和彭芳草主办。在此期间,胡秋原为福建人民政府­起草了大量的政治文稿。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1933年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精锐部队攻­打福建。1934年1月21日,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胡秋原于1934年月­1中旬乘船经厦门,再次逃往香港。

与共产党合作

胡秋原抵达香港后不久,旋即被香港政府逮捕入­狱,后经陈铭枢等人出面营­救,得以交保释放,但香港政府仍对他作出­了“驱逐出境”的判决。正当胡秋原为去处犯愁­之际,陈铭枢、蔡廷锴决定让他带陈、蔡两家的三名子女一同­去英国留学,并募得一笔可观的经费,足以应付胡秋原在英国­半年的开销。但在当时的状况

下,他们无法取得有效护照,只得以“宣誓证明书”作为临时护照,经意大利抵达英国。1934年3月中旬,胡秋原与陈、蔡两家的孩子登上了开­往意大利的邮轮。

1934年4月中旬,胡秋原一行抵达威尼斯,后经佛罗伦萨抵达罗马。在罗马的中国公使馆(不久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胡秋原以“吴楚野”之名

补办了护照,办妥了到英国居留的签­证手续,于1934年5月初

抵达伦敦。自此胡秋原开始了在大­英博物馆的读书计划。

1934年11月间,胡秋原与

王礼锡赴苏联、德国、荷兰作短暂旅行。其间,在莫斯科曾与现代女作­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胡­兰畦取得联系。正当准备返国之际,胡秋原收到了一封寄自­苏联的胡兰畦来函,邀请他再赴莫斯科。胡秋原不明缘由,回信询问,并未贸然前往。不久,胡兰畦回函解释,词意恳切。于是,胡秋原决定延迟归国日­期,于1934年12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与胡兰畦晤面后,胡秋原方才知道原来是­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邀请他协助编辑《救国时报》与《全民月刊》。于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胡秋原与李立三等人共­事,直至1936年6月中­旬。

1936年8月间,胡秋原为参加“世界和平运动”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编辑了《中国与和平》《中国为和平而战》两本小册子,并于9月初赴布鲁塞尔­与会。不久,又在巴黎参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并选举产生了抗联会常­务委员会,胡秋原、陈铭枢、王礼锡等被选为常务委­员。胡秋原为抗联会起草了­大量文件,并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鲁迅追悼会。1936年12月上旬,胡秋原拟乘船经由美国­返回香港,惊闻西安事变发生,于是决定暂留美国。居美期间,胡秋原或演讲,或辩论,或撰文,提倡抗日,交游者有陶行知、陈翰笙 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秋原响应“共赴国难”的号召,9月初经香港返家,稍作停留后即奔赴南京。

其实早在1933年,应冯雪峰的请求,胡秋原亲作担保,将正在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的一位“左联朋友”掩护在自己掌控中的神­州国光社住了下来,这个“生病”的“左联朋友”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1942年2月,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抓­去关押在了上饶集中营,同年底,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奉毛泽东之命找­到胡秋原,他二话没说,当即加入了营救冯雪峰­的行列。

赴台始末

1946年1月,胡秋原回到黄陂,恢复了前川中学,并出任校长。于3月上旬出席重庆政­府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又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其后,胡秋原赴南京参加余井­塘倡导的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1946年11月中旬,到南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闭幕时,前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前来看望胡秋原,邀请他出任由其主持的《东南日报》总主笔,当时《东南日报》已迁至上海。他欣然允诺,并于1947年初赴上­海《东南日报》就职。同时,《前线日报》和《时事新

报》也迁到上海,两份报纸都力邀胡秋原­撰文。

这期间,胡秋原与陈霆锐、端木恺、钱纳水等共同发起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汇­集民众的力量,达成公正与和平,避免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平运动曾集会多次,声势日渐浩大。1947年4月,和平运动的声势更大了,甚至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关注。正当和平运动逐渐形成­一股巨大舆论力量之时,国民党高层却出面阻挠,并以准备“动员戡乱”为由,彻底关闭和平的大门。

1947年6月,胡秋原向胡健中请辞,应罗贡华之邀前往南京。此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在19­47年底举行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的选举,胡秋原与罗贡华合力奔­走,试图团结一部分CC系­与黄埔系以外的国民党­派别,以及国共两党之外的学­术界人士,组建“民主政治学会”,在新的立法院与政府机­关进行一次改革运动。正当民主政治学会开始­筹备时,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7月宣布进入“动员戡乱时期”,此前国共谈判已完全破­裂。但在1947年下半年,胡秋原仍在为民主政治­学会多方奔走,并未放弃对民主的尝试。1948年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民主政治学会”已颇具规模。1948年5月,立法委员中有150多­人是“民主政治学会”的会员,但终因对立法院副院长­人选意见不一致而宣告­解散。

1948年8月,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 弃法币,发行金圆券,结果造成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金融秩序濒临全面崩溃。9月间,胡秋原一度在立法院提­出临时动议,检讨时局,批评政府。11月上旬,胡秋原又邀约立法委员­黄建中、费希平、钱纳水共同发表对当前­时局的主张,谏言献策。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1948年底,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日­暮穷途,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也日­趋激烈。在这山雨欲来的时期,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漩涡,胡秋原于1948年末­离开南京,回到汉口。

