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风云儿女》诞生记
1933
导语： 年，随着左翼文化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组成由夏衍、钱杏 （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参与的左翼电影小组。在电影资本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左翼电影迅速占据市场。电通公司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也与共产党关系最为亲密，在短暂的存活时间里虽然只拍摄了 部影片，但每一部都是出色的左翼电影，其中一部就是《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为我们的国歌。那么，电影《风云儿女》是如何诞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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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剧本荒的问题，在司徒慧敏的张罗下， 1934年秋初在马德建家举行恳谈会。田汉承诺自己要写一个剧本来支持他们，并大体谈了自己的构思：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表现知识分子由象牙塔毅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后定名为《风云儿女》，它成为电通公司摄制的第二部影片。
从田汉的故事梗概到夏衍改写电影文学剧本，最终由许幸之实现电影台本
当时田汉非常忙碌，既要躲避“通缉”，又要构思话剧《回春之曲》的创作，并拟将此与《水晶灯下》一起组织公演活动，还常为《中华日报 戏》周刊和《大晚报 火炬》副刊撰稿。尽管如此，田汉还是按计划于1934年11月完成剧本。
田汉辗转送来的创作是“十来张直行的稿纸”（一说“写在几页十行纸上”），上面“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称作故事梗概”。司徒慧敏回忆当时的题目是《凤凰涅
图》。这题名显然照应故事中的《凤凰涅图》，故事有意借抒写儿女之情，寄寓中华民族勇浴战火去获取凤凰涅 似新生的希冀。这一创作灵感源自郭沫若的诗作《凤凰涅 》。田汉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因为倾倒于郭沫若的才华，而与其订交。他最初创作的话剧《梵峨璘与蔷薇》所写大雁从火中飞出的台词，显然也是受郭沫若《凤凰涅 》的影响；为追悼亡妻写作的《荆棘之路》，又化用郭沫若创作的凤凰新典：“谁不以为这朵病的蔷薇（ sick rose）重向春风颤抖，涅 后的凤凰（ phoenix）又从死灰中复活呢？”但是，这回凤凰涅 与民族新生勾联起来。女主人公叫阿凤，后改名为新凤，寓意为新之又新的意思；男主人公姓辛，辛者新也，叫辛白华，华是“中华”的华，均极具象征之意。这个故事梗概一度改名为《凤凰的再生》，田汉最终又定名为《风云儿女》，这无疑更具奋勇抗战的时代气息。
以故事梗概拍摄成影片，在无声电影时代是可行的，但是拍摄有声电影绝难运作。田汉
并非不知此理，只是他以往的电影经历使其形成了如此创作方式。据许幸之《〈国歌〉诞生前后—〈风云儿女〉拍摄追忆》手稿显示，当夏衍将田汉的故事梗概文稿交给许幸之看后，许幸之“感到内容单薄了一些，几个主要人物的刻化还不够生动，一些情节过于浪漫，因此整个故事内容还显得单薄，不够充实。”他说出心中的忧虑，夏衍当即宽慰：“田汉原著的不足之处，我会在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时加以弥补，你尽管放心好了！”
夏衍正是《风云儿女》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者。他曾将其称为“电影台本”，后自我修正为“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台本，也就是分镜头剧本，是基于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更有助于导演指导电影拍摄的又一文本。《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刊发了《风云儿女》“原著”，题目下又有一行说明：“电影《风云儿女》，系据此原著改编”，田汉曾误认为这就是他创作的剧本。事实上，该文本近1.1万字，绝不是十来页的十行字纸所能写下来的；此外，该文本故事情节与电影的成片近似，部分对话也为电影沿用，据此可以判定这应该就是夏衍执笔的电影文学剧本。问题是夏衍将自己写作电影文学剧本的时间误记为1935年“二一九”大逮捕之后，这就与电影台本的创作时间产生了冲突。
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青青电影》画报月刊第10期中报导：“电通第二剧《风云儿女》已通过，导演许幸之往苏州分镜头，已公毕返沪。闻新年后开始摄制”。该刊编辑正是“电通”人周伯勋，那期画报还报导了《桃李劫》在前一天开映，消息来源应该可靠。当时电影公司通行编、导合一，导演参与分镜头工作原是份内之事。许幸之后来在《电通半月画报》第3期发表《〈风云儿女〉的自我批评》一文，也提到自己“从分幕到分镜头，从演出到剪接”注意把握影片主题云云。孙师毅1959年接受电影资料馆访谈时追述田汉的故事梗概经夏衍“分幕”后，由“许幸之写成剧本”，许幸之写的“剧本”应该就是电影拍摄剧本，也就是电影台本才是。
