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王德京
—记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
导语：王永浚曾是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在1933年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后，参加了红军，并得到任弼时和贺龙的信任与重用，担任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报务训练班教员。长征时期，他成功破获敌人密码，有力配合了反“围剿”斗争，为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至陕北作出突出贡献，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抗战时期，由于他解决了我军破译工作的一个重大难题，毛泽东亲笔题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给予嘉奖。王永浚是我军情报战线杰出的破译专家和优秀领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和战友们通过一次次成功破译敌人的密电码，为我党我军的节节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永浚一生所做的工作都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甚至自己的亲人都不知他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任弼时称他是“密码脑袋”
当苏区遭遇国民党军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湘赣苏区的政治中心永新县城已被敌人占领之际，红军领导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任弼时慧眼识才，将熟悉无线电技术的王永浚调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
王永浚当时还不知在中央苏区的中革军委二局已经开创了密码破译工作。每次去报房，看见电台同志在抄敌方电报，王永浚总在想：能否钻入敌人的心脏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呢？如能在收听电台的基础上，再破开敌人的通信密码，就可以得到准确可靠的情报。他的这一想法，并非毫无根据，早年他曾跟叔父学习过有线电报，叔父就吩咐他，千万别把密码翻译出来。他听着很惊奇，没有底本，密码如何翻译？从此，密码是可以破译的观念，就牢牢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一直梦想早日揭开这个谜底。
此时，肩负领导重任的任弼时无暇兼顾猜 译工作。王永浚眼见着电台抄收的敌报越积越多，感到为任弼时分忧解劳应该是自己责无旁贷的。况且，他本身懂得一些通信常识，熟悉民用电报规律、电码编法及一般公文程式，并了解国民党军驻湖南部队的情况，于是毛遂自荐，向电台队长请战：“你们抄的材料可否复写一份让我研究试破？”当即得到电台队长和政委的同意。王永浚非常兴奋，即刻开始工作，不过两个钟头，就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不啻是一份兴奋剂，使他废寝忘食地从当天午后搞到深夜，从深夜到次日拂晓，从拂晓又到正午，终于解读天书，攻破了敌人的密码。随后，他又陆续破开了同一类型的多个密码。从中所获的情报，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4月5日，红六军团取得沙市伏击战的胜利，就是由于王永浚破译了国民党军十五师四十三旅旅长侯鹏飞的密信，获悉该敌的意图及其兵力部署、出动时间和行进路线等准确可靠的情报后，红军预设下伏击圈，俘敌旅长侯鹏飞及以下官兵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000余支。这是红军在湘赣苏区打下的最大一次歼灭战，缓和了湘赣根据地的紧张局势，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王永浚还破译了一
种难度较高的“功密”密码，在打击该敌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任弼时对王永浚作出的突出成绩，给予了肯定，认为“经过考察，这个人不关心自己的事情，能刻苦钻研，人很老实，做这份工作很适合”。并于1934年3月正式任命他担任红六军团司令部研究员，专门担负破译密码的任务。从那时起，至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王永浚一直在任弼时身边从事这一工作，直至后来调到军委二局。
1934年3月至8月，王永浚攻克各类密码共约60种，其中普通密本约30种，中级密本25种，高级密本5种，基本破开湘赣苏区周边敌军所用的全部密码，保证了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对情报的需求。
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转入湘西地区。行军途中，王永浚破获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第三十四师密码电报，获悉该部3个旅约10个团的兵力倾巢出动，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县北龙家寨地区预设阵地，诱敌深入。11月16日，红二、六军团一举击溃敌一个旅又一个团，俘敌旅参谋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获枪支2200余支，电台一部。我军乘胜 追击，26日攻占桑植、大庸县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龙家寨战役是红二、六军团出击湘西的关键一仗，技侦情报工作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6月9日，红二、六军团突然北进，以一部包围宣恩县城，主力隐蔽在城南10公里处，直接威胁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剿总”所在地恩施。11日，王永浚破国民党密报并获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四个旅分三路由来凤经忠堡增援宣恩守敌。据此密电，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留一个团继续围攻宣恩，主力则兼程南下，经60公里急行军于12日抵达忠堡，不待国民党三路部队靠拢，即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14日下午，全歼第四十一师师部及一二一旅又一个营，活捉张振汉。
