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入虎穴—李振远在东北的地下革命斗争/王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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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从那时起长达14年的时间里,白山黑水间无数仁人志士为保家卫国、收复故土浴血奋战。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相比,情报战线的斗争隐蔽无声,却同样残酷凶险。许多隐蔽战线的同志在敌占区冒死潜伏、获取情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李振远就是其中一位。李振远领导东北情报站的工作卓有成效,毛主席看到东北情报站的工作材料后,亲自批示: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获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铮铮铁汉走向抗日战场,虎口脱险踏上隐蔽战线

李振远,1914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李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九一八事变时,刚刚17岁的李振远正在安东(今丹东)东边林科高级中学读书。他和学校一些学生组织起“抗日学生队”,由他担任副参谋长,负责侦察和情报工作。在学生队的基础上,后来又组建了“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联合,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独立游击大队”,李振远担任大队长。1932年,李振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独立游击大队人数一度超过2000人,给侵华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杀伤。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之日寇对东北民众实行严格控制,切断抗日队伍的供给,独立游击大队损失很大。1933年9月,李振远的部队在大阳沟一带被日军包围,李振远当机立断,分三路突围。他自己带领的100余人好不容易突围,又被鬼子的骑兵部队追上。战斗中,李振远和警卫员均负伤倒地。警卫员为了保护他,故意倒在他身上,鬼子用刺刀刺进警卫员的腹部,警卫员壮烈牺牲,李振远活了下来。伤愈后,他将部队化整为零,继续与日寇战斗。游击大队后来更名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李振远还抽调人员 在电业局、火车站等处潜伏,逐步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建立起一张庞大的地下网。

然而,正当李振远准备大干一场时,意外却发生了。1935年1月,潜伏在大连的孙波三被日本特务逮捕后叛变,供出了领导人王济之、

王经之、李惠之(即李振远)等。王济之被捕后受不了酷刑也叛变了,致使地下网遭受严重破坏。由于事先有人通风报信,李振远及时转移,没有被捕。日本鬼子到李振远家抓人扑了空,就把他的父亲和大伯抓走严刑拷问,关了

3个月才释放,还发出布告,悬赏10万大洋捉拿李振远。

1935年2月,李振远和一名叫栾文的同志历经波折,终于从沈阳辗转撤至北平,但他们在北平却找不到组织,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只好沿途乞讨,前往山东寿光县李家村老家,有时一两天吃不上一顿饭,饿极了就吃草根和雪。回到老家后,李振远又拉起了近500人的抗日队伍。

1935年5月,李振远终于同上级联络上了,他要求带着队伍到东北打鬼子,但组织上认为时机未到,决定派他和栾文赴天津开展地下工作,学习无线电机务报务与英语会话。李振远最初的联络人叫彼得洛夫,但彼得洛夫不会说中国话,只会英语。两人接过几次头后,就再也没能联系上。李振远遂让栾文留守,自己回寿光另想办法。

为了生活,李振远在铁路上找了份活。一天,他和同伴正在干活,突然被伪军包围,抓 了壮丁,拉到了鬼子训练新兵的临时军校。经过三个月训练,李振远阴差阳错地成了鬼子的“治安警察”。他不愿意替日寇卖命,买通了一个伙夫,躲在泔水桶里逃出了兵营。

1936年6月,李振远终于和新的接头人马宝山联系上了。12月初,马宝山带他和栾文见到了洛甫。在洛甫的安排下,二人动身前往延安。他们到达延安时,抗大一期已经开学,只好入抗大第二期。

1937年12月至1938年

7月,李振远在中央党校任军事教员和学校自卫军大队长,期间结识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周梅影,二人后来结为夫妇。组织上有意照顾他俩,把他们一起调到了中央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前身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最早成立的一个情报专业领导机构。没承想,李振远却闹起了脾气,说什么也不愿意留在中央社会部,天天找领导要求上前线。后来,在罗青长等人的劝说下,李振远才勉强留下,并逐渐转变了思想认识。

1938年11月一个周末的晚上,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在枣园为李振远和周梅影举办中央社会部成立以来第一对夫妻的婚礼。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闻讯参加了婚礼。1939年9月,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年后的1940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李振远和周梅影去东北工作,此时,孩子才一岁多。为了完成任务,两人只得忍痛辞别幼女。启程前,周梅影把孩子托付给他人。

