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坐标—中央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笔谈/彭红 陈宇 王新生 刘波 潘敬国 邓小燕邓穗 梁晓源 朱新春 李生雨 罗海曦
导语：中央苏区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是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遭受艰难困苦最长的一个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广大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2019年5月14日，我刊编辑部组织召开“中央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座谈会”，特邀部分革命后代、党史和军史学者围绕苏区精神展开讨论，在此整理成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精神的核心
彭红：今天召开中央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座谈会，我认为很有必要，也很有现实意义。1931年，中央苏区正式成立。但这块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在1929年1月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在原来已有根据地的配合下开辟的。要研究中央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要与井冈山历史和井冈山精神联系在一起，要从1929年红四军到达赣南、闽西研究起。这样就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解决的革命道路、建党建军原则和思想路线问题与中央苏区历史以及形成的苏区精神联系在一起了。
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特别是苏区精神，必然提到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的经典文献—《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文中提出：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有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形成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同志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而不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如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求群众做什么，而不去为群众做什么，这样怎能发动群众呢。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党的群众路线，也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所要求的。苏区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成为苏区精神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宣传苏区精神，就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忘初心、发扬革命传统，动员和发动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厘清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的三个问题
陈宇：我今天谈中央苏区历史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大问题和一个小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上山、下山再下乡”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即上井冈山、下井冈山和到乡村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我认为这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完整战略。在这期间，“下山”后首先是“东井冈”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这是建立中央苏区的前奏。1929年1月中旬，井冈山失守，朱毛红军向赣南挺进，随后进行了著名的大柏地战斗，再进军闽西，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基础。12月底，召开古田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在1929年这一整年的时间里，朱毛红军发生的故事太多了，为什么“下山”到“东井冈”再“下乡”？赣南闽西的“转战”两个字哪有那么简单？然而，我们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把这段过程轻描淡写了，甚至刻意回避了一些问题，这也就影响了对红军战争史、苏区建设史的研究，甚至严重影响了对“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道路的研究。
研究历史是需要深入探讨细节的，一些真理即隐藏在历史细节中。今天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建设这个专题，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
1929年“下山”之后先有个“东井冈”根据地；
1930年开始的以红军和苏区为重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中国革命“下乡”新道路历史抉择； 1931年用9个月时间完成了前三次反“围剿”后再召开“一苏大”； 1932年是中央苏区大发展的黄金时段； 1933年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召开“二苏大”和开始长征。每年都有大事件、大变化。在瑞金召开的两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选举为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谓就是从这里叫响的。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大事年表”式的逐步向下捋，看看在中央苏区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实事求是地去摆事实、讲事理，也就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
第二个是“苏区精神”问题。现在一般讲苏区精神内涵是28个字，即“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最主要的就是讲干部。“苏区精神”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干部作风问题，“清正廉洁”应该是核心，其他的多是别的“精神”内涵的重复，放在“苏区精神”下就显得特点不鲜明了。我认为，讲精神内涵一定是独具的，一说就能让人对应得上，从而避免“精神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的乱象。如一提“坚定信念”，我们首先联想起的是井冈山精神；一提“艰苦奋斗”，就联想起的是延安精神。所以提到某一句话，就应是其标志性精练语言的高度概括，这才是准确的精神内涵概括。
还有一个关于中央苏区的小问题，是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和人民军事委员部称谓的区别，在一些相关书籍中到现在还是混用、错用。这个历史细节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书中都未提及，这个看似小事的历史名词在大多数历史研究专著中都被忽略和遗漏了，但在人民军队的体制编制历史上又的确是一件大事。“中革军委”与“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军事部“人民军事委员部”，相继成立于中央苏区时期，都是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系统下的“二级部”。这两个军事机构是平级单位，平行单位还有总务厅、外交部、教育部、国家政治保卫