同年8月26日夜，王永浚破敌密报获悉：敌人将于翌日空袭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驻地大堰垱。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当即决定连夜转移。次日清晨，敌机果然前来轰炸，炸弹命中总指挥部驻地。幸而指挥部及时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52年，长征时曾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来总参某部作报告，当他看见时任该部副部长的王永浚时，依旧感慨地说：“老王，长征时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湘鄂西地区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把进攻和“追剿”中央红军的嫡系部队总兵力扩充到130个团，加上保安队共约30万之众，调到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企图将二、六军团“聚歼”于此。红二、六军团加上地方武装只有2万多人。在此严峻形势下，红军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择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王永浚和“小电台”（侦察台）遵照军团首长的指示，为红二、六军团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千里转战，突出重围，提供情报保障。
1936年2月底，红二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后，敌情日趋严重，处境十分危险，迫切需要及时准确的情报。王永浚不负众望，无论敌人使用旧的还是新的密码，他都能应付自如，迅速攻克，赶上急需。在他和战友们的努力下，对敌军每天的行军路线、里程、出发时间、宿营地
点均掌握得十分清楚。军团领导根据敌我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红军同敌人五个纵队十多个师兜圈子，周旋了一个多月，转战1000余里。3月下旬，王永浚破译敌军密电，获悉：川军在北面原地未动，中间存在一片空虚地带。红军便以一部调动敌军北进，主力挥师南下，突破敌人包围。蒋介石企图“歼灭”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最终破产。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后，先后与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褒奖，毛泽东在陕西保安接见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川，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毛泽东对二方面军的高度褒奖中，也包含着对王永浚及战友们工作的充分肯定。
从1934年3月至1936年11月，王永浚在这两年零八个月中，共破敌密250余种，从中获取大量情报，为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多次受到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领导的赞扬，任弼时对他最是赞赏有加，称他为“密码脑袋”。
从参加红军到长征结束，是王永浚革命生涯中最重要和最难忘的一段历程。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深深感受到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当长征快要到达甘肃哈达铺时，贺龙骑在马上专门等他到来，特地问他是否考虑过入党问题。王永浚说：“我早想加入党，但怕自己条件不够，正在努力学习提高，争取早日达到目标。”贺龙说：“入党以后可以更好地学习提高嘛！”当王永浚和小电台队长张有年即将前往延安时，任弼时、贺龙特别嘱咐机要科长龙舒林说： “王永浚、张有年他们两人可以入党了，要对他们多加关照。” 1936年12月，王永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一个旧军队的技术人员逐步成 长为我军情报战线上的专家。
碟子沟里克顽“堡”
长征结束后，三个方面军的技侦队伍在延安汇集于军委二局，后因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于1938年11月迁址安塞碟子沟。王永浚自然成为二局破译工作的主力之一。在局长曾希圣领导下，他与一方面军的破译专家曹祥仁、邹毕兆等密切合作，共享破译经验和技术。抗战爆发后，军委二局集中力量开辟了日本方向工作，同时也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王永浚被公认为当时二局国内工作的顶梁柱，经常独自承担重要破译任务。
1938年9月，王永浚担任一科科长，二局领导调进10余人充实一科力量，他们虽都是原专业的技术骨干，但对破译工作却是门外汉。为使他们尽快入门，王永浚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以工育才”领着他们边干边学，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破译技术。之后，当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二局情报保障压力陡然剧增时，正是王永浚带出来的这批人才派上了用场，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自1938年起，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原本以密本作业方式为主的军事密码，改进为以密本加表的新技术。如不能及时跟进这一新技术，将给情报获取造成被动，甚至使二局面临“关门”的危险。因此，探寻和创设对新技术的攻研方法，成为十分紧迫的关键任务。面对这一新的挑战，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王永浚，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技术功底迎难而上，埋头钻研。1939年夏，王永浚终于剥去了罩在敌人密码上的层层伪装，攻克技术堡垒，创造了新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侦破了蒋介石嫡系部队、地方部队以及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为党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研破更高难度的密码奠定了基础。这一新理论的建立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我军技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个丰碑上，王永浚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业内人士称他为“新技术之父。”为褒奖他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
