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火一生为革命—忆父亲王亚文/王基口述 张林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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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王亚文, 1910年1月生于湖南醴陵。中学期间,他就与陈觉、蔡升熙、陈恭、左权、宋时轮等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1923年,王亚文参加了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罢工运动,接触到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响下进一步投身革命。从那年起,他在革命征程中,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受命担任上海海陆空军策反工作组组长、上海起义军政委,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上海解放后,王亚文放弃进京工作和随粟裕南下的机会,留在上海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直至逝世。 革命征程中的“小钢炮”

父亲王亚文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因勇于冲锋、奋勇杀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称赞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钢炮”。

1926年冬,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王亚文以中共青年团湖南区委委员身份,协助滕代远在醴陵组建苏维埃政府,当选为醴陵南二区、南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父亲组织农民成立自卫队,十人或五人一组,出工农作时带大刀、镰刀,遇敌来袭,立刻操起家伙投入战斗;如敌强我弱,就立即转移。这种“寓兵于民”“劳武结合”的做法,很适合当时的特殊环境。20万醴陵民众热情拥护苏维埃政府,生产搞得风生水起,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开展。

一日,反动武装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党支部,被包围的党员与敌人展开激烈斗争。因敌众我寡,很多党员牺牲了,父亲和他的哥哥王大科也受伤倒在血泊中。敌人对现场严加看管,不让亲属收尸,还强迫村民“参观”,叫嚣“谁参加共产党,就是这个下场”。如此折腾了三天三夜才罢休。但父亲、伯父和其他10位党员,硬是在尸体堆中活了下来。父亲和中共早期党员罗学瓒再次组织农民自卫队,打击反动武装。

1927年初,毛泽东听闻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即赴醴陵考察。罗学瓒与父亲代表县党、团组织,前去迎接。父亲与罗学瓒陪同毛泽东到醴陵县多个乡村考察,召开农会骨干座谈会,让毛泽东全面了解农民运动情况。这次调研后,毛泽东写就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9月,父亲协助滕代远组织农民自卫队参加秋收起义,两次攻打醴陵县城都失败了。参加战斗的几支队伍上了井冈山,父亲与滕代远等人坚守醴陵,坚持与敌人斗争。反动派悬赏500块大洋通缉父亲,祖父被国民党逮捕,折磨至死,伯父被敌人打断手脚,祖母被反动派逼疯去世。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没能让父亲退缩,他抱定使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的信念,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投入工运、兵运、学运斗争中去。

1934年,父亲受组织派遣,入北京朝阳大学,后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学校,他组建了“兄弟团”。1935年,父亲率“兄弟团”参加“一二·九”运动,高举大旗冲在最前面,与阻拦游行队伍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砍伤脊梁骨,背上终身都留有刀痕。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湖南,随任卓民(任弼时的哥哥)参加恢复湖南省临时省委、临时军委、长沙临时市委的工作,任临时

省军委干事,负责军事领导工作。

1938年,父亲奉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前往昆明任青年工作特派员。他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曾昭抡等取得联系,同他们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学生演出《祖国》《放下你的鞭子》《黑字二十八》《原野》等话剧,在春城引起轰动,激发众多爱国民众投身抗日斗争。

接受重任 潜入敌人内部

对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人们耳熟能详,但周公馆中有一条直通嘉陵江边的秘密通道,却少有人知。1995年,父亲在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的老同志游重庆的途中,在嘉陵江游船上看到嘉陵江边的洞口,激动地说:“看呀,这个洞口就是我当年给周公馆送情报的秘密通道入口。”这个秘密才为外界所知。

1939年,父亲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 赶赴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从此,父亲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直接领导下,潜伏在国民党党军政上层,从事秘密工作。

为何选定父亲担负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周恩来是这样对我父亲分析的:第一,你有多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党忠诚,经得起考验;其次,你有别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你的舅舅陶广担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在湘军中很有威望,且有抗日热情;第三,你的堂哥王 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个日本通,他的研究对中国抗战有重要作用,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第四,湖南朱子祠学堂的“三大才子”程潜、刘斐和李明灏,都是湖南醴陵人,与陶广、王 生都有交情。他们热爱祖国,赞同抗日,可通过他们结交更多的国民党将领,让更多的力量推动蒋介石抗日。刘斐现在主管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若与他交上朋友,那我们就不愁不了解国民党的对日计划了;你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以“小钢炮”闻名,蒋介石也知道。叶剑英补充说:“符昭骞和我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又是同桌,与朱德也是校友。他1937年任卫立煌部队少将参谋处长,1937年参加了门头沟庄户会战、忻口会战,抗日勇猛,值得你与他交朋友的。”说完为父亲整理了一下衣领,说:“衣服一定要穿得好些。不能让他们看扁了。需要多少钱,就向我们拿,与他们交朋友不怕花钱,党会为你作证的,会对你负责的。”

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既是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又是中共秘密联络点,因此成了戴笠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地方,进出这里的人,都是军统重点调查的对象。父亲凭着机智勇敢,近七年时间里,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将许多重要情报安全送进周公馆。

周公馆与父亲确定了联络方式,一般情况下,事先约好时间、地点,周公馆的汽车会准时开到指定位置,打开车门,父亲瞅准车牌号快闪进车内,车子启动开走,就在车上汇报情况。车子兜几个来回,在确定无特务跟踪的地方让父亲下车。如果没有到约定的时间,有紧急情况,可在傍晚时分周公馆四处无可疑人时