以身犯险再闯关东,曲曲折折终入虎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实行严酷

统治,就连华北敌占区的伪职人员去东北也要申请“出国证”,持证出关或入关,日伪军警反复盘查。到达东北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要到伪警察所登记户口,取得临时户口证件,还要有人担保。一旦被发现收留没户口的人,周围十户人家都要受株连。因此,要打开伪满情报工作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陌生人到东北执行任务,更是危险重重。李振远熟悉东北,可谓是最佳人员,但他是日军重要通缉犯,再赴东北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李振远和周梅影离开延安后,先在平津情报站工作。1942年5月,李振远到解放区赵家庄汇报工作时,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问他是否愿意亲赴东北。李振远坚定地表示能够完成任务。但为了李振远的安全,许建国还是决定再缓一缓。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在天津,李振远从接头人李才(张友恒化名,1936年加入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那里得知,苏联在张家口空投的几批去东北的人都牺牲了,钟子云( 1934年加入共产党,1935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延安中央党校干部部干事、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西联络站站长、中共冀察热辽区委社会部部长等)派出的几批人也牺牲了……上级决定提前派李振远赴东北,建立情报站并担任站长。由于解放区经济困难,去东北的一切活动经费需要自筹。

要去东北并不容易,首先要与何松亭(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转到经济战线从事金融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的爱人佟叔贤接上头。前几年,何松亭一直负责与东北联系,后来身份暴露撤回了解放区,佟叔贤留了下来,一直被敌特监视。两人第一次见面,佟叔贤几次想甩开敌特跟踪都没有成功。李振远突然快步超过佟叔贤,抢先走到一个文具摊旁,装作看书,佟叔贤会意跟了上来。李振远抓住仅几秒钟的近距离接触机会,低声告诉她下午的见面地点。下午,佟叔贤甩掉尾巴与李振远见面。

在佟叔贤的帮助下,李振远联系上了陈卓毅( 1935年赴日本留学,后回国参加抗日地下情报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40号特工、中共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组骨干、中共东北局除奸委员会委员)。李振远告诉陈卓毅,组织上派他去东北,请陈卓毅协助。陈卓毅给了李振远200元作为到东北的安家费。第二次见面,陈卓毅带来了好消息,东北将派人来接李振远,约定将来由李才和陈卓毅联系,李振远在东北获取的情报由陈卓毅交给李才,李才电告“老家”。

为了便于掩护,周梅影便把仅两岁半的女儿小琳从老乡家接到天津。小琳离开妈妈才半年多,却已骨瘦如柴,还不幸感染上了大肚子病,周梅影心如刀绞。姐姐劝她把孩子带到上海治病,但为了顺利进入东北,周梅影忍痛拒绝了。

两个多月后,因情况有变,陈卓毅决定亲自送李振远夫妇前往,行期定于1943年2月。当时老百姓称山海关为“鬼门关”,日本宪兵检查特别严,每个人都要盘问,每一件行李都要翻个底朝天。李振远夫妇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上海人,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陈卓毅扮作周梅影的大伯,与周梅影和孩子坐在一起,李振远知道自己是鬼子通缉的要犯,怕自己万一暴露连累到其他人,一个人坐在车厢的另一头,并叮嘱陈卓毅,一旦自己被敌人认出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装作不认识他,继续完成任务。

一路上,李振远不时用日语与周围的日本人寒暄,几次检查都混了过去。快到沈阳时,又有一批日本宪兵来检查,看到陈卓毅和周梅影是老人和女人,又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对他们的检查就松了许多。但细心的周梅影发现,日本宪兵带着被通缉要犯照片的小册子,边查边对人的相貌,但李振远还不知道。怎么通知他呢?她把怀里的孩子放下,想去通知李振远,又怕暴露身份。日本宪兵一步步逼近,周梅影心急如焚。小琳刚开始依偎在妈妈身边,看到妈妈老盯着前面,聪明的孩子突然向车厢另一头走去,边走边喊“叔叔、叔叔”。机敏的李振远回过头看到周梅影焦急的眼神和孩子,一下子明白了,上前几步抱起孩子,挡住了自己的

脸。日本宪兵检查时,看到是个带孩子的男人,也就放行了。李振远后来常说,是两岁半的女儿救了我。

排除万难建立情报组织,巧妙隐藏得以全身而退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是艰险和困难的。一方面,日本人用军、警、宪、特、流氓浪人、地痞土匪等组成情报和侦察的巨大队伍;另一方面,又以奉天日本宪兵队、奉天警务厅、奉天警察局、奉天铁路警察警护队、特务机关等共同主持,吸收重要企业、工厂、公司、银行的负责人成立“奉天防谍协会”。此外,在长春、哈尔滨、抚顺、本溪、安东等地也同样组织“防谍协会”。这既是情报和侦察的机构,又是剥夺和彻底取消人们行动自由的统治工具。他们让老百姓整天不许锁门,方便他们随时进出,若有锁门者,以“通匪罪”杀头。每天下午,哨声一响,男女老少都要到街上做操,谁要不出来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也以“通匪罪”杀头。为保证机关、团体、企事业、工厂、矿山、银行等为“皇军”服务的单位不被任何地下情报人员渗透,保证军需产品的加速生产,日军实行集体安全负责制。