回到汉口后不久,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潜曾­邀胡秋原出面,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立一个新的党派,终为胡秋原婉拒。此时《香港时报》正准备在1949年8­月初创刊,社长许孝炎来电聘请胡­秋原为主笔。胡秋原随即来到香港。1949年11月,胡秋原离开了《香港时报》,一度以经营洗衣店和养­猪维生。其间,胡秋原还在卜少夫主持­的《新闻天地》上撰文。此时恰逢徐复观也来到­香港,创办了《民主评论》杂志,胡秋原也应邀著译文章。

1950年3月底,胡秋原以“尤治平”之名,在《民主评论》发表了题为《中国之悲剧》的长文。徐复观对此文甚为感佩,将它印成单行本,并请陈石孚教授译成英­文,题为《由精神真空到共产主义》,影响颇大。1950年5月初,胡秋原只身飞抵台湾,暂居钱纳水寓所。在观察并研究了台湾的­现状之后,于5月中旬在《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看台湾》的文章。不久,他仍回到香港,受《香港时报》之邀,再任主笔,并为其主编“七日世界”。1950年冬,胡秋原举家迁台。

胡秋原身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但他一贯以“自由人”“自由的知识阶层”自居,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步­调并非一致。他向来不囿于政党派系,而是深深根植于民族立­场,因此他历来对国民党有­所批评。作为个人,在国民党势力最盛之时,他为国民党之敌,而且自始至终从未完全­赞

成国民党;在共产党势力弱小之时,他为共产党之友,并且打算在新中国建立­后做共产党之百姓。因此,他说自己离开大陆,“根本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问题也。” 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变成了令人心惊胆颤的­红帽子。在台湾的后半生,这层关系也成了永远洗­脱不掉的罪名,不得不一再地面对那些­对他左翼言行的拷问、清算乃至审判。

坚持统一

胡秋原一生以民族大义­为重,每逢事关中华民族大是­大非问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仗义执言,挺身而出。1963年8月,胡秋原在台湾创办《中华杂志》,主张由学术探讨中国前­途,坚持中国价值,倡导“三大尊严”,使《中华杂志》成为民族主义重镇,影响了一批台湾知识分­子。

1969年中苏边界爆­发珍宝岛军事冲突事件,胡秋原超越党派利益,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在《中华杂志》发表社论《珍宝岛事件与中国人民­立场》,声援大陆同胞,鼓励政府保卫疆土,不可向苏联屈服。20世纪70年代初期,胡秋原声援保钓运动,对台湾当局所采取的防­患与压制的态度予以尖­锐地批评;接着又有力地反击了皇­民化台独分子的攻讦,揭发了台独卖国主义的­丑行,批判了他们所谓“非法侵占尖阁群岛”的谬论。1972年,胡秋原发起反对椎名来­华示威运动,自此每年举行七七抗战­纪念会。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发生,当时的台湾主流文坛宣­称“狼来了”,欲以反共之名,以文艺政策制止乡土文­学。胡秋原主张“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又与徐复观、郑学稼出面缓颊,制止整肃风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台­湾乡土文学。1980年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当时台湾“党”“政”“军”以及“学”界,几乎清一色认为应该严­办事变人物,台湾一些本省人士也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胡秋原却在《中华杂志》上发表社论,反对省籍对立,劝当局宽大处理。

《中华杂志》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坚定­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它在“中国统一联盟”的酝酿、 筹备、成立、运作的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苏冷战趋于缓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及开放大陆探亲,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胡秋原深感中国人只有­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方能应付21世纪的世­界局势,保障中华民族的安全。但另一方面,民进党自成立后,日益暴露出其“台独”倾向,民主只是“台独”幌子。一时间,“台独”声浪高涨。“台独”的叫嚣甚至淹没了统一­的呼声,以致整个社会倾向受到­影响。胡秋原高瞻远瞩,振臂一呼,筹备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应者云集。

1988年4月4日,“中国统一联盟”在台北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胡秋原为名誉主席,陈映真为第一任主席。“中国统一联盟”自创立以来,虽然遭到了分离主义势­力的诽谤与恐吓,但是它推动祖国统一的­努力从未间断。正是由于旗帜鲜明地主­张“两岸统一”,“中国统一联盟”在很长时间内,特别是在李登辉掌权的­十余年间,成为台湾岛内立场最为­坚定的“反独促统”的政治团体之一。胡秋原曾说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正派。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超越党派利益,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在1988年归访大陆,实现两岸破冰之旅。

注释:

[1]张漱菡:《胡秋原传》(下),(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2页。

[ 2 ][ 5 ]胡秋原:《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台北)胡秋原自刊本1962­年版,第90 — 93页,第80 —

101页。

[3]十九路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是师长,蒋光鼐是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十九路军实受陈铭枢节­制。

[ 4 ] CC系是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建立的政治派系,其实力遍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文教系­统。CC之名源自陈氏兄弟­于1927年在上海组­织的“中央俱乐部”( Central Club)的英文简称,他们长期处在CC系的­权力核心,因此“CC”也用以代指陈氏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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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胡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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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李先念(右)与胡秋原(左)在人民大会堂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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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邓颖超(左)与胡秋原(右)在北京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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