局等共15个部门，上面直属“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下的“一级部”，平行单位还有最高法院、临时最高法庭、中央审计委员会共4个机构。“中革军委”与“人民军事委员部”，在政权性质及体制编制上都属于政府系统。因为此时还有一个隶属于政党系统的在上海的“中央军委”。这是当时三块不同“牌子”的最高红色军事机构。其中，中革军委与人民军事委员部则是两块“牌子”同一套人马，最高负责人都是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此体制编制遂自行中止。其中的“中革军委”与“人民军事委员部”也随之自行终止。其间，1937年7月，“中革军委”改组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也就名正言顺了。之前的上海“中央军委”和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成立的伪中央的“中央军委”，也就化作了历史尘烟。
苏区历史研究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王新生：中央苏区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在这里不仅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后来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迁移到这里。因此，中央苏区一度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史、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段历史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可以研究、可以宣传的东西很多。
首先就是创建的艰难性，那时候环境条件是很严酷的，参加共产党就是杀头之罪。共产党搞武装斗争，时时刻刻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兵的“进剿”“会剿”“围剿”。红军都是在偏僻的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所以说，当时创建中央苏区是非常艰难的。其次是探索性。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的，在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创建中央苏区，跟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是提着脑袋过河。当时，革命内部，有不同意见、有分歧是正常的，但都是为了革命，在大方向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分歧、争论、碰撞中，才逐渐形成了共识。就是在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到1930年春的时候，我们在白区工作受了很大挫折，而根据地则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毛泽东、朱德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都逐渐认识到建设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才是发展的方向。到7月，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把建设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作为工作中心。当时正是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统治中央，因此没有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得以贯彻，作出建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苏区的决定。
周恩来为创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相继出现了大叛徒顾顺章、向忠发，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叛变使白区的党组织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境地。周恩来就千方百计地打通一条秘密交通线，把上海的大批干部们输送到中央苏区去。所以我觉得把红色交通线向苏区输送干部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这件事说明，从这个时候中央已经开始把农村根据地看得很重要，不是像过去那样集中主要力量在城市搞工人运动，而是建设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去夺取政权。这是个很大转变。
苏区革命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的历次军事“围剿”中发展起来的，而这段革命历史恰恰是苏区精神蕴育成长的沃土。在敌强我弱、物资财力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之所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这一点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也正是“左”倾领导人违背了这一精神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更要重视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我们能从一些大的历史事件中，吸取到什么，从中得到什么思考，这也是研究的意义。
历史要如何书写才能打动人
刘波：我想谈几点如何做好苏区研究的问题，就是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又让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吸引人。第一个建议，尽量把历史画卷的像素做得高一点。就像我们看电影，肯定愿意看展现更多细节的，大屏幕的，而且是高清电影。历史如果能做到“高像素”的话，虽然难度比较大，但吸引人。写历史不能只有大而全、大而空，历史应该有更多细节，像档案、日记、实地考察等等，军史上有的电文、电报做的总结，地图、图片，包括老革命的回忆录、口述史等等，要合在一起，拼成高像素的党史、军史。
第二个建议，可以尽量客观地用微观历史来叙述历史。过去的一些传统史书讲得太粗糙了，比如说讲到中央苏区，给人印象好像就只有第五次反“围剿”；讲抗战只是说抗战有哪些胜仗，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就是两个胜仗，只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现在我们既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脉络，也要注意把历史写得更生动、更富魅力。
第三个建议，就是多视角。从多个行业的专门史来讲述历史，比如说经济史、教育史、军事史等角度。军事历史如果还要进一步解析的话，就可以做战略史、战役史、战术史、院校教育史、部队训练史、政治工作史、后勤史、军事文化史、军事外交史等等，非常丰富，既新鲜又“解渴”，也能促进深度阅读。我们可以把党史军史做得生动一点，吸引人一点，不妨像摄像一样，多做一些特写。电影要有特写镜头才好看，我们的历史也可以特写。太偏重用大广角、大而全的那种空镜头作宏大叙事，不好看，完全可以特写和广角相结合，不断地拉伸，拉起来的广角就是讲道理，深下去拍细节就是一个特写，和广角相结合，多视角地解构历史。另外，就是加一些国际视角。譬如，关于李德到中央苏区，他犯错误，有他自己认识上的问题和水平问题，也有客观原因，很大程度来自他的上司、两位“婆婆”：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和驻华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的瞎指挥。李德出发点不是来破坏中国革命的，他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对红军建设还是有些贡献的。不能简单地把失败的责任全算到他头上，好像坏事都是他做的，好事就全是我们自己人做的。写历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得到及时纠正
