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左翼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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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世纪 年代，以左翼作家联盟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传播方式揭露社会黑暗面，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以巨大创作实绩打破了国民党独家把持舆论的格局，进而成为当时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潮。当苏区遭受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时候，左翼文化对国民党统治的冲击却呈野火春风之势深入人心，更使共产党的主张深得民心，从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他们在对前四次军事“围剿”失败进行总结反思中，发现红军总是“赶不尽杀不绝”，始终“剿而不灭”。由此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大批青年的思想被“赤化”而不断投奔红军，于是推出了“文化剿匪周”，通过办大批御用杂志、出“文化剿匪专号”，大肆查禁左翼文艺，疯狂抓捕左翼文化人等一系列措施。短短几年里，左翼图书被查禁1000多种，成百上千人被捕。同时，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还提出了“尊孔读经”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方针，试图消解左翼文化所带来的新思潮冲击。
然而，正如左翼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也高度评价：“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以及雕刻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左翼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迫使国民党当局从主要面对拿枪的红军，转为同时面对文武两支军队。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文化剿匪”同时并举的方针，说明了左翼文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在左翼文化从兴起到受压、从再崛起到再受压、既而再崛起的进程中，国民党在民意基础上开始走向衰落。可以认为，从整体格局上说，左翼文化运动使国共两党势能的天平已经开始明显倒向共产党，而这一走向自此再也没有发生逆转。
左翼文化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革命
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5年，当工农武装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的时候，左翼文化突出重围，不仅文学出版物大幅增长，而且在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各个艺术领域上，都有突出的表现。鲁迅和他倡导的杂文成为揭露黑暗、抨击国民党暴政的利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小说确立文学经典地位，蒲风、艾青、臧克家等人的诗歌唱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心声；话剧《雷雨》《上海屋檐下》、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相继演出；电影《狂流》《渔光曲》《风云儿女》《春蚕》等轰动全国；《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音乐作品脍炙人口；美术界接连举办声势浩大的全国木刻展览会，实际上是左翼美术的大检阅。
这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舆论导向，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当国民党当局拼命打压左翼文化，拼命妖魔化共产党，“围剿”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的舆论却是更加左倾化。九一八事变后，当局拼命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实际上除了一些政府的喉舌外，全国的舆论却都是异口同声的抗日，为免遭政府查禁还以“抗X”表示“抗日”。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的时候说：“两种‘围剿’都惨败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支与“朱总司令率领的拿枪杆子的军队”并驾齐驱的“鲁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军队”，与红军并肩作战，分兵抗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按照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到1936年秋，左翼文化组织已经全部解散，左翼文化人纷纷加入各种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左翼文化人皆投入抗战。作为有组织的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结束了，但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拿笔杆子的有生力量，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并没有消亡，而是进入了新的时期，对抗战文艺、延安文艺、大后方文艺和解放区文艺，以及新中国文艺，都有巨大的、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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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跃，尤其是日本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的蓬勃兴起，给予他
们很大的影响和启
示。他们急迫地要
求用文学作为向反
动势力斗争的武器，
在黑暗的国民党统
治区内开辟一个新
的战场，向国民党
黑暗统治发起进攻。
当时在上海的
