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功勋：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导语：抗战时期，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毅然回到祖国，支援抗战。从1939年3月至1942年5月，南侨机工驾驶着车辆，冒死穿行在险峻的滇缅公路上。这不是普通的运输线，这是战场，战士们的武器就是双手紧握的方向盘。运输过程中，南侨机工要应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且其往返区域气候多变，为疾病多发区，环境极为恶劣。艰难的环境中，南侨机工与国内机工一道，抢运了45万吨武器弹药，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为祖国抗击外来侵略作出了巨大贡献。机工招募与返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为截断中国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凭借强大的海军优势，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而当时的中国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极为落后，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应对，一是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二是改善运输管理，将当时最大的官方运输机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迁至昆明，并在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39年，中国抗战运输面临巨大困难，从苏联和美国购买的军事物资囤积在仰光，待运回国。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解决汽车驾驶、修理人员的问题。
当时，除泰国外，南洋各地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在对待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态度上，各地政权差异较大。荷属东印度、法属越南、美属菲律宾、泰国等，严格限制华侨支持祖国的抗日活动，而英国治下马来亚政府推行中立政策，又因华侨经济实力较强，特别是陈嘉庚与殖民政权的关系良好，英国殖民政权对马来亚华侨的救国运动持默许态度。因 此，1938年10月，“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时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南侨总会”也成为领导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总机构。1939年，当陈嘉庚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招募机工事宜来电时，陈嘉庚等华侨社团领袖以“南侨总会”为总机构，先后多次发布通告，为祖国抗战运输招募机工，
并对机工技术、身体、人数、服务地点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英属马来亚各地华侨社团积极相应“南侨总会”号召，动员当地华侨青年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新马各地华侨青年也积极报名参加。报名参加机工队的华侨大多在南洋有父母妻儿，且在南洋经营商业，有的还是南洋富商子弟，但他们毅然辞别父母，加入机工队伍。例如，华侨王文松，祖籍海南万宁，早年在新加坡英国汽车公司担任工程师，技术精湛，在海外薪水优厚，每月叻币200多元，且在南洋有老母妻儿，但为了回国抗战，毅然加入了机工队伍。华侨张智源，祖籍潮州，已在潮安与当地富商之女杨应吟结婚，因家乡战乱等原因，岳母安排张智源去马来亚麻坡打理生意。在其努力下，店铺经营得井井有条。当时潮州战乱，张智源本打算等岳母妻儿来南洋避难，但其听说祖国抗战需要技术人员，便决定回国报效国家。他放弃了自己的店铺，邀请同乡挚友张金炳一起去“麻坡筹赈会”报名参加了第三批机工队伍。
参加机工队者多为男性，但亦有女性参加，如李月美、陈侨珍、白雪娇、吴秀芬和朱雪珍等。其中，被称为“当代花木兰”的李月美极具传奇色彩。李月美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从小就读于华文学校，深受中华文化熏陶。为回国抗日，她女扮男装报名参加机工队，回国后，通过运输机关的考核，与其他男性一起从事军事物资运输工作。直到1940年8月，她在运送途中不幸翻车，其女性身份才被发现。后经报道，事迹轰动海内外，她也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奋战滇缅路
