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褚银
导语：长征途中，中央在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人称“飞行会议”，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由此可以看出，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三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逐步丧失。10月，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部队共计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
11月初，中央红军虽然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却暴露了大转移的战略意图。蒋介石迅速调集25个师，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沿岸，精心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红军将士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以血肉之躯捍卫渡江通道。湘江战役后，红军虽绝地重生，但损失惨重，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围堵，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前进。
在这一危机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红军主力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 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
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首先得到了王家祥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对王家祥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 “不钻怎么办？”王家祥若有不解地问。毛主席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家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已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
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
毛主席说： 1933年11月20日，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应突进到江浙地区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便可与第十九路军合作，共同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趁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即可粉碎第五次“围剿”。当时我们不出兵。敌人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又回来向我们根据地进行“围剿”，继续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地区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便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你们又是不听。现在我们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照原计划去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经调集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
毛泽东的主张取得王家祥、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这在当时意义非同一般。王家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主任，是实权派；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仅次于博古。毛泽东的主张首先能够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王家祥、张闻天凭借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积极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主张。另外周恩来也认为，要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经过博古、李德等人的同意才行。
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成为主题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16个师已陆续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构筑工事，布下天罗地网，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在这个危机关头，12日中午，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强烈要求下，博古、李德才勉强同意在湖南通道城芙蓉镇（今县溪镇）召开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军事紧急会议。根据邓颖超的回忆，此次会议在通道城外农村某处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
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贵州去。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惟有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激烈的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坚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方针，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西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会议最终部分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在行军路线上进行调整，放弃经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经贵州的黎平、锦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寻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
事实证明，通道会议，虽是一次短促的军事会议，却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虽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改变战略进军的正确主张，但却促成了行军路线上的调整，不仅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也引起了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的深入思考，更为随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尤其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开辟了道路。
通道会议又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成千上万的红军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中共高层正在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３个人，而现在有６个人参与了讨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已被免去了在军中的一切职务，对军事指挥问题已无发言权。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就未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据康克清回忆：“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成为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讨论，正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
当事人李德多年后在那本《中国纪事》
（ 1932 — 1939）里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及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川黔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这字里行间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指责，但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读出通道会议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会后，于下午7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令《军委关于我军明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确定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3日，他们 以朱德名义下达命令，指示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4日，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5日，红一军团打败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
由此可见，通道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变，只是在行军路线上作一些变通，改变了原定中央红军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是绕道黎平、锦屏，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战略进军方向没有改变。中革军委为什么要放弃由通道北出湘西的行动路线：其原因是自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已经黔驴技穷，一筹莫展，周恩来在实际上就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了。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红军所处的危险境地，以及通道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必须尽快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才能解决，而在行军路线上作些变通，则是他职权范围内许可的。因此，他为了避免红军覆灭的危险，并在博古的支持下，改变了李德原定由通道北出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命令红军绕道贵州，沿黎平、锦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回忆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历史应该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