左翼文化界，太阳社是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是由蒋光慈组织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1927年底，蒋光慈同共产党员孟超、杨 人、钱杏 一起开办了“春野书店”。1928年1月1日由蒋光慈主编，钱杏 、杨 人编辑的《太阳月刊》创刊，太阳社也宣告建立。与此同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也在上海开始了革命文学活动。创造社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于1921年6月成立。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相继回沪，同原在上海的创造社成员一起恢复创造社工作，开始了革命文化活动。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积极倡导革命文学，提出了“革命文学”口号提出以后，得到了广泛响应和支持。1928年1930年间，上海的左翼文化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加上原来已有的刊物，使上海的左翼文学界有了广大的空间。创造社革新《创造月刊》，创办《文化批判》《流沙》《畸形》《思想月刊》等杂志，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太阳社先后出版《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刊物。以洪灵菲、林伯修（杜国庠）、戴平万等为首的我们社，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的朝花社也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宣传、大倡导的洪流。鲁迅、郁达夫编辑的《奔流》，鲁迅、冯雪峰编辑的《萌芽月刊》，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郁达夫、夏莱蒂编辑的《大众文艺》，引擎社的《引擎》等刊物也先后问世。同时，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 的《死去了的阿 时代》、郭沫若的《留声机器的回音》《桌子的跳舞》等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看法和主张。左翼文学界在理论建设上和创作实践上都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
“革命文学”论争是左联发起的理论准备
与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同时，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力图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的关系，使文学运动为革命服务。但由于他们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缺点，表现在对当时革命形势作了唯心主义的估计，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功绩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大批进步作家排斥在革命文学战线之外，将鲁迅、茅盾等作家作为攻击的对象。为此，鲁迅和茅盾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创造社、太阳社作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革命文学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见解，纠正了他们主张中的偏颇之处。鲁迅先后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文章，提出许多中肯的见解。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文章，阐明对“革命文学”的看法。“革命文学论争”历时一年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文章约350余篇。论争中虽然暴露
了部分“革命文学”论者的一些错误观念，但通过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提高了作家们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化逐步加紧法西斯镇压，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化斗争的需要，迫切地要求革命文学阵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和宣传鼓动工作方针指出：“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及新剧、文学等团体。参加这些团体会议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刊物”；“用种种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有一普遍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评全国的思想和文艺。” 1929年6月25日到30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战略，并明确决定建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文委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委大力支持和推动革命文学运动发展，倡导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9年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陆续与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中央宣传部干事吴亮平谈话，提出停止“革命文学”论争，团结一致组成文学界联合组织的意见，要求左翼文化界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中宣部、江苏省委、中央文委随即响应，李富春找阳翰笙，潘汉年找创造社的冯乃超、太阳社的钱杏 等谈话，开始部署在党内推进，多次召开党内会议统一思想。11月左右，李立三指示潘汉年找冯雪峰与鲁迅沟通，并就是否使用“左翼”的用词请鲁迅定夺。鲁迅表示同意各方停止论争，组成联合战线。对于“左翼”这个用词，鲁迅认为可以用，这样旗帜比较鲜明。李立三本人也亲自与鲁迅谈话，双方取得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
指导和帮助下，一些攻击过鲁迅的同志转变了过去的态度，鲁迅对他们的观感也有很大改变。以前各文学团体之间以及个别作家所存在的成见和误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来激战不已的各个文学团体逐渐地从分裂状态走向联合，这就为左联的建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左联的成立是共产党文化战略的重要步骤
1930年初，潘汉年同冯雪峰、夏衍、钱杏等酝酿出了筹备委员会12人名单，包括创造社四人：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太阳社四人：蒋光慈、阿英、洪灵菲、戴平万；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群体方面有冯雪峰、柔石，再加上从闸北第三街道支部调来参与筹备的夏衍。2月16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举行“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即正式筹备会议，总结了过去文学运动的四点不足；提出了新文学发展的三个目标，决定成立左联；成立筹备委员会；推定了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冯乃
