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石油人的燃情岁月
1959 9
导语： 年 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我国松辽盆地发现世界级大油田。次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庆开展一场石油大会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大庆石油工人和石油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实干苦干加巧干，建立起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挺起了共和国石油工业的脊梁。同时，伴随着大会战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亦成为支撑新中国石油工业自强不息、快速崛起的“精神能源”。
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8年，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所带钻井队获得了“钢铁钻井队”的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选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到北京开会。他看到北京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都背着个大煤气包，一问才知道，是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一下子都落到了自己肩上。”群英会期间，他得知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异常兴奋，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1960年3月，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奔赴东北，参加石油大会战。
到大庆后，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队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会战初期，大型机械不够用，几十吨重的钻机卸不下来。他带领全队队员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经过三天三夜奋战，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矗立在了荒原上。
第二天清晨，阳光刚披上井架，王进喜就用有力的大手握住冰冷的刹把，钻机的轰鸣声在金色的晨光中响起。可这时拉水的罐车还没到，水管也没就位。没有水，钻机就无法正常工作。王进喜和队友们便用水盆、铁桶等工具去远处取水，在早春的寒风中整整打来50吨水，保证了油井顺利生产。王进喜日夜吃住在井场，仅用五天零四小时，他就和队员打完了第一口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当地一位赵大娘感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铁人”这一称号从此传遍中国。
大庆会战的日子里，王进喜写了一首诗歌：“大地回春练兵忙，磨好刀枪整好装。只待战令一声下，跃马扬鞭上战场。庄稼喜雨花朝阳，会战全靠共产党。中华民族站起来，世界冠军要咱当。”诗歌虽少一些文采，但会战人的热血和激情却跃然其中。也正是靠着这种拼命苦干的铁人精神，会战队员才能最终战胜险恶的荒原。一次，王进喜和工友刚结束了一口油井的钻探，正搬运井架“搬家”，一根上百斤重的钻杆突然从井架高处掉落，重重地砸在了王进喜的小腿上，他疼晕了过去。醒来后，看见工友正在抢救他而没有继续拆卸井架，王进喜着急地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为了不让别人担心，他咬牙站起来继续指挥。刚刚拆卸了井架，他就因为失血再次昏迷。工友将他送往医院，但王进喜只在医院待了几个小时，就连夜拄着拐杖搭乘运送物资的卡车回到了钻井队。大家赶忙帮他收拾床铺，让他休息。可还没安排好，王进喜已经拄着拐去了井场。
一天，拄着拐在井场指挥的王进喜听到轰隆一声，钻机上几十斤重的方瓦突然飞了出来：井喷的迹象出现了，如果不立即封住井口，埋
藏在地层深处的水、原油和天然气，就会夹带着泥沙，顺着井口喷出来，不仅井毁人亡，甚至连高大的井架也会被吞没到地层里。压井喷需要用重晶石粉调泥浆，但井场上没有，王进喜当机立断，决定用水泥代替。大家把一袋袋水泥倒进泥浆池，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都沉在池底，起不到作用。见此情形，王进喜把双拐一甩，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泥浆。受队长感染，队员们也纷纷跳下泥浆池。王进喜和队员们整整在泥浆池里搅拌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井喷压了下去。油井和钻机保住了，队员们的手上身上却被碱性很强的泥浆烧起了泡，王进喜情况更严重，全身被烧起了泡，受伤的腿流出大片脓血。
由于长期的积劳成疾，王进喜在他奉献了全部血汗的大庆工作了11年后，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事业，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却激励着了一代代石油工人。
“五把铁锹闹革命”
石油大会战是为共和国的工业奠基，是为红色中国创业。会战胜利的根基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穷二白的石油会战，靠的就是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会战时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会战工人没有主动向上级“伸手”，更没有坐等国家的建设物资到位，而是在茫茫荒原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设起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薛桂芳带领会战职工家属“五把铁锹闹革命”的事迹便是会战人艰苦创业的典范。
1960年，薛桂芳随丈夫从甘肃来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当时的大庆人烟荒芜，粮食住房供应都很紧张，会战职工只能靠“野菜包子黄花汤”度日，很多人因此患上了浮肿病。面对这种情况，生性不服输的薛桂芳决定自力更生，不给组织增加负担。1962年， 45岁的薛桂芳第一个响应会战工委“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带领王秀敏、杨学春、丛
大庆油田勘探之初，外国专家曾断言，中国是贫油国，再怎么折腾也找不出多少石油来。等到发现油田了、出油了，又有人断言：中国技术落后，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不了这么复杂的油田。但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服输不信邪，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偏见与嘲笑。吴崇筠、朱康福夫妇就是会战时期众多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代表。
吴崇筠、朱康福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抗战后期同赴美留学，分别专攻地质学与采矿学。在报纸上欣闻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两人当即决定暂停在美国攻读的博士学位，回国工作。回国后，夫妻二人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1954年吴崇筠调入新建的北京石油学院，朱康福则留在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两人从此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奋斗了一生。
大庆会战开始后，吴崇筠就扔下家中的3个孩子，随同石油学院师生支援会战。为加快勘探进度，她在会战现场组建地质实验室，对岩芯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和研究。她和石油学院师生一起想办法，从废弃的设备中拆下所需仪器；跟工人们一起“干打垒”建房子，跟钻井队员一起啃窝窝头、住地窖子。雨季来临，外面下大雨，帐篷里下小雨，为了不把岩芯淋湿破坏实验数据，她把仅有的雨衣拿来遮盖样品，自己淋雨坚持工作，最终用11400米的岩芯和相应的分析对比资料计算出了大庆油田的地质储量，一举打破了中国“贫油”的魔咒。而她的丈夫朱康福则在会战现场专攻超声波原油降凝的技术开发，在苏联专家撤走、技术资料残缺的情况下，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保证了油田的稳产高产。虽然吴崇筠也在大庆，但朱康福一年也见不到妻子几次，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会战工作中。60年代，朱康福受石油部委托，担任大庆炼油厂总设计师，完成了100万吨炼油一期工程和250万吨的二期工程，宣告中国人具备了自主建设大型炼油基地的能力。
1963年10月，大庆炼油厂一期工程投产，当年12月，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吴崇筠、朱康福作为参加大庆会战的专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旁听了会议，他们听到周总理的报告时，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无数个像吴崇筠、朱康福夫妇一样的石油科技工作者，怀着祖国尊严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动机，抛弃功名利禄，在艰苦的会战中滚了一身泥巴、炼了一颗红心。
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其中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融入了共和国的工业血脉之中，成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动力与源泉。■
涂”“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归根结底，是缺乏充分的资料和数据，对地下构造复杂的特点认识不够，和“闭着眼睛”摸瞎没什么区别。
为摸清油层规律，开发系统确定了包括录井资料、测井资料、岩性资料在内的20项资料、72种数据，被石油界视为“石油开发法则”。石油人为每一口探井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井史资料，通过取全取准资料，就像拿起望远镜看到了千米地层；通过“办地宫、游地宫”科普展览、地层分析大赛等群众性搞地质活动，就好像人能钻到千米地下，把油层看清楚。一系列“狠抓第一性资料”的要求，使科学开发油田的理念深入人心。
开辟开发试验区，一切经过试验
1960年5月，萨尔图油田首先开辟了30平方公里的生产试验区，进行开发方式的试验。到1963年底，试验区扩大到146平方公里，年产油能力定位在500万吨，这其中包括以早期注水为中心的“十大试验”和“糖葫芦封隔