潘敬国：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10万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在形成新的革命高潮。而与此同时，由于完全照搬照抄
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神圣化、教条化，这一时期的中央接连出现“左”倾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城市中心论，坚持中间势力危险论。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中央苏区也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方式，把很多干部、战士当成“AB团”“社会民主党”来镇压。对此，周恩来在上海中央时已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对各地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予以纠正。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首先做的也是纠正肃反扩大化，这成为周恩来对党和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之一。对肃反扩大化的纠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始终有进行自我革命的能力和强大的自我纠错勇气。
对于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周恩来是认识最早，纠正最有力的领导人之一。由于当时一些措施的得当和及时，大约到1932年的3月，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已经基本纠正，稳定了社会秩序，各机关都恢复了正常工作，也重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而使中央苏区政权得到巩固、红军得到壮大。
群众基础是关键
邓小燕：我父亲一生的经历是和中央苏区密不可分的，从1926年入党，直到1928年在闽西与郭滴人共同领导了后田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然后创建中央闽西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使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后有了一个立足之地。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之上，红四军得以发展壮大，在闽西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等重大理论，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党的领导人在土改工作中，没有具体的土地大纲可循。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他们紧紧地依靠着群众，在分田的时候是和群众一起商量怎么分，依靠贫苦农民代表大会讨论，按人口平均分，让地主富农也把多出来的田拿来分。经过农民在分田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如地主拿出来的都是薄田、劣田，再提出新的方法，让他们拿出好田、肥田分。经过几次反复调整，他们创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政策。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对这种分田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当地的地主和富农也保留了部分土地，没有把这些地主和富农们全都逼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对立面上去，这样就给后来闽西老区在白色恐怖期间红军的存活留下了一定余地。所以，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直到解放时，闽西根据地有14 . 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就是说闽西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个20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堡垒。
我父亲1956年写有一本自传，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讲土地革命时期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这个过程，那是一个非常艰苦、非常困难的过程。初期，有一批高级干部叛变、变节，叛变的甚至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剿”共先锋，但我们红军终究没有被国民党“清剿”活动所消灭。陈毅有一首写在衣角上并保存下来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就是当时在山上已经被困了将近十天，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才写下来的。共产党人在那种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坚持下来，他们靠的是革命理想和信念，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闪亮的金子。
记得父亲一直跟我们讲得最多的话就是，他们投身革命的最终愿望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我曾经在母亲的档案里面，看过她写的一份自传，讲到她当时入党的时候，在入党
志愿书上填的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参加革命，要为穷人翻身得解放而努力奋斗，绝不叛党”。我母亲是一个童养媳，在参加革命之前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她就抱定一种信念，只有跟着共产党，穷人才能得解放，过上好日子，这种信念在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心里面深深扎下了根。我父亲是考取公派留日的，在留日期间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回国做工时，在江西接触到共产党员，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对于中央苏区这段经历的总结，就是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支持革命。
父亲还总结了最根本的一句话，就是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地接受群众的意见。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才是我们应该记住、应该给与回报的人。
坚定的信念照亮前进的道路
邓穗：我父亲参加革命前是有文化的，应该说是出自书香门第，按现在来说也是衣食无忧的大家庭。他在老家上了学以后到长沙又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随后到当时湖南省委办的党校学习，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他是受了党的教育后自觉参加革命的。
国共党发动马日事变后，他从长沙又回到老家郴州。不久，朱老总和陈老总带着南昌起义的部队又发动湘南起义，我父亲就跟着朱老总的部队到了湘南并一起上了井冈山。因为他有文化，18岁参加红军，从一开始就是连党代表， 20岁就当上了红军师政委，他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进步得很快。
我这里可以讲个小故事。当时在井冈山上很困难，他所在的团下山后走到一个岔路口，因为这个团里好多都是湘南老家的，有些人就说要回家乡打游击，井冈山要吃没得吃，我父亲说这个不行，你回去以后农军就散了。当时我父亲有个表兄弟，他也说要回家乡打游击，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岔路口上，他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的表兄回去以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的队伍杀害了，而我父亲又回井冈山，才有后来的成长，才有最后指挥十五兵团，解放海南岛。总结我父亲当时的那种情况，他是靠什么呢？还是靠一种信仰。
