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干部风雨驰骋下江南
导语：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在此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华东局从鲁中南等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余名地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浙江等新解放区，为新区地方政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此次南下浙江的地方干部，也是鲁中南区历次干部南下中人员最多、建制最全、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南下是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战略抉择
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开辟到哪里，就将苏维埃政权建到哪里；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建到哪里，就派干部到哪里建立民主政权；抗战胜利后，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进入新解放地区，开展建党建政、减租减息工作，有效地巩固了新解放区的政权。从老区抽调干部接管新区，已成为共产党建设新区的成功经验。
江南地区一直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江南地区只有新四军和东江纵队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又都撤至江北，江南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少量游击队在活动。江南解放以后，最缺乏的是干部力量。如何在新解放区建党建政，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华东局从山东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浙江等新解放区，建设新政权。
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山东的南下干部分两批抽调。第一批从鲁中南区抽调600多人，从华东局机关抽调700多人，从胶东区抽调1000多人，从渤海区抽调700多人，共3000余人，分别编成一个大队，于1948年12月和1949年月1先后集结到位于鲁中南区益都县王岗村的华东局党校，编成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从华东大学抽调1500名学生和部分教师参加南下，到临城后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青年大队，下辖五个中队，由谷扩如任政委，周航任大队长，李明德任副大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另选派部分地方南下干部任青年大队及中队负责人。在丹阳，青年大队被分成若干部分，分别参与苏南、上海、浙江、福建的接管工作。其中到浙江的400余人，100人分配至杭州市军管会各部门，另外300人分配至各地。
为提高南下干部的政治素质，使其掌握接管政策，在各县委、地委分别对南下干部动员教育的基础上，华东局分别在益都、临城对南下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然后在临城待命南下。
历尽艰辛 兼程南下
近一个月的集训结束后，一支队分两路向江南进军。一支队大部分人员从徐州向两淮地区前进，五大队暂时划归华东支前指挥部指挥。第五大队3月30日从临城乘火车到达徐州，31日乘火车到新安镇。在那里接到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支前的新命令。4月2日又乘火车返回徐州，沿津浦路南下，经蚌埠于4月6日到达合肥。4月22日，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渡江。5月6日，由安徽广德县进入浙江境内长兴县。5月11日，进入杭州市区。一支队南下干部丁华山回忆说：“在临城上火车后，把我们拉到新安镇，当夜又拉回到徐州又到蚌埠。在蚌埠只吃了一顿早饭，又被拉到合肥。4月初到达安徽合肥，并按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将南下干部编入三野七兵团各团、营，组织筹粮小组，帮助部队筹集军粮。”“这个时候我们的中队分散了，与军队编入一起，我分在二十二军炮兵团的一个营。”“在第七兵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由安徽渡江后进军浙江。”
各部南下的路线和方式并不统一，有的大队是跟部队编排在一块
的，有的不是。编排在一块的大队是因为需要做支前工作。但整个行动是尾随部队行进的，不能脱离部队。行军以步行为主，有时也乘火车、轮船，行军路线有经安徽渡江和经苏北渡
江两种途径。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在筹备渡江战备工作的同时，对进军华东各省市的行军路线、物资保障和新区的接管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3月初，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按预定计划沿津浦路侧翼南下进至安徽庐江地区。4月1日，谭启龙从第七兵团驻地庐江到蚌埠。按照分工，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南下干部带到浙江，按省、地、市、县成建制地组建好班子分赴各地。他与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研究了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安排了全省行政区的划分及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的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方案。为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开展工作，渡江前，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等收集浙江和杭州的资料，了解接管城市的经验，供南下于部学习参考。4月15日至月底，谭启龙与筹委会的杨思一、李丰平及朱讯等人先后到界首、高邮、宝应、扬州等地，向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党校校长温仰春及干部纵队一支队、三支队和铁道财办的负责人了解调赴浙江工作干部的情况，重点了解区党委级和地委级干部情况。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2日凌晨，渡江部队突破长江防线，成功登陆南岸。由安徽无为县渡江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追歼南逃之敌至郎溪、广德地区，
围歼国民党军。郎广战役结束后，南下干部紧跟部队，在无为刘家渡乘小木船顺利渡过长江，由铜陵冒雨步行一日一夜，经繁昌、宜城到广德。根据华东局的指示，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
在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一万多名干部，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领，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不久，队伍到达位于宝应与高邮之间的界首地区。从4月30日开始陆续过江。渡过长江后，队伍进入镇江。在这里，纵队领导接到华东局要求队伍开赴丹阳的命令。
建立政权 建设新区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三野七兵团所部解放杭州。谭启龙率筹委会及先遣纵队兼程赶赴杭州，与已进驻杭州的谭震林等人会合。至此，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5月6日，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建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各编队分两路南下杭州。一路经泗安、湖州南下。在泗安，编队将敌军江防粮库遗留的20万斤稻谷沿运河运达杭州。另一路经安吉、孝丰、黄湖、瓶窑到达杭州。两路分别于5月6日和5月13日到达杭州，会合后入住西大街（今武林路）休整待命。5月13日，一支队二大队在杭州拱宸桥与坚持敌后游击战的解放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政委张凡率领的部分同志胜利会师。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委级40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共8000人。
1949年5月6日至中旬，日夜兼程入浙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大部人员陆续抵达杭州，开始全面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