电影主题曲定名《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写作电影台本完毕，经过剧本审查程序，导、摄、演、美等一干人等配齐，电影也就进入实拍阶段。据许幸之回忆，执导开拍《风云儿女》是在1935年的早春。当时还是电通公司在南郊斜土路租借的摄影场，与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摄制组日夜轮班交替使用摄影棚，并幸遇主演《新女性》的女影星阮玲玉。《新女性》在1935年2月2日夜首映，因此《风云儿女》开拍不当迟于这天。其后，电通公司被迫搬迁至荆州路405号，《风云儿女》在新改建的摄影棚续拍。
《风云儿女》的摄制，为一首经典永恒的歌曲创作提供了契机。田汉有意要发挥“电通”录音器材的优势，在该片设置歌唱情节。听说电通公司选定的女一号是擅唱的王人美，且要亲演片中的铁蹄下的歌女，田汉还曾想过为她多写几首插曲。但是，田汉最终只交出一首歌词，且是否写在香烟纸上还引起争议。因为田汉被捕后曾由其夫人从狱中带出一张香烟纸，上写狱方强迫其留指纹而作的一首七律，就有人认为香烟纸写的不是《风云儿女》主题歌歌词。其实，完全有可能田汉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香烟
纸上分别创作了一首歌词（田汉明言是写在被捕前）、一首七律（入狱后）。《风云儿女》主题歌歌词原作于香烟纸上，此说至少有4位见证者：孙师毅、许幸之、夏衍，以及孙师毅的夫人蓝兰，前3位都有追述文字存世。
既有歌词，于是就有了聂耳来抢任务的一段轶事，见证者有夏衍、孙师毅，还有于伶。夏衍回忆，原歌词因被茶水濡湿，有几字看不清楚，他自己不作诗也不懂诗，就由“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孙师毅“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上，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句话本身就有语病，既然原稿看不清，又何来修改前的原句？事实上，孙师毅是在聂耳谱曲创作中帮助修改了歌词：“当时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原歌词其实当为“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这一句音乐不易流畅处理，且收煞总觉得不够有力，聂耳就来找孙师毅商量。二人商议之下，便“将歌词加以更动”。于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蓄积了爆发的力量，一个“前进”意有不足，遂复叠数次，将歌者一往无前的勇毅与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当聂耳向许幸之来试唱他的创作时，许导演觉得煞尾还不够有力，聂耳当即修改，将歌词结束部分由“前进！”凝炼
为一个“进！”字。
《电通半月画报》刊发的《风云儿女》原著最后便是主题歌歌词，看似是两段歌词，但是田汉后来见了都认为两段大同小异，没必要重复，其实前一段才是田汉的原作，后一段是歌词的第三版本，之间还有电影台本保存的第二版本，以第三版本最接近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前两版本均用“中国民族”一词，在第三版本改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于这一重要改动，虽无历史见证者，却可从田汉、聂耳以往的作品中寻找解答的线索。聂耳为田汉《回春之曲》谱曲，就已将“中国民族”改成了“中华民族”。该剧《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歌词分别采用“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二词所指在民国有时混用，但置于歌词语境却涵义有别，前者（中国民族）专指中华民国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而后者（中华民族）侧重歌咏的是在海外生活的华夏民族。而1935年春聂耳任职的上海“百代”将《回春之曲》等所作插曲灌制成唱片，《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所唱的都是“中华民族”，不再有“中国民族”。正如将《告别南洋》之歌的“中国民族”改成“中华民族”，聂耳将《风云儿女》主题歌歌词也作相应的修改。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原本不必生分。日本侵华激发空前的民族危机，无论是在祖国疆域之内还是海外世界，不管是何种阶层，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迫近。为此，能够包含“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取代前者势所必然。
聂耳去日本前基本完成了《风云儿女》歌曲的谱曲工作，赴日后不久便寄《进行曲》乐谱给孙师毅和司徒慧敏。从歌词曲谱完整而言，这就算是定稿，但歌名未定，“进行曲”显然不是歌名。事实上，“进行曲”这三字，也是聂耳留日期间受日本以进行曲为名的侵华音乐的刺激而来。当时，孙师毅主编《电通画报半月刊》要发表此歌曲，需要拟定歌名。电影文学剧本称此为“军歌”，片中又提到东北有义勇军，左翼电影多有表现关内关外的抗日义勇军，于是，《进行曲》顺理成章地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1930
导语： 年，由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直接领导和组织的左翼戏剧运动是国民党统治区戏剧运动的主流，它在戏剧战线上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在话剧创作和演剧艺术上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将我国的话剧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其间，在广场剧创作和演出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推《放下你的鞭子》，从九一八事变后至 年抗战结束，这部剧在大江南北演出次数最多，甚至到美国演出惊动了罗斯福总统。本文为读者讲述这部抗战名剧诞生的前前后后。