进去。最危急的时刻,就是从秘密通道进入。

父亲找到王 生,说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了,重庆是国共抗战的大本营,想来此为抗日救国出力。蒋介石器重王 生,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父亲经王 生介绍,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编译员。父亲利用翻译英语文章等机会,掌握了很多重要情报。王 生对父亲为人做事非常认同,推荐他结识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对自己这位醴陵老乡也是很有好感,邀父亲住到自己的府邸。有王 生、陶广和程潜的提携,父亲与很多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员,如杨杰、刘斐、李明灏、符昭骞等,都成了好朋友,借机对其进行策反。

父亲周旋于国民党上层,表面上逍遥自在,实际上险情迭出。一次,父亲从周公馆出来,经过戴笠的戴公馆门口,迎面撞见王旸。王旸是个老牌特务,早年在“一二 九”运动中,就潜伏在学生运动队伍中,对我父亲的情况很熟悉。他命手下跟踪我父亲,准备对他下手。父亲察觉后,马上将情况报告给董必武。董必武对我父亲说:“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首先通过关系,把你的共产党嫌疑否定掉,万一不能在国民党高层开展工作,我们马上送你去延安。”一天,父亲故意绕道到戴公馆,神情自若地向他借住的程潜家走。跟踪的特务来到程潜家门口要硬闯,被卫兵逮住押到程潜面前。程潜厉声喝道:“回去告诉你们戴老板,他是我们自己人。今后再发现你们跟踪他,格杀勿论。”就这样,父亲巧妙地化解了一次险情。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新四军军部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而将皖南事变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就是我的父亲王亚文。

1941年1月16日下午5时许,父亲与符昭骞造访程潜。聊得正酣,程潜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接完电话后,程潜告诉在座的人:“部分新四军被‘国军’‘剿灭’,叶挺被俘,项英和周子昆被叛变的部下打死,明天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熬到夜幕降临,父亲避开特务的视线,赶到曾家岩50号,报告 皖南事变这一事件。叶剑英听完汇报后说:“蒋要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就立即重建新四军!”周恩来说:“战端既起,当仁不让,以打对打。”

收到情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刻向延安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他们及时集聚四散各处、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将士,恢复了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继续坚持抗战。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局面,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不辱使命 解放上海成绩卓著

1947年3月,父亲收到董必武的来信,命他到上海着手开展对国民党海空陆的策反工作。父亲被任命为上海海陆空军策反工作组组长,不久被任命为起义军政委。

父亲到上海后,首先对国民党海军开展策反。父亲与何燧、吴石、蒋子英等人交好。何燧、吴石、蒋子英三位,与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聪、“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交情甚好。林遵、周应聪、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实力派,且都具有强

烈的爱国思想,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也有过交往。

周应聪是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兼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指挥八艘主力舰,国民党海军机要内容都在他的掌控中。抗战时期,董必武把周应聪介绍给我父亲,一段接触后,父亲与其成为至交,为日后周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父亲还与周应聪联手,做邓兆祥的工作。邓兆祥是国民党海军最大军舰“重庆号”巡洋舰的舰长,愤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在中共感召下,于1949年2月25日率全舰官兵举行起义。

父亲还借用周应聪的专用汽车,派何友恪带上父亲以张子舒化名写给林遵的信,赶赴南京,代表党中央向林遵下达率领军舰起义的命令。1949年4月23日,林遵亲率军舰在南京长江江面起义成功。义举所及,影响很广,70多艘国民党军舰相继起义。

与此同时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也收效很大。原先估计有70余架飞机参与起义,需要党组织准备1500元大洋作为起义人员的安家费。就在父亲着手筹措安家费时,因起义事项紧迫,一大部分还没领到安家费的起义人员率先起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炮兵中将张权到上海,被任命为上海起义军司令员。早在1941年,周恩来就通过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将我父亲介绍给张权,任上校秘书。张权有“中国炮兵之父”的美誉,组建训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参加了滇缅会战,在抗战中屡建奇功。他有满腔报国热情,憎恨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在与我父亲的交往中,对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渡江战役前,张权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利用联勤中队中将观察员的合法身份,到长江沿江前线“视察、指导”布防。回上海后,立即到我家,将沿途记录、速画的一大包小纸片铺在地板上,父亲与张权拼纸片,我母亲绘图,用三天三夜时间绘制出一张《长江沿岸布防图》,连同父亲从吴石那里获得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经地下党组织交通站送到解放军前敌指挥部,对解放军胜利渡江、攻打上海、解放全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亲与张权将军拟定了上海国民党陆军武装起义的周密计划: 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举 行起义,在虹口吉祥路121号设起义临时司令部。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楼为基地,届时升起义旗,发号施令;驻扎西体育会路一带的机械化炮兵团,沿西体育会路向张华浜、蕰藻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驻扎在浦东前线的青年军二○九师师长方懋锴,在解放军进攻该阵地时,竖起白旗,为我军让路。

王挽危师长、王秉钺军长等均应允及时响应起义,配合还击。起义计划中,还有重要的一环,是由起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振华担任破坏机场的任务,由张权单线联系青岛舰的陈舰长在吴淞口要隘处炸沉军舰,使飞机不能起飞,军舰驶不出去。如此,在复兴岛督战的蒋介石父子必被活捉,上海和平解放可期。

然而1949年5月15日,张权被旧部下供出,不幸被捕。面对敌人酷刑,张权为保全我父亲和参与起义者,选择牺牲。张权就义时,距上海解放仅6天。

上海解放后,父亲放弃进京工作和随粟裕大将南下的机会,留在上海陪伴着张权的在天之灵,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直至1999年月10 31日逝世,享年89岁。■

1935年的王亚文

20世纪50年代王亚文全家合影

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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