和作出的重大贡献，1939年7月，毛泽东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亲笔题写了“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的赞语。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对陕甘宁边区、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肆的破坏活动。为此，中央指令二局开展对这两大特务组织的电信侦察。特务系统密码技术与使用规律与军事系统有所不同，攻研难度较大。王永浚从1938年秋开始研究，经过一年的努力突破了“中统”榆林特务组织所用的新技术，取得了攻克“中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重大胜利。1940年4月，一科成立了“CC股（中统工作股）”专门负责中统方向的工作，在王永浚的指导下，一批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很快就比较全面的掌握了中统特务、党务系统的中央和各地的活动情况。
1941年6月，一科扩编为一处，王永浚任 处长。开始了对军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集中攻研。军统的技术堡垒与中统的不同，难度更大，是国民党技术堡垒中难度最大的一类，王永浚选择平绥区的某技术堡垒作为主攻目标。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军统这座极为复杂的特种技术堡垒，一举打开了军统密码的神秘大门。1942年3月，他又攻克晋陕区榆林站的某技术堡垒。这两个堡垒的攻破，获取了国民党大量核心内幕情报，对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时局动向作出正确决策，对保障党政军和各根据地的安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创造新技术，开辟国民党政特方向的日子里，王永浚所付出的努力是一般常人难以想像的。他的战友江波回忆：“王永浚对工作是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是他的命，如痴如醉，锲而不舍，牛顿做科学实验时吃面包，喝墨水，王永浚就是这种状态。他常常抱着儿子在一科院
子里转，一边转一边想，走来走去，要是有人给他换根木头，他也会抱着。我们在
工作中有了苗头，有了进展，向他汇报，王永浚高兴地对同在二局工作的妻子
冯嘉元喊道：‘嘉元，嘉元，
煮面条。’搞创新就靠王永浚，二局比较难的技术，都是王永浚搞……关键技术这一关不过，二局就要关门，从这点上讲，王永浚创造的技术是划时代的。”曾在军委二局工作过的原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也
回忆说：“王永浚时常处于
一种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一个个技术难题始终萦绕在他脑子里， 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不停地跳跃闪现，变换组合，下班后他经常抱着孩子在院中一动不动地呆立沉思，有时突然疾步冲进办公室，取出正在猜译的密码，找出划有红杠的部分填上刚想出的数码，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以至同事把手中的孩子抱走他也全然不知。”王永浚就是以这种忘我的精神和状态，连续扫除军统技术堡垒中的“拦路虎”，获取了其组织机构序列和活动内容。
长期的研究和工作实践，也使王永浚深刻认识到，人才是研究工作的关键因素。1939年10月，王永浚兼任二局首期研究人员脱产培训班（即六训班）教员，他将自己创设的新技术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授给大家，使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二局研究技术的提高和情报工作的开展。六训班结束后，王永浚还多次到后续的训练班授课。抗战老战士、离休干部郭兰轩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我被派去东北工作。当时敌人采用了新的技术堡垒，研究工作很难进展。我们这些人在延安接受过王永浚的新技术训练，能力比较强，在东北起了作用。
曾师从王永浚的开国少将彭富九，非常感念王永浚对二局研究人才的教育和培养，1988 年他在给王永浚80大寿的贺诗中写道：“无名却是英雄树，垂裕犹遮百亩田，悉心耕灌千枝茂，笑看桃李结满园。”
解放战争再创佳绩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调遣军队对我各解放区进行分割包围。严峻的形势，使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任务陡然加重。王永浚不辱使命，带领和指导研究人员，攻克了国民党军事系统、政治系统的大量通信密码，使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像“玻璃杯里押宝”，被党中央、中央军委掌握得清清楚楚。
上党战役中，王永浚率二局研究人员攻克了二战区阎锡山的大量通信密码，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歼敌3.5万余人的胜利，这是我反击国民党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获悉捷报后，称赞说：“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紧接着又配合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企图，为我山东、华中主力部队转移冀、热、辽和东北赢得时间，以及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和争取国内和平，均发挥重大作用。随后，按照参谋长叶剑英转达的“主席嘱专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