去年12月份是辽沈战役胜利70周年，我们四野子弟们组织一起回到东北参加这个纪念活动。我当时就想了一个问题：去东北时是10万干部战士，三年后冲出关就是100万大军，其中有90%都是东北的农民。他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共产党走到哪儿都想着群众的疾苦。翻了身的农民知道：是共产党和红军帮助贫苦获得了解放。所以说，群众基础好，是我们干好革命的重要保证。只有重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矢志不渝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经济斗争也是不容忽视的
梁晓源：我是江西吉安人，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反“围剿”，其中前三次都是在吉安打的。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在1929年初下山以后，就到的东井冈。国民党从这时开始了三次“围剿”，当时主战场就在白云山，后来红军才进了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
我今天就讲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中央苏区当年在李德、博古和王明路线的影响下，毛泽东被取缔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他的弟弟毛泽民当时是中央苏区银行的行长。中央苏区当初的银行，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银行这样，有很多黄金和白银。当年的银行靠什么生存？靠跟国民党作交换的钨，再用钨换来很多物资，比如医药品、盐巴、粮食、各种布匹、棉花等。
所以为什么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国民党方面广州的军阀陈济棠会让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就因为当年跟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往来关系，就是把钨砂卖给了陈济棠。陈济棠把医药、药品、布匹、粮食甚至一些武器弹药再卖给红军，使红军能够生存。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讲革命苏区为什么能生存？他没有很详细地描写经济问题，但是这是真实的事情。钨是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它在3840度以上的温度才可以熔解。炮弹必须是用纯正的钨来做，因为它在空气摩擦的高温下不会熔解，而射击的炮弹撞击到目标就会爆炸。
所以，我觉得还应该要研究一些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没有经济作支撑，革命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反“围剿”斗争真是异常艰苦卓绝
朱新春：我父亲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1928年4月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被任命为朱德和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写出《朱德的扁担》这样的文章的原因。当时就这么两个军首长，两个秘书，还有一个是谭政。谭政主要负责毛泽东，我父亲主要负责朱德，秘书一般都是共用。父亲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有4篇，全是写井冈山的。黄洋界保卫战时，他任红三十一团一连党代表，率领72个人，每个人只有三五发子弹，他们就这个条件也能积极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两个团敌人的进攻，保住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还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千古诗篇。1929年下山以后，他先是任七支队政委。参加古田会议不久，七支队改称一○三团，他仍当政委。1930年10月4日打吉安，他带着敢死队第一个爬上城墙头。后来父亲被任命为红九师政委。第一次反“围剿”时，九师是侧翼，七师是正面阻击。下午，四军、五军赶到以后，发起反冲锋。九师在我父亲指挥下，直捣敌师指挥部，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缴枪两千多支、大炮一门，还有一部电台。从此以后，我们红军才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毛泽还写了一首诗：“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前，他被任命为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长征中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和问题，红三十四师打得很艰苦，我父亲就被任命为红三十四师的代政委。湘江战役中，他腰部旧伤复发，被军团长董振堂亲自下令送过了湘江，这样父亲也就成了红三十四师唯一一个幸存的师级干部。他的生死搭档、师长陈树湘
重伤被俘，苏醒过来后忍着巨痛，自己从伤口处把肠子拽出来扯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所以说，反“围剿”斗争真是异常的艰苦卓绝。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中，红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也练就了敢打硬仗、久拖不垮的优秀素质和作战本领，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积累了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科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苏区干部是边革命边成长
李生雨：第四次反“围剿”是我们中央苏区红军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大兵团的山地运动战。我们的付出很小，收获很大。我讲两个我父亲在这次战斗中的小故事。
当时，我父亲带着红九师冒雨奔袭十几里地，到了大龙坪，发现敌人一点儿防备都没有，父亲将全师一线摆开，包括机枪连一块儿往上冲， 40分钟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只伤亡了46个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活捉了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以及他手下的三千多官兵。在整个第四次反“围剿”当中，我们活捉了敌人五十二师师长和五十九师师长，还将敌王牌师十一师的师长击伤。
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是在草台岗黄柏岭，由一军团的九师及十师、十一师一起打的。早上十师、十一师同时进攻，我父亲的九师是预备队，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多钟也没把山头拿下来。于是，军团长林彪把这两个师撤下来，让我父亲的九师上，并要求用两个小时，从山垭口正面把山头拿下来。我父亲考虑了整个作战计划，思忖片刻后跟林彪说，这么打不行，敌人火力很强，用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山垭口封住了。林彪说，那怎么打？我父亲说，用一个团从正面山垭口佯攻，两个团分别从垭口左边的两个山梁子上去，由他和参谋长耿飚各带一个团，时间不能用两个小时，时间一长敌人反应过来，那就更难打了，要一个小时就拿下来。林彪说，好，听你的！果然，不到一个小时，山头就拿下来了，这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藤田整编，我父亲被任命为红一师师长。
在中央苏区斗争期间，我们的干部得到了培养、锻炼和提高。我父亲过去是个农民，只上了一年私塾，就是在斗争实践当中，他一边作战，一边学习，一边总结，才长了本事。在他任二十七团团长时，徐彦刚是他的师长，那时候师长要求每个团长战斗结束后要亲自写总结的，他没有文化不会写，每次都是由文书代写。师长徐彦刚就自己花钱买了三支派克笔，给他的三个团长一人一支，说以后你们这个战斗报告都得自己写。我父亲说我哪儿会写，徐师长说，先让文书写，然后你们再把它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