超等；确定了成立大会的基本内容。会后，分头落实，包括起草纲领、拟定参会名单、确定开会地点、通知参会、会场安全保卫等。2月24日，冯乃超和夏衍把纲领草案送给鲁迅审阅，鲁迅有所保留地表示认可。
左联成立大会的地点最终确定为位于窦乐安路233号的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该学校于1925年12月创办，1929年2月重组后，迁址于窦乐安路，由陈望道任校长，夏衍任教务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左翼文化人，如许幸之、彭康、朱镜我、冯乃超、郑伯奇、钱杏 、沈起予等。中华艺术大学政治氛围浓烈，学生思想活跃，全校生机勃发。会址选在中华艺术大学，一是因为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便于掩护。另外，左翼作家都在这一带居住。鲁迅的景云里住所与此咫尺之遥，直线距离仅数十米；冯雪峰、柔石等，创造社、太阳社都在附近。故而选择这里为会址是非常合适的。
1930年3月2日下午2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举行。经过协商推举，鲁迅、夏衍和钱杏 三人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会上，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党中央作了讲话（发表时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强调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作为左翼文化阵营的使命是成为这一革命的武器，左联要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接着鲁迅演讲，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他告诫大家：一是必须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与工农结合。二是必须真正理解革命的实际状况，革命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浪漫。三是不能以为文学家高于一切人。鲁迅对左联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必须持久、坚决，注重实力的斗争。二是扩大战线；三是培养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演讲后，彭康、田汉、阳翰笙等相继演说。之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下午4点，开始选举。经过选举，鲁迅、夏衍、郑伯奇、冯乃超、田汉、钱杏 、洪灵菲7人被选为常委，蒋光慈、周全平为候补常委。最后的议程是表
决提案。与会者踊跃提出提案，最终通过的提案多达17项，包括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分会、建立与国际左翼文艺界的联系、组织各种研究会、与国内各革命团体建立联动关系、启动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筹建工作、创办左翼刊物、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等。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才结束。至此，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左联的诞生，是党开始有组织有纲领地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标志。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它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界、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在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左翼文艺队伍成为领导新中国文艺的骨干队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新中国文艺。叱咤风云的文坛战旅左联，从上海出发，到瑞金，到延安，到新中国，始终陪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1933年9月，三位留美学生司徒逸民、马德建、龚毓珂研制电影录音机成功后，成立了电通公司，这是一家以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还音设备为主业的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春，公司改组为电影制片公司，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支持和帮助。
左翼电影小组把电通公司打造成“我们自己的公司”
身为党的电影小组五成员之一的司徒慧敏，为“三友式”电影录音设备的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又联系电影《渔光曲》制作方接受“电通”为其部分配音，而该片的热映使“电通”声名大振。随后司徒慧敏赴港开展电影配音工作时，看到原在沪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改拍电影做成大事业，遂起意让“电通”转以拍片为主业。鉴于捣毁艺华事件后上海电影界形势的逆转，增加一个由党内同志参与运作的电影公司定当有助于左翼电影运动与统治当局的周旋，党的电影小组为此积极努力。
司徒慧敏的进言，投合“电通”老板的逐利心态。“三友式”电影录音机在国内虽处质量领先位置，但难以同好莱坞技术比肩，技术瓶颈非短期所能突破，不如投身方兴未艾的国产有声片摄制，这倒是一片蓝海市场。然而，“三友”人多是做技术出身，在影坛无多人脉，办电影制片公司主要是出面融资，确保电影录音技术，在组建电影人才队伍方面完全倚重司徒慧敏。电通电影制片公司改组成立之际，由“三友”的领头人马德建任该公司经理，司徒逸民任厂长，龚毓珂任技术主任。由于司徒慧敏对“电通”的贡献突出，与司徒逸民又有亲戚关系，算是“自己人”，被委以制片主任的重任（一说先为厂务主任，后为制片厂主任兼录音主任）。
电影小组的夏衍、阿英与左翼作家郑伯奇，以及活跃于电影戏剧界的中央文委书记阳翰笙、文委委员田汉，中共党员、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组织部部长尤兢（于伶），以及共产国际共产党员孙师毅，都成为“电通”特约编剧。由于“电通”是小公司，加之国民党特务威胁恫吓电影界，说电通公司是共产党的公司、危险人物的公司，电影成功人士大多对“电通”敬而远之。为了将“电通”打造成为“我们自己的公司”，司徒慧敏等人侧重从左翼戏剧界、美术界引进新人，以致电通公司有“话剧同人的大本营”的美誉。
然而，正因为电通公司的导演、演员多为初次“触电”，对拍片缺少经验，“电通”摄制首部电影险些遭遇倾覆之灾。“电通”的第一部片是拍袁牧之编剧的《桃李劫》，敷演一对走出象牙塔的青年情侣在黑暗社会中理想折翅，最终先后沦亡的悲剧故事。袁牧之是叱咤舞台的戏剧界风云人物，尤以化装造型著称，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