1945
挨饿，过着流亡生活的罪魁祸首。于是，预先安排在观众中的演员领头高呼口号，演员观众打成一片，同声相应，全场沸腾。
最早的“剧本上并没有把口号具体写出，以后在演出中，根据宣传场所的政治环境、观众的觉悟水平，由演员机动处理”。也就是说，鞭子应该“指向谁”这个主题的点明，要看演出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1931年，南汇县城将按例于10月10日举行文娱庆祝活动。陈鲤庭就去信邀请上海“左联”的熟人，利用节日来南汇作一次宣传演出。很快，剧团派来了谢韵心（章泯）、梁耀南、卜洛和密司张。这三个人他都不认识，只是读过谢韵心写的戏剧论文。在商量演出什么节目的时候，他给谢看了《放下你的鞭子》。谢说：“就演你写的。”随即一齐从大团去南汇，由谢导演，在演艺会上作了第一次演出。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在不计其数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出中，有三个演出本影响最大：一是陈鲤庭、王为一演出本；二是张瑞芳、崔嵬演出本；三是金山、王莹演出本。
1933年1月陈鲤庭成立了骆驼剧社，他向剧联提出要王为一马上参加剧社去嘉定县演出。这次演出的组织者是瞿白音（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和葛一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他们当时都在大同大学读书，都是剧联盟员，在家乡嘉定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于是想在家乡组织一次进步戏剧公演，由骆驼剧社组织剧目，地点在嘉定公园内的广场。同时，在公园的走廊上还举办了胡一川的木刻展览会。
演出共三天，每天两场。剧社准备了七八个独幕剧，其中有两个是新排的剧，一个是《谁是朋友》，一个是《放下你的鞭子》。《谁是朋友》是根据外国的木偶剧改编的。
《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本初稿在浦东一所中学试演，演员都是学校的教员。剧本修改后在嘉定作第一次演出，又经过正式排练，导演是戏剧家左明，王为一演卖艺老汉，女儿由朱铭仙扮演。剧本内容是表现抗战前北方某地遭受水灾，地主乘机与官方勾结，私吞灾款，迫使灾民逃奔他乡，靠卖艺为生，是一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戏。左明还教了几句老汉的开场白：“小小鞭儿转悠悠，五湖四海皆朋友，南边收了南边去，北边收了北边有。南北两岸皆不收，大河两岸渡春秋。”这几句开场白是剧本上没有的，王为一演这出戏时就有了，王为一和闺女开场打了一阵锣鼓后就念这个开场白，念一句，敲一下锣鼓，很像那么回事。此为王为一演出本的第二次演出。
抗战一开始，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改编为上海救亡演剧第三、第四两队。王为一在第三队，《放下你的鞭子》成为该队的保留节目。演王为一女儿的，也由田蔚改为新入团的顾敏书，她长得瘦小，演这个角色更加合适。因为三队沿着沪宁铁路线工作，根据客观需要，女儿加唱了一段电影《马路天使》中的插曲《天涯歌女》。按说北方逃荒来的卖艺姑娘，都会耍几套刀枪拳脚的，可南方姑娘不会，只能唱个小曲儿什么的。这时，王为一就拉起二胡来，小姑娘唱到高音时，嗓子给卡住了，咳得厉害。老汉生气了，骂了她，要她好好儿重头唱起，但姑娘只是咳个不停，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老汉更加生气，正扬起鞭子要向姑娘打去……“放下你的鞭子！”一声怒吼，震动全场，一个青年工人跳上台……
从1931年至1936年，上海剧联成员将《放
下你的鞭子》一剧前后演出过六次。1933年5月，法南区委以纪念国际劳动节为名，举行庆祝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军事“围剿“胜利的报告会。地点在南昌路雁荡路某小学操场上。参加者是与民权保障大同盟有密切联系的滨海中学、南光中学、泉漳中学的党员和进步学生。报告会结束后，由剧联所属的剧社联合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王三》《婴儿杀戮》等三个独幕剧。
北平演出轰动一时
1937年4月，张瑞芳和崔嵬一起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谱写了张瑞芳演剧史上难忘的一页，也在北平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次演出活动是北平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以刚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为核心出面发动和组织的。当局调动大批军警在演出地北平香山四面包围学生，如临大敌。张瑞芳对这次终身难忘的演出作了深情的回忆：
“学联”主持人见机行事，采取果断措施改变行动步骤，把七千多名学生立即在广场上分成若干小组，分发事先准备好的一纸袋一纸袋的面包食品。学生们边吃边做游戏，分散为一堆堆，围圈子玩丢手帕、”碰球“和唱歌。荷枪实弹的军警看到学生在玩，没见其他活动就放松了监视，他们麻痹了。
这时，我和老崔以及两位扮演青年工人和小伙计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从附近农民那里借来几件衣服就开始化妆了。崔嵬扮演卖艺老汉，穿着老乡的旧棉袍，一根麻绳系在腰间，戴一顶无檐毡帽，用旧报纸折成方块遮在额前当作帽檐。我扮演香姐，穿的短袄和花裤子也是借来的。刚好附近有人在耍把戏卖艺，我们把他那副挑担租来了。一敲响锣鼓，七千多人围起一个大圈子。在广场上，我们的《放下你的鞭子》就开演了。