1949年5月7日，浙江省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市军管会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和浙江省委的部署，决定按军事、政治、公安、财政、工业、文教6大系统，以南下干部为主，转业军人、地下党员为辅，进行全面接管工作。
沂蒙南下干部到浙江后，迅速熟悉当地环境，积极宣传党的新区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土，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剿匪反霸，支援前线，发展生产，使新区面貌很快焕然一新。
一是把沂蒙老区的优良传统带到新区。抽调到浙江的沂蒙南下干部都是来自各个工作岗位的骨干，长期受沂蒙精神的熏陶，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作风。到达浙江后，他们保持和发扬了沂蒙老区的优良传统，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顾全大局，步调一致，克服人地生疏、语言隔阂、生活习俗不适应等困难，全力投入新区管理和建设；注重把在沂蒙老区发动群众、建党建政、除顽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发展经济的经验做法运用到新区管理建设的实际中，创造性地开展新区各项工作。
浙江新区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既有野战军干部，也有南下干部，还有当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干部。沂蒙南下干部到达浙江后，加强与当地干部的团结协作，按照华东局于1949年4月1日发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的要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重向当地干部学习请教，紧紧依靠当地党员和各界积极分子，严以律己，自觉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服从组织安排，无论是被安排到城市还是偏远的山区，都毫无怨言，愉快地为新区建设作贡献。
沂蒙干部南下入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据第一支队第四大队第六中队接管杭县的南下干部金鸣珠回忆：“现在都讲普通话了，过去的乡下话很难懂，所以问一个犯人要问两三个翻译才能听得懂。”第二个是饮食不习惯。沂蒙南下干部吃不惯大米，一烧就是夹生饭，吃了拉肚子。第三是天气热，蚊子多。当时条件艰苦，不发雨具和蚊帐，白天日晒雨淋，夜里蚊虫叮咬。金鸣珠回忆：“当时南下干部哪有蚊帐啊，我在山东时，母亲用织布机给我织了个小蚊帐，我只用了两次，有蚊子的话就用烟熏熏。到杭州后，被咬得要死要活，很不习惯。我想了个土办法：把棉被的四个角吊起来，在棉被里睡觉。到了七月份才发了一个‘小棺材’蚊帐，人进去刚刚好。”
二是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南下干部入浙后，与当地干部一起，迅速建立起各级党、政、军组织。来自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直属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青年大队的部分干部参与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的筹建工作。一支队各大队直接筹建或参与筹建了杭州、宁波、嘉兴、湖州、金华、绍兴、台州等地委、专属和军分区。这些地委、行署的书记、专员大部分由鲁中南区的南下干部担任。杭州、宁波、嘉兴、湖州、金华、台州地区的绝大多数县（区）的县（区）委、人民政府，也由来自鲁中南各县的南下干部筹建的。在这些县中，南下干部分别组建起区委、区政府和其他群团组织，为建立和巩固各级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接管城市，稳定社会秩序。从山东抽调的南下干部，包括各级（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担负主要工作和专门从事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工作的干部，经过根据地建设的锻炼，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渡江前，又经过较系统的培训，从而为接管杭州及其他城市做了充分准备。
接管初始，由于国民党军整体崩溃，加上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在国民党内部的传播，国民党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跑之外，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撤逃，就连国民党浙江省及杭州市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撤逃，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根据这一情况，在接管时，南下干部执行“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接管的步骤和方式上采取“宁慢勿乱”的方针，边接管边维持生产和经营，对企业原有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企业生产不
因接管而停顿。采取措施解散非法组织，肃清潜伏匪特，收容遣散散兵游勇，开展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登记，取缔金银贩子和地下钱庄，打击盗匪活动，整理户口和建立居民委员会，整顿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消防管理和防空工作、整理公共卫生等，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稳定了社会局势。
四是进行剿匪反霸。浙江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基地，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曾亲手布置下大批潜伏特务，加上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等，约5万人，主要分布在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以江山为中心的浙西南与闽赣交界处。这些国民党武装匪特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杀害我党地方干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活动。新成立的地、县、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武装力量把剿匪反霸作为重要工作，组织力量剿灭土匪特务，镇压黑恶势力。在剿匪斗争中，大批南下干部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在浙江大地。
五是发动群众，完成征粮任务。浙江解放前每年均要从江西、皖南、福建边境输入1000石左右的粮食，解放初不仅输入断绝，而且敌人在解放前夕运走了大量粮食，造成粮食空前紧张。藏匿在农村的土匪恶霸趁新解放地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之际，将粮食控制起来，煽动或恫吓群众，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抗粮抗税事件，造成民食缺乏。入夏以来，浙江连降暴雨，全省出现20年来的罕见水灾，农田受淹，粮食减产。加之当时还亟须解决驻军和继续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军粮问题，全省民食、军粮同时告急。为救灾度荒，完成征粮任务，沂蒙南下干部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织的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一方面配合部队剿匪，一方面开展生产救灾等工作。经过工作队的艰苦努力，到8月底，全省农村面貌已发生变化，原来那种“我占城市、敌占农村”的形势开始改变。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1949年全省征粮8.4亿公斤，基本完成了年度征粮任务，保证了军粮民食，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浙江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异常繁重。沂蒙南下干部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投身到浙江建设大业中，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浙江人民的尊重。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扎根浙江，把那里当成第二故乡，奉献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