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张颖
导语：土地革命时期肃反扩大化曾使苏区、红军和党损失了大量宝贵的干部。周恩来是较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中央领导，他是如何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本文作者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梳理。
周恩来于1931年底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这段时间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全党统治的高峰期，党和革命的各方面工作均遭受到“左”的严重危害，中央苏区更是首当其冲，肃反几乎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而周恩来较早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中央苏区努力纠正了肃反的扩大化，从而保护了一批干部。
在上海中央：批评“肃反中心论”，纠正肃反扩大化
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是从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中打AB团开始的。1931年4月，中共四中全会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的主张和政策，将肃反工作逐步推向扩大化。其主要问题是：思想上，“肃反中心论”；组织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方法上，简单粗暴化，大搞逼、供、信；后果严重，许多人被冤杀了，许多组织被打垮了。一年多的肃反，仅红一方面军就被“肃”了4000多人，闽西“肃社党”运动中被害人约有5000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群众中甚至党内的恐怖气氛，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非常状态中。而苏区的一切工作，如扩大红军、发展积极分子、政权建设与群众组织的建设，都因此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情况，早已引起了远在上海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的注意。当时，周恩来负责苏区工作。1931年8月，在听取从中央苏区回到上海的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全面情况的汇报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于8月30日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批评了“肃反中心论”，首次明确指出中央苏区反AB团的斗争犯了简单化和
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只有纠正这种错误，“党才能找出正确的出路”。信中提醒要注意政策界限，实行区别对待，加强“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对肃反组织（肃反委员会，保卫局、处等）强调一定要“选拔最得力的干部去担任”。这封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抑制。
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根据这封指示信，检查了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并批评“肃反中心论”的错误思想。12月5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中央苏区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作了进一步的检讨。
踏上苏区的土地：两次致信中央政治局，表示与肃反扩大化作“严重的斗争”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秘密转往中央苏区。周恩来搭乘的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小货轮。这种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行走，不能在大海里航行，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船走了几天，才到汕头。三四个月前，周恩来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通往中央苏区的主要秘密交通线的沿途情况，作了准备。到汕头后，他又重新化装，装扮成一个画像先生，由交通员萧桂昌护送，坐火车到潮安，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再换小木船，中途在清溪上岸，到大埔交通站所在地。从这里到进入苏区，是全程中关键性的一段路。在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见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在6名交通员武装护送下，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两天后到合溪。然后，进入上杭苏区的土地。
从上海的地下工作，到进入苏区，周恩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是那样新鲜，走在革命的土地上，使他十分兴奋。可是，就在他刚刚踏进闽粤赣苏区的同时，却目睹了闽西境内“肃社党”（即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在永定，他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首先肯定了永定工作的成绩，然后严肃地指出永定县在‘肃社党’问题上，绝对不能搞逼供信，否则就会上敌人的当，把好同志当作敌人杀掉，损失就大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后来永定县纠正肃反工作中的错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深感“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处理社会民主党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殆有过之无不及。”在赴汀州途中，他沿途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他向一个红军团长询问中央苏区打“AB团”的情况，那个团长说，过去据说有“六千AB团”，其中有很多并未完全审问清楚，但因处于军事作战时期而被处决了。周恩来发觉肃反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恶果。12月18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十二军团长团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贫农）。他在信中写道，据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周恩来请中央直接作决议加以制止，并表示他将与这种错误作“严重斗争”的决心。但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周恩来是持极其慎重而又坚决的态度。他在信中说：这封信“还不能算正式报告，因未经多方面证明，故你们还无须即刻来信”。
当周恩来听说中共闽粤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卢永炽正赴上海给中共中央送款。他在报告中请求中央见到卢永炽后，将闽西反社党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与他详细谈一谈。最好作一有力的决议指示。周恩来认为，“中央如对闽西有决议，对中央区亦有力也”。但由于卢永炽并未去中央，而在中途潜逃了，结果这一建议没有成行。
12月22日，周恩来抵达长汀。这里是中共
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所在地。周恩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他在长汀停留数日，又作了很多调查，会见了项英及省委同志，同他们谈了话，又参加三次省委会议，并作了8个小时的报告，加上沿途与地方党部同志的谈话，他对闽西的一般情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25日，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说闽西党的工作确有相当的成绩，“尤其是土地的分配与政权在群众中的信仰，确为许多苏区所不及”。同时又痛惜地说：“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话虽短，但内容既全面又公正。
周恩来在苏区沿途发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问题，就随时制止。在长汀时，他在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遇到闯进去向省委汇报的县委妇女部部长。当周恩来知道了她的身份后，问道： “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呀？”那位妇女部长答： “抓反革命！”周恩来和蔼地进一步问：“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是怎么抓的？”妇女部长爽快地说：“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她答不上来。周恩来便耐心地解释说：“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到达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纠正肃反扩大化
由于当时在中央苏区已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便成为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后，便立即把主要精力用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上，以稳定苏区的政治局面。
首先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就反AB团、肃社党等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的指示信精神，要求各级党部立即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紧接着他于1932年1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检讨了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他在报告中对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央指示信的有关精神，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决议案着重指出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和简单化的错误，认为“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它的主要表现为：（一）肃反中心论。（二）“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不分首领，也不分工农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三）在组织上没有集体的领导，“肃反机关的职权非常广泛而没有限制”，“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不仅如此，“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可自由肃反，自由捕人”。因此，肃反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由于“打AB团”，把“很多革命组织与其机关”都“打塌了”。在群众中，特别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使他们的生活落入非常状态”。
决议案还明确指出苏区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担“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并指出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AB团”的认识和处置“AB团”的方法，也犯了许多上述的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决议案强调今后的“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对过去执行肃反错误路线的分子或机关，如在党大会决议尤其在中央局指示信发表后，仍不更改其错误的，须予以纪律上的制裁”。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针对有些省委的报告，给予具体的指导，帮助尽快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央政治局收到周恩来1931年12月写的两封信之后，1932年1月21日，专为肃反问题写给闽西省委一封指示信，信中指出，闽西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党要
绝对禁止对于没有确切的反革命证据的工农分子实行逮捕，严刑拷打与杀戮。信中指示：只有反革命团体的领袖，反革命团体中最顽强狠毒的分子，才处以死刑。其他次要的分子，尤其是工农分子，必须允许他自首，改过自新。2月19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闽粤赣省委写信，信中说，根据苏区大会和闽西工作的情形，根据伍豪（周恩来）同志经过闽西时考察和这次李光明同志来中心的报告，闽西在肃反中犯有严重的错误。苏区中央局要求他们予以坚决纠正和制止。
由于这些措施的及时而得当，大约到1932年的3月间，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已基本纠正，消除了党内和群众中的怀疑、恐怖和不安，稳定了社会秩序，党和各级政权机关、各革命组织都恢复了正常工作，重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而使中央苏区又得到了巩固。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这就为以后革命战争（特别是不久就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尽管后来由于“左”倾中央直接控制中央苏区，在肃反工作上又逐步升级，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没有发生，特别在法律程序上对扩大化也有所控制。
对于中央苏区肃反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是认识最早，纠正最力的领导人之一。尽管这一时期，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也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他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并未像其他地方那样，立即在党内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甚至到1932年底这一斗争也并未深入到下层，而是首先纠正了肃反扩大化问题。就在同一时期，任弼时在湘赣苏区也在努力克服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正是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各个苏区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和纠正，使得肃反扩大化没有动摇各苏区的干部根基，为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而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不断自我纠错从而实现不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