但敌人控制最严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李振远和周梅影藏身的丁宜同志介绍的银行宿舍,反而没有遭受敌人每天的清查。丁宜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出生于大户家庭, 193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研究生,回国后进入奉天实业银行总行任总务科科长,一直积极参加东北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尽管得到了丁宜的帮助,但初入东北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女儿小琳得了百日咳,没钱治疗,李振远初来乍到又不好意思向同志们开口。百日咳是传染病,周围邻居害怕自己的小孩被传染了,有意疏远和排斥李振远夫妇。为了不影响工作,李振远夫妇处处小心,注意与周围邻居隔离,小琳一咳嗽,周梅影就把孩子抱到院子里,冒着寒风整夜地哄,生怕影响他人。时间长了,大家对李振远夫妇转变了看法, 群众的掩护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条件艰苦,小琳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丁宜等人发现后凑钱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却无能为力。孩子在整整病了一百天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夫妇俩把一切痛苦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工作。

1943年2月24日,东北情报站成立。李振远首先解决的是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问题,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统一领导,以对付日伪情报组织蜘蛛网似的包围。经过组织批准,李振远和周梅影先后发展了张为先、丁宜、燕又新、陈卓毅等人的党籍,建立了党支部。到1944年1月,情报站已经有20名党员。情报站还成立了外围组织“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制定了六条工作原则:一是做好掩护职业,老老实实,不关心政治;二是绝不贪污,因为一旦贪污问题被发现,就会引起政治问题;三是千万不要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触,否则会引起人们注意;四是销毁一切与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要学会从敌人的报刊、书籍中找到我们需要的正面的东西;五是生活上要保持清贫,不能搞浪费,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以免引人猜忌;六是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暴露的言语与行动,对敌人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总会共有73名会员,加上李振远和周梅影,共计75人。会员大多数是要求上进的青年,绝大多数是留学生,都是中上层家庭,且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掩护条件好,有的人已经打入了敌伪内部。

李振远反思过去在东北开展游击斗争时出现大量叛徒导致队伍损失惨重的教训,认为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信仰,当革命处于低谷、精神和身体都处于崩溃的极限时,是没有坚持战斗的动力的。他十分注重思想建设,在敌人的高压统治下,想尽一切办法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由于李振远是日寇通缉的要犯,不能经常抛头露面,不便与更多同志接触,他便单独给丁宜上课。上课的材料不能保留,李振远背给丁宜,丁宜不能记录,也只能背诵下来,再由他给其他人上课。

组织有了凝聚力,推动了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伪军事部门、伪航空兵部队、伪满军校、伪满协和会、伪满中央银行等重要部门都

安插了眼线。这一时期送回根据地的重要情报有:关东军对苏、对美、对华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伪满以及关东军海、陆、空编制兵员、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军事部署等;伪满大城市、要塞、港口设施、机场基地详细地图……这些情报给我党掌握伪满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积累了全面而有价值的资料,为以后收复东北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1944年冬,李振远交给陈卓毅和丁宜一个任务,让他们搞两部电台,假借业务联系,建立北京和东北的电台网。丁宜以扩展关内业务为名,劝说银行行长,从国外带回一部电台,再巧妙利用公开的银行业务发电,其中加入情报的内容,接报人是同样在银行工作的陈卓毅,周梅影担任密码翻译工作。这样,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建立了长期的电台联系,情报的传递又快又及时。

1945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李振远在沈阳街头遇见了一个要饭的。要饭的抱住他的腿,李振远一看,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李振远劝他离开沈阳回老家,并给了他饭钱和车票钱, 但此人拿了钱不但不走,还缠着李振远让他介绍工作。李振远起了疑心,告诉他三天后在同一地方见面,给他介绍工作,顺利脱身。后来打听到,这个远亲已经被日本特高课特务利用,任务就是打听李振远的消息。此时,得到消息的日本宪兵已经制定了一个抓捕李振远的详细计划。第二天,李振远化装成一个长者,坐火车离开了东北。后被派往上海工作。

李振远深入虎穴恢复党在东北的地下情报站,并在严酷的敌后地下斗争环境中全身而退。他和他的家人为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941年12月30日至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共逮捕地下组织人员500余名,其中国民党军统所有地下组织以及人员被破坏殆尽,自发的左翼革命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百余人惨遭杀害。而李振远领导的中共情报组织的75名同志却全部保存下来,没有一人被捕,堪称情报工作的奇迹。

1942年的李振远

延安中央社会部旧址

李洪敏著《虎侠纵横—李振远同志的情报生涯》

李振远之女李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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