南侨机工抵达中国后，大部分机工由负责军事运输的机构—西南运输处管理和安排。根据西南运输处的安排，各批南侨机工抵达昆明后，并没有马上参加军事物资运输工作，而是被送入设在昆华师范学校的“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受必要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以适应抗战运输的具体情况。经过严格的训练考核，机工毕业后，被派往西南滇缅公路等交通沿线城镇，参加军事运输。
据档案记载，截至1940年8月，西南运输处先后设立了23个运输大队。南侨机工被集中编入第5、11、12、13、14、15六个大队，其余机工混编于第1、3、4、9、16等大队，派驻滇缅公路沿线。至于汽车修理技术人员，除少数被安排在上述各队，随队任修理工外，大部分被分配到芒市、下关、保山、昆明、贵阳、重庆等地分设的汽车大修厂担任修理机工。南侨机工在中国的抗战运输服务，以1942年月5滇缅公路中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服务范围在中国西南地区和缅甸、越南等地。主要承担国外军事物资接转和运送至抗战前线、协助运输中国出口物资、国外运输白银以及运输“美国红十字会”援华物资的任务。第二阶段，除运输军事物资之外，还承担“驼峰航线”物资接转运输及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等工作。运输期间，南侨机工克服道路难行、天气恶劣、瘴气及敌方轰炸等困难，努力完成运输任务。南侨机工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战后“云南省华侨互助理事会”统计，约三分之一的机工牺牲在西南地区。如，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克服生活条件恶劣、敌机轰炸等困难，抢运南宁沦
陷前囤积在越南的6000吨军事物资。机工蔡汉良回忆了南宁失陷后抢运物资的艰难情况：南宁于11月24日失守，
又投入昆仑关战役。白天战火激烈，只得在夜间运输，每夜赶开三趟直至天亮。不久，昆仑关失陷，只得退入武鸣，又被包围三天三夜，才退入柳州。后又转到安南境内的高平。南宁抢运期间，机工运输区域是中日对峙军事对抗的前沿，南侨机工不仅要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日夜奔驰在越南和广西之间抢运物资，还要应对西南恶劣的自然环境，还缺乏基本的生活保
障。华侨义勇大队15大队44中队队长姜善带领南侨机工在南宁抢运期间的运输经历，是南侨机工艰难抢运的
真实写照。1939年10月13日， 44中队华侨机工在日军“天天轰炸，至属危险”的情况下，经南宁、柳州、南关、大连（越南地名）、越南同登、凭祥等地，于10月17日抵达大连期间，因“当午敌机来袭，所有官兵所带行李全被炸毁”，而当时“大连房屋，均为各机关公司租住”。在此情况下， 44中队全部机工“无处栖息，所有官兵昼则浴日，夜处山洞，风寒之侵，惟相视作苦笑”。根据安排，该队要在越南同登待命接受任务，但该地“居民稀少，无所出产，生活程度，高不可言，每遇警报，官生均须随车赴同暂避，常亘半日，始能出发”。
吴再春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机工，福建南安人，毕业于南洋马来亚华侨星洲道南学校。其兄吴再兴是新加坡华侨银行职员。吴再春擅长驾驶，在新加坡有“相当职业”，但“激于爱国热忱，放弃优越舒适生活，抛别父母妻子毅然归来”。1939年3月，吴再春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第三批机工队返国，1939年4月4日，到训练所参加训练。担任司机期间，他驰驱转运，劳瘁不辞。1939年7月16日，吴再春运载军品期间，在滇缅公路龙陵附近，“机器忽生障碍，车上缺乏修理器具，又因大雨，气候巨寒”。当时，吴再春“为个人生命本可行至他处所暂避，但因爱护公物，不忍离开车辆，卒至冻死”。吴再春“忠勇奋发，技术熟练，其在海外均有职业身家，其爱国行为确属难能可贵，爱护公物，奋不顾身，因此殉职”。1940年月1 1日，侨务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海外部三部门在保山为吴再春设立纪念碑。
1939年5月6日，新加坡华侨机工符晟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服务团，在“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受培训后，被编入第11大队31中队工作。1939年9月，“经奉调广西服务”参加南宁抢运，返回后继续在第11大队31中队参加运输工作。运输期间，符晟“途中奔驰，风雨无阻，多次患病”。1940年1月10日，符晟被诊断为“第三期肺结核病”，在下关医院住院治疗。经治疗其病逐渐好转，医生建议其“长期休养”。1940年2月12日，符晟不顾医生劝阻，出院继续参加运输工作，执行任务途中旧病复发，复于3月6日住院。终因病日渐严重，经多方诊治无效，于1939年5月11日病逝。
在抗日战争中国内机工技术人才匮乏的背景下，南侨机工响应祖国号召，担负起军事物资运输任务，不畏艰险，行驶在祖国西南的高山峡谷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构筑起中国抗战的军事补给通道，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