我曾经在家里按照一些歌舞团的照片自编一套形体训练，练过踢腿、劈叉、弯腰的功夫，这回全用上了。戏一开始，随着锣鼓声，我弯腰，踢腿拉架子，弄得自己倒蛮有自我感觉的，先唱“凤阳花鼓“，事先布置好4的观众带头叫好；又唱“九一八”小调：“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香姐因为饥饿和内心苦痛唱不下去了，观众喝倒彩，卖艺老汉忙让香姐练武术，她因为气力不支摔倒了，老汉气得抽出腰里的鞭子鞭打香姐，一个青年工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戏进入了高潮……
《放下你的鞭子》虽然台词写的文绉绉的，但观众和演员都很动心。华北危在旦夕，我们不能做亡国奴，亲眼见到许多东北流亡同学没有了家乡，受尽了苦难。我们不是演戏，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我越演越动情，眼泪刷刷不停地流，许多观众同学也是流着眼泪看。当青年夺下老汉的鞭子把卖艺老汉推倒在地后，崔嵬躺在地上也真的哭了起来。当我大段叙述我们的苦难生活时，忘了词，就跑到躺在地上的崔嵬身边哭着叫爸爸，感情始终没有中断，眼泪稀里哗啦，说不出半个字，崔嵬就躺着给我提词……戏的末尾，青年弄清楚他们是父女关系，向他们讲了团结抗日的道理后，转而对观众说，请大家帮一帮他们父女的忙吧……话还没说完，围观的同学就掏钱往我们场地上丢，一下子满地都是铜板，还有银元和钞票。大家帮忙收捡起来，最后把崔嵬那个装化妆用品的广东藤箧塞得满满的，我们把钱交给了“学联”。
参加这次广场演出，对我来说，像开辟
了当政的罗斯福总统。1945年3月15日晚，她应邀赴白宫演出了抗战戏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席上坐着罗斯福总统夫人、华莱士副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白宫高级官员以及驻美各国使节。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剧终掌声不断。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放下你的鞭子》在北平、上海、汉口、成都、重庆、昆明、福州、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纽约等地相继演出，崔嵬、金山、赵丹、陶金、吴雪、王莹、张瑞芳、章曼苹等许多著名演员都演过此剧。
该剧出版过很多不同署名的演出本和改编本。有署陈鲤庭著、王为一改编，有署崔嵬著，也有署一群作者，或署佚名。初刊于1937年6月上海戏剧出版社版《1936年最佳独幕剧选》（阿英编）。改编本有：《放下你的鞭子》（王为一改编）、《香姐》（张逸生改编，国立戏剧学校演出本）、《齐心打日本》（卢荻改编）等。
1937年12月初，国立戏剧学校（后升格为大专，即国立剧专）在长沙举行第三次公演，由曹禺率领演出街头剧《疯了的母亲》（曹禺二届毕业生骆文宏编）、《香姐》（张逸生改编）、《警号》《东北之家》四个小戏，公演三日，曹禺同学生一起高唱抗战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备受广大观众欢迎。
2009年，经众多专家学者研究和考订，这一弘扬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原著作者为陈鲤庭，剧本收入由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的《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第3卷。2007年4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公开出版。
注释：
[1]张瑞芳：《难以忘怀的昨天》，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 — 22页。
[2]孙瑞珍：《中华女杰—记艺术家王莹》，《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第四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1935年，而立之年的冼星海结束了在法国的音乐求学之路，回到祖国。在目睹祖国危难四伏、遍地疮痍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创作能够鼓舞人民及将士的救亡歌曲和积极进步的电影音乐。1938年，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师生的盛邀，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延安的革命精神和氛围极大地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热情，他不但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在此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进步音乐 作 品。1939年3月， 他 读 到好友光未然在病床上口述完成的四百余行以母亲河—黄河为描写对象的长篇诗作，巨大的思想
冲击和强烈的精
神共鸣，促使他迸发出丰富的创作灵感，西方的音乐形式与作曲技法同他脑海中中国的民族音乐血脉与战斗精神盘绕交织。他在延安鲁艺山坡的小窑洞宿舍中，废寝忘食，昼夜不分，以满腔的激情和驰骋的想象，仅用6天6夜的时间便创作完成了大合唱《黄河吟》的全部音乐部分。
事实上，这并不是冼星海和光未然的第一次合作。此前，二人已经联袂创作过抗战歌曲。光